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
高颖
［摘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藏传佛教在西方社会广泛传播，作为东方研究 心灵的经验性科学与西方心理学逐步深入地展开对话，深刻影响了西方心理学的发展。首先，藏传佛教对人 性的积极态度、对人类意识的深入认识，扩大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视野；第二，藏传佛教对自我、意识 、情绪等复杂心理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第三，藏传佛教推动了佛教冥想的传播，为心理治疗和心理 自助提供了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和技术。
［关键词］藏传佛教；心理学；心理治疗；冥想；认知
［中图分类号］B946．6+B84－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10)01－0066－05
当欧美藏文研究的开创者舒米特(Isaak Jakob Schmidt，1779—1847)将藏 文本金刚经译为俄文的时候，心理学还沉睡在哲学母体中。此时，佛教的影响非常有限。虽然诸如康 德、叔本华等欧洲著名哲学家都了解并推崇佛教，但是由于缺少直感性的介入，佛教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非常微弱，只能若隐若现地影响着思想家们对自我、生命、实在、自由、幸福等问题的思考。1879年， 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独立出世。1902年，第一本以“佛教心理学”命 名的著作问世。可以说，在心理学问世之后，佛学研究者首先发现了东方佛学与心理学的相关，他们 和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心灵的探索。
随着社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藏传佛教与心理学的对话愈来愈频繁密切。尤 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纷纷出现了许多藏传佛教寺庙、修习中心、佛教大学和专门的出 版机构，许多大学开始设立藏传佛教研究所，开设藏传佛教心理学课程。反映藏传佛教文化和教义的出 版物、歌曲、电影等不断涌现。概括地说，藏传佛教对心理学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展开。一是藏学 研究者对藏文佛教经论的翻译影响了一批心理学家，例如《西藏度亡经》曾经对荣格等人产生了深刻 影响。二是西渡的喇嘛们以心理学的术语来阐明、教授和传播藏传佛教的教义和冥想方法，吸引了许 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创古仁波切认为，佛教应当以“一种心理学”的方式进入西方社会。三是越来越 多的西方人信仰或学习藏传佛教，成为推动藏传佛教心理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例如利用藏传冥想 方法研究人类情绪，填补了心理学对情绪研究的空白。通过这三种方式，藏传佛教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和基本假设、基础研究和社会应用，本文将从这三个领域分别阐述藏传佛教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
一、藏传佛教对心理学基本假设和理论的影响
理论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其他科学一样，心理学主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验证、修正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理论心理学是整个心理学大厦的根基，也决定了心理学的走向。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哲学对人性、意识、身心关系的认识。藏传佛教则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首先，藏传佛教对人性的宽容和积极态度，改变了心理学一味的消极面向，促进了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自从诞生之时起，心理学就分为两大阵营：学院派心理学在实验室里研究心理的生化反应、反应时、记忆与知觉的基本元素等，由于研究对象过度精细，这类研究远离了人的生活；另一种是诞生于弗洛伊德长椅上的临床心理学，这类心理学从身陷困境的人或心理病态者身上汲取理论和方法，导致对病态心理的过度强调：
西方应用社会科学一直普遍关注着人类行为和情感的消极和问题层面——压抑、焦虑、暴力和自私的基因与生物化学基础……这些都和佛教教义大相径庭，在佛教看来，心灵的基础是纯洁而美好的；慈悲与智慧是能知之心不可分割的部分；为了培养善心，佛教提供了大量实践方法。①
例如，佛教认为，生命和生活的现实是苦，而苦的来源是由于对自我的执着。这是对生活事实和心理事实的接受和理解，同时也是对它们的超越。藏传佛教徒对“苦”的包容，对挫折的接纳，以及独特的“无我”观念，使得他们不会形成负面的内部归因。受此启发，Stephanie Rude在研究中也发现“有些西方研究暗示了对自我的关注会增加负面情绪”。佛教同时强调，人性中本具有慈悲和智慧等善性因素，可以根除“苦”，达到完满解脱的境界。这一点深刻影响了艾伦·华莱士和姗娜·夏皮罗，他们根据对东南亚佛教和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密宗的理解，探索了佛教对人类心理福祉的论述，并以心理学研究来支持佛教的观点，提出了通向心灵康健与幸福的心理建设模型，认为通过平衡意动、注意、认知和情感这四种心理活动，可以达到完善的人格。
第二，藏传佛教对意识的清楚阐述，扩大了心理学对意识的理解。关于意识的假定，既决定了二元论的客观研究方法，又决定了健康心理和变态心理的划分以及心理治疗过程和效果的基本定位。西方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是被称作“清醒”的日常意识，日常意识即是研究者所处的研究状态，又是被研究者所处的意识状态。也就是说，西方心理学是在日常意识状态下展开的。藏传佛教和其他东方传统的传入，使得西方心理学家开始接触许多不同于日常意识的意识状态。“通常我们认为普通意识状态是最好的，事实上还有更令人满意的状态。”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些意识状态并不属于某个超常的个人，而是每个人经过训练都能够体验到的。在这些意识状态下对对象进行引导和治疗，能够促使对象的人格发生良性的持久变化，打破了心理学界“人格极难改变”的定论。如何使用意识改变状态来开发潜能，获得平静祥和的心态，也成为心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藏传佛教对多层次意识状态的描述，直接促进了超个人心理学的诞生。超个人心理学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倡导天人合一、人格的超越性成长等观念，被称作心理学的第四势力。其主要代表人物荣格和肯·威尔伯都对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荣格曾将《西藏生死书》称作是自己的忠实伴侣，并说“我的许多令人兴奋的观念和发现发自于它，而且很多根本的洞见也归功于它”。其分析心理学的重要的基石概念“集体无意识”与藏传佛教的“藏识”极其相似。而威尔伯则从藏传佛教的“法身”说和大圆满修持中体悟到自我和意识发展的最高层次，完成了他的意识谱系的最高部分。
二、藏传佛教对心理学基础研究的影响
心理学探索缓解人类痛苦的知识，佛教则用内在的智慧帮助人达到涅槃，就像塞迪·丁费尔德所说的：“心理学家和佛教徒的共同点很可能比他们能够意识到的要多，甚至在方法论上也可以互相兼容”。藏传佛教的西渐，一方面为西方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为自我、意识、情绪等复杂心理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西方心理学以欧美白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只能获得西方文化中普通人的心理规律。此后，具有深刻修行经验的西渡的藏传佛教喇嘛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他们经过多年修行，能够熟练运用一系列运作心智的方法，拥有丰富的内在体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心理学家和喇嘛相互合作，采用生理测量、访谈、比较、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大量研究，填补了西方心理学和藏学研究的空白。例如，海蒂(Heidi M．Levitt)以质性研究方法研究了藏传喇嘛的智慧(wisdom)的发展。她访谈了13位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藏传佛教修行者，从对智慧的界定、促进智慧发展的条件、教育过程、发展智慧的方法和个人体验等五个方面进行访谈。研究发现智慧增长的重要条件是他人指导和对教义的正确理解，喇嘛们分析人际交往中的得失以及书本知识与个人体验之间的关系，因此强化他们获得智慧的动机。藏传佛教中独特的师徒关系也吸引了心理学研究者的目光，丹尼尔(Daniel Capper)在一所美国的藏传佛教中心进行了两年田野调查，发现这种关系对一些西方弟子具有积极的治疗性作用。荣格曾经提出过的“曼陀罗具有心理治疗作用”的观点也获得了实验研究的验证。
藏传佛教带给西方的最宝贵的礼物莫过于冥想。罗杰·沃尔什(Roger Walsh & Shauna L．Shapiro)称冥想为“受到最多研究”的心理治疗方法。心理学家们对冥想深深着迷，他们研究冥想所带来的生理变化、冥想对人格和情绪的影响、冥想意识下的身心改变等等。藏传佛教对本尊、曼陀罗的观想训练深刻影响了心理学对心像(mental image)的研究。大多数心像理论认为，人的大脑如同计算机，一次只能处理或形成一个意象单位，一个完整的心理意象是逐渐累积产生的。而经过观想训练的喇嘛却能够一次产生一个复杂的完整意象。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对冥想的研究显示了大脑的可塑性，说明脑的发展变化与个体经验有关，乐观是一种可被习得的技术，他也因其情绪与大脑的实验研究而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名人物之一，他认为“藏传佛教不是一个教条的宗教，在具有通过检验自身经验而获得知识的传统。喇嘛们经过成年累月的训练，最终成为研究自身心理运作的资深观察者”。
按照戴维森的意思，冥想不仅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还可以成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当然，藏传佛教对冥想方法的运用，目的在于凝练心智，提高觉性，达到解脱。而冥想过程中产生的澄明的意识状态，以及在此状态下对自我身心的调控和观察，都与西方心理学一直采用的内省法(又称作自我观察法)有相似之处。而冥想又不同于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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