..續本文上一頁叁歲一造爲准，州縣爲基層編製單位。這種製度從唐代開元十七年啓發。根據“佛祖統紀”記載：

　　敕天下僧尼叁歲一造籍，供帳始此。述曰：“出家學道要在從師受戒爲之製，初未嘗挂名于官籍。自漢明至唐初莫不皆然，至則天廷載始令二衆隸祠部，而明皇正觀始令叁歲造籍”。[31]

　　這段話說明唐代出家的僧尼要接受各級官府的限製，而且，要系籍于官，跟以前不同，以前想出家學道跟著師父就行，到唐代不行了。唐代統治王權對僧團控製進一步強化，從叁歲造籍的實施後，因爲天寶年間的混亂，造成烽火亂起，使得戶籍紊亂與土地製度崩潰，掌控僧團的力量減弱。天寶八載(749)，改“每十載一造，永爲例程”。[32]

　　“請申僧尼奏”：的內容：每十載一造，永爲常式，諸州府近日因循，都不申報，省司無憑收管造籍。起今以後，諸州府僧尼已得度者，勒本州府具法名俗姓，鄉貫戶頭，所習經業，及配住寺人數，開項分折。籍帳送本司，以明真僞，又將諸州府及京城應置方等受戒，僧尼生死及還俗者，其告牒本寺網維當日封送祠部，其余諸州府，勒本州申送，以憑注毀。又諸州府僧尼籍帳，准元敕十年一造，今五年一造，又天下僧尼冒名及非正度者，緣經恩赦。自太和叁年(829)十一月十八日敕前，無憑追勘，自今以後，伏請加禁斷。[33]

　　這份奏折的內容很複雜，說明唐政府對佛教進行管理的細節，有關僧尼的籍帳要寫清楚個人的來曆如：所習經業及配住寺人數，僧道徒的姓名、年齡、籍貫等詳細情況，著重反映當年變化情況，即當年“新收”(新披剃和新系帳者)和“除附”(還俗、去世)。要每年及時准確地供送剌帳，就必須做好日常入籍與銷籍等事。而釋道死亡、逃亡等銷籍則較入籍複雜。再看下一段所記載：根據“唐侓疏議”的規定：

　　諸私人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有家長，家長當罪。以除貫者，徒一年。本官主司及觀寺叁網知情者，與同罪。若犯法合出觀寺，經斷不還俗者，從私度法。即藍臨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罪止留叁千裏。[34]

　　唐代僧尼籍帳嚴密的製度，官方荷克的禁令亦無法禁絕私度的風行。長期以來政府無法管理上的弊端。以致造成僧尼水平高低的明顯。

　　5. 高僧籍貫的分布

　　僧尼弘法則是遊離不定，而且多數遊化僧尼孤鴻雲遊，政府欲管理僧尼的籍貫是艱難不易，所以進一步對僧尼強化分布的政策，根據“續高僧傳”、“宋高僧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叁部僧傳的統計，唐代高僧共有555人比較確實有籍貫。其中約有四分之一出自江南東道，河東道和京畿道次之，占唐代高僧總數10%左右。黔中道居二十一道之末，無出一人，關內道二人，山南西道則有六人，只占總數1%。[35]從高僧出身的籍貫分布，多數出在寺院密集區，我們進一步來看辛德勇歸納唐代前期高僧的籍貫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區、帶有：(1)河渭分布帶，以東西京和蒲州爲核心，(2)太湖、錢塘分布帶，北起淮南道揚州，貫連江南東道的潤州、常州、蘇州、杭州，南止越州，(3)漢水分布帶，以漢水下遊的荊、襄二州爲分布核心，(4)川西分布帶，北起山南西道的利州，南接劍南道的劍州、綿州、梓州、漢州、益州、蜀州、眉州，又以益州爲其核心，(5)太原盆地分布區，主要以太原府及汾州爲主要密集處，(6)珠江叁角州分布區，廣州、循州、新州和恩州爲主要區，(7)紅河叁角洲分布區，由峰州、交州、愛州叁洲所構成。這是唐代對僧團的管理核心。另外，從高僧的籍貫分布我們也要注意到當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發展的情況必有關連，如洛陽自東漢以來就是北方佛教的重心，玄奘大師出現于偃師，與環境有大的關系。根據辛德勇先生的歸納，唐代高僧籍貫地理分布在安史亂之後，南方諸道所出高僧已大大超過北方。[36]

　　6．結論

　　唐代建寺院，是由皇帝诏令，建寺的經費皆有國家財庫出資擇地營建，寺院是佛教的重要設施，是僧侶生活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們坐禅、念經、布法的主要場所。寺院的修建數量、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發展的狀況。寺院名稱也一般由政府頒發。此外，還允許修造招提、蘭若等私人佛堂。因此敕建的“官寺”無法罷脫官方控製與管理。在官寺之外，則是君主诏建與皇室、官吏捐施的寺院，其中國家的大寺皆屬爲先人其冥福而建寺。

　　另外，高祖、太宗、高宗借下昭沙汰僧尼或檢括私度，說明寺中的僧尼泛濫，導致僧尼龍魚混雜，薰莸不分，度牒製度代表國家權力將掌握在僧團手中的剃度權奪回。唐代度僧的製度已有密切規範，取得度牒途徑不同而異，可分爲：一、試經度僧，二、贈牒出家，叁、是由私人出錢購買度牒而出家。製度良善需依賴強有力的政府執行，但是，政府常成爲破壞規製的首者，經常恩贈度僧的度牒，使度牒失去價值，接著，買賣度牒以籌軍需，這樣的製度，使得中央對僧團受戒與管理更加難以控製。

　　同時，唐代對佛教的寺院、僧尼的管理，是包括寺額、僧籍、僧官選任、度僧、僧尼寺外活動的管理，以及僧尼籍貫的分布等。這是統治者尊重佛教發展壯大這一曆史事實，並以此爲依據，製定相應的佛教政策，就必然能使佛教爲其所用，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客觀而言，也有助于推動佛教中國化的曆史進程，加速佛教的中國化發展。

　　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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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漙撰，《唐會要》，臺北世界書局，民國71年12月四版。

　　呂澄著，《中國佛學源流略講》，臺北，裏仁書局，民國74年1月。

　　陳寅恪著，〈武曌與佛教〉，收入《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九思出版社，民國63年4月。

　　唐玄崇撰，《大唐六典》，北市，文海出版社，民國63年出版。

　　黃聲孚著，《唐代佛教對政治之影響》，香港，作者自印，民國48年4月。

　　湯用彤著，《隋唐佛教史稿》，臺北，木铎出版社，民國72年9月。

　　聖嚴法師著，《戒律學綱要》，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東初出版社，1996年12版8刷。

　　道宣，《續高僧傳》，臺北，文殊出版社，民國7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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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圓仁著，《入唐求法巡禮記》，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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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運喜著，〈唐代中期的僧伽製度〉—兼論與當代社會文化之互動關系博士論文，民國85年。

　　唐玄崇撰，《大唐六典》，北市，文海出版社，民國63年出版。

　　張弓著“漢唐佛教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白文固、超春娥著，“中國古代僧尼名籍製度”，西甯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劉俊文撰“唐侓疏議箋解”卷十二，(私入道)條，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1]參見謝和耐著，耿升譯，“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另外“佛祖統紀”卷叁十六，“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341。

　　[2]張弓著“漢唐佛教文化史。上”，頁181。

　　[3]“全唐文”卷3，高祖(沙汰佛道诏)，頁38.

　　[4]“唐會要”卷四十八，(寺)條，頁849－852.“佛祖統紀”卷叁十九，(CBETA, T49, no. 2035, p. 363, c15-16)。

　　[5]“唐會要”卷四十八，(寺)條，頁845。

　　[6]“佛祖統紀”卷叁十九，：“爲皇太子承幹建普光寺，敕沙門法長居之，爲太子授菩薩戒”，(CBETA, T49, no. 2035, p. 364, a19-22)。

　　[7]“新唐書”卷八十叁，(諸帝公主.晉陽公主傳)，頁364。

　　[8]“釋氏稽古略”卷叁，“太宗文皇帝”：“貞觀五年(631)，帝爲母後于慶善宮造慈德寺，及于昭陵立瑤臺寺。。。”“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814.

　　[9]“唐會要”卷四十八，(寺)條，頁846。

　　[10]參見張弓著，“漢唐佛教文化史.上”，(造設篇)，頁188－190。

　　[11]參見李錦鏽著，“唐代財政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上卷)第叁分冊，第叁編“唐前期的財政支出”，頁1144－1178。

　　[12]“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七，李師政“辯惑一”，頁1604。

　　[13]參見廖幼華著，“曆史地理學的應用－嶺南地區早期發展之探討”(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頁184－185。

　　[14]《法苑珠林》卷100，(CBETA, T53, no. 2122, p. 1027, c4-8)。

　　[15]《佛祖統紀》卷45，(CBETA, T49, no. 2035, p. 414, a27)。

　　[16]“佛祖統紀”卷叁十九，(CBETA, T49, no. 2035, p. 366, b17-21)。

　　[17]“佛祖統紀”卷叁十九，(法運通塞志.唐玄宗)，“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373。

　　[18]有管度牒製度出現的時間有天寶五載(746)與天寶六載(747)的不同記載，參見白文固、超春娥著，“中國古代僧尼名籍製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62－63。

　　[19]“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頁459。

　　[20]“不空叁藏表製集”卷一，“降誕日請度七僧祠部敕牒”，“大藏經”第五十二冊，頁831。

　　[21]參見白文固、超春娥著，“中國古代僧尼名籍製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65。

　　[22]“虛唐和尚語錄”卷四，“示行者智潮”條，“大藏經”第四十七冊，頁1013。

　　[23]“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卷十，“大藏經”第四十七冊，頁375。

　　[24]“佛祖統紀”卷叁十九，(CBETA, T49, no. 2035, p. 371, b9-10)。

　　[25]“釋氏稽古略”卷叁，(中宗，)，“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822。

　　[26]“佛祖統紀”卷四十二，(CBETA, T49, no. 2035, p. 388, b13-15)。

　　[27]“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志)，頁1347。

　　[28]《佛祖統紀》卷四十七，(CBETA, T49, no. 2035, p. 425, c26-28)。

　　[29]“大唐六典”卷四，“祠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頁101。

　　[30]“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叁”(崇玄署)，頁1252。

　　[31]“佛祖統紀”卷四十，(法運通塞志.玄宗)，“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374。

　　[32]“通典”卷二十叁，(職官五.吏部尚書)(司葑郎中)，頁136。

　　[33]“全唐書”卷九百六十六，阙名“請申禁僧尼奏”，頁10032。

　　[34]劉俊文撰“唐侓疏議箋解”卷十二，(私入道)條，頁932。

　　[35]辛德勇著“唐高僧籍貫及駐錫地分布”，收入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四輯，頁287－290。

　　[36]辛德勇著“唐高僧籍貫及駐錫地分布”，收入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四輯，頁297－299。

《唐代寺院與僧侶管理政策的探討(妙如法師)》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