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金之重要战略部署，《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一章有载：“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③此是双方正式缔结政治关系之始。如果说藏族人与蒙古人的相互接触，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有部分僧人(萨迦、止贡噶举、蔡巴噶举等派)在西夏王室活动，有人还到过蒙古。蒙古崛起于北方的消息会通过这些人传至西藏。西夏亡后，已有甘青部分藏区属于蒙古治下，并有一些西藏僧人归顺蒙古。另据《元史·赵阿哥潘传》和《元史·按竺迩传》，1236年阔端命宗王末哥以按竺迩为先锋分兵由甘南藏区入川时，曾于途中招降了临洮藏族首领赵阿哥昌、赵阿哥潘父子和文州藏族首领勘拖孟迦。亦可参见《藏族史料集》(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88～89页。
④《如意宝树史》、《蒙古教法史》、《新红史》等史载，1206年成吉思汗曾组织了一次向藏区的进军。各书记载互有出入，矛盾之处颇多，不足为据，仅可参考。
⑤蒙古此时不攻南宋而入西藏是自有道理的。在此之前，蒙古军队已经正面进攻过南宋，末遂。而灭宋是其最终目标，于是入藏可能是战略上常用的迂回手段：先稳南宋西方屏障西藏，之后再图南宋。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故从略。
⑥1240年突然撤军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是与阔端之父窝阔台病重有关。窝阔台病重时曾召贵由和阔端回和林，估计是阔端赴和林前召多达那波回师镇守凉州。(陈庆英，1992)。
⑦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⑧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⑨⑩Turrell V.Wylie：《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载《哈佛亚洲研究院学报)1977年6月第37卷第1号，第103～133页。
［12］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本：Sa-skya gdung-rabs)，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陈庆英等译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81页。另，《萨班传》(Sa-pan rnam-thar)第19、20页也有载，但文字略有不同。
［13］此信藏语原文完整地保存在《萨迦世系史》(sa－skya gdung－rabs)德格木刻版第78至81页里，全称是《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
［14］蒙哥(Mongka，1209～1259年)，大蒙古国第四代大汗，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长子，母克烈氏唆鲁禾贴尼。“蒙哥”蒙志语意为“长生”。
［15］转引自《蒙藏关系史研究》，第40页。
［16］1241年窝阔台去世后，乃马真六皇后称制(1241～1246年)，变乱旧章，残害大臣； 1246年贵由即位，但仍受乃马真牵制。乃马真死后不久，贵由汗也于1248年去世，其妻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又称制(1248～1251年)，但无能治国，误国乱政。这十年中王室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彼此攻杀不已，顾不上汗国发展。这种局面《元史·定宗本纪》有载：“然自壬寅(1242年)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1251年蒙哥即汗位，这种乱局才告结束。
［17］括户，即清查并登记属于蒙古(所征服)领土的户口，确定其归属，其中划给诸王、后妃和功臣的民户成为封户，隶属本主，不可迁出，这些领主的封邑，谓之投下。
［18］《元史·宪宗本纪》载：“以和里(“本字无法显示：“角＋日+寸”)统土番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估计和里(“本字无法显示：“角＋日+寸”)奉命进藏，依然命曾于1239年入藏杀掳的多达那波(又称多达那、道尔达)部为其先锋，故云“皆仍前征进”。此外忽必烈远征大理往返途中，也对吐蕃造成了很大的威慑力，D.Ohsson在《历史》(Histoire)卷Ⅱ第316页也提到了兀良合台“攻占了藏人的吐蕃(Tou－po)。”亦请参阅史尔弼(Janos Szerb):Glosses on the Oeuvre of Bla-Ma”Phags-pa:Ⅱ. Some Notes on the Event of The Years 1251-1254，载《匈牙利东方学报》卷34，(1980，263～281)，第272页。此文的汉译文《八思巴遗著考释之二：1251－1254年事件的某些解说》，王启龙、邓小咏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可参阅。
［19］《朗氏家族史》(藏文本：rlangs－kyi po-ti bser-ru rgyus-p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0页对蒙哥接管西藏、确定归属关系等描述如是：“多达那波前来西藏，大约是在成吉思汗子窝阔台统治时期。窝阔台和贵由汗王归天之后，王室兄弟们集会议事，商议由谁继位，一致认为蒙哥汗合适，故推举为王。当时吐蕃由凉州王子阔端治理，于是就从阔端阿嘎(蒙古语对兄长之称)那里取了上师，由蒙哥汗管理止贡派，由薛禅汗管理蔡巴派，由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由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垅派。四位王子分别管理各个万户。”当时没有划分万户，这是似为作者绛曲坚赞根据后来划分的万户冠之。
［20］《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9页，汉译本第119页。
［21］ling chu是凉州的一种常见的汉语音写形式，见石泰安：《吐蕃诗人与史诗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popee et le barde au Tibet)，1959年巴黎版，第240页注51。ling chu这种写法(见E·Obermiller译《布顿佛教史》卷Ⅱ，1931－1932年莱比锡版，第215页)估计是受汉语某些方言影响之故，这一形式也出现于aPa”－bo第447页及其以下(如li chu khab)等，这与aPa”－be和RA里将蒙哥都写为mu-gu-du和mo-go-du相似，“蒙”字的鼻韵尾-ng(即藏文字母第4个字母)给省去了。对rtser，八思巴也有不同的拼写法，其他的书写形式还有rtser-khab，见罗列赫译《青史》(Blue Annals)第1080页将rtser译为“宫殿”；石泰安(同上)；E·Obermiller(同上)等。此外，八思巴在有个地方(15函叶310B)将蒙哥写成了mo-go。
［22］此信全文载《萨迦五祖全集》15函叶320～321时题为《法主示寂时八思巴致卫藏地区高僧大德书》。
［23］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版。
［24］八思巴的学识在他为了获宠于忽必烈而与噶举派僧人噶玛跋希的斗法中，在释道辩论中展现得至为充分；八思巴的人品，表现在忽必烈在危难之际，他并没有离他而去，而是始终随其左右。详情可参见《萨迦世系史》、《汉藏史籍》等藏文史籍，《元史·释老传》、《至元辨伪录》等汉文典籍。
［25］《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88～93页。汉译文转引自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第34页。
［26］《萨迦世系史》说“八思巴十九岁的阴水牛年新年时”为薛禅汗灌顶。误，因八思巴不可能“牛年时”前往宫中，尔后又在“牛年新年”为忽必烈灌顶。故应为阴水牛年(1253年)末或者更可能是阳木虎年(1254年)初。
［27］见《元史·世祖本纪》。同年5月，阿里不哥也召集一些拥护自己的宗王在阿勒台的驻夏之所举行大会，宣布即蒙古大汗位，随即率军南下，与忽必烈展开了激烈的汗位之争。这一争斗以兵戎相见长达四个春秋，忽必烈凭借汉地雄厚的人力和物力为后盾，几经亲征，终于在1264年打败阿里不哥，坐稳了大汗江山。
［28］见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29］详见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传记部、致十一《佛祖历代通载》卷35叶59B至67A。
［30］关于恰那多吉，可参阅本著有关各处。亦可见T.V.Wylie之文“Khubilai Khagan”s viceroy of Tibet”，载 L. Legeti所编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lexander Csoma de Koros，Budapest 1984，II，391～404；陈庆英：《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载《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除恰那多吉外，八思巴任国师后，还将异母弟仁钦坚赞和意希迥乃带到大都，并给予大力培养和举荐，前者后来继任八思巴帝师之职；后者则被忽必烈子忽哥赤迎去藩邸，奉为上师，后随其赴云南(一说逝于云南，一说逝于朵甘思)，将萨迦派的影响扩展开去。
［31］忽必烈派人建立吐蕃驿站系统的详细记载，可见《汉藏史集》藏文本卷I叶195a～198b，汉文本第160～170页。有关元朝吐蕃驿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第26～36页；蔡志纯：《元代吐…
《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作用和影响(王启龙)》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