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對西方心理學的影響
高穎
［摘要］20世紀50年代以來，藏傳佛教在西方社會廣泛傳播，作爲東方研究 心靈的經驗性科學與西方心理學逐步深入地展開對話，深刻影響了西方心理學的發展。首先，藏傳佛教對人 性的積極態度、對人類意識的深入認識，擴大了西方心理學的研究視野；第二，藏傳佛教對自我、意識 、情緒等複雜心理過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第叁，藏傳佛教推動了佛教冥想的傳播，爲心理治療和心理 自助提供了一種積極有效的方法和技術。
［關鍵詞］藏傳佛教；心理學；心理治療；冥想；認知
［中圖分類號］B946．6+B84－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557(X)(2010)01－0066－05
當歐美藏文研究的開創者舒米特(Isaak Jakob Schmidt，1779—1847)將藏 文本金剛經譯爲俄文的時候，心理學還沈睡在哲學母體中。此時，佛教的影響非常有限。雖然諸如康 德、叔本華等歐洲著名哲學家都了解並推崇佛教，但是由于缺少直感性的介入，佛教對歐洲文化的影響 非常微弱，只能若隱若現地影響著思想家們對自我、生命、實在、自由、幸福等問題的思考。1879年， 馮特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創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心理學獨立出世。1902年，第一本以“佛教心理學”命 名的著作問世。可以說，在心理學問世之後，佛學研究者首先發現了東方佛學與心理學的相關，他們 和心理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展開了對心靈的探索。
隨著社會和學術研究的發展，藏傳佛教與心理學的對話愈來愈頻繁密切。尤 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歐美各國紛紛出現了許多藏傳佛教寺廟、修習中心、佛教大學和專門的出 版機構，許多大學開始設立藏傳佛教研究所，開設藏傳佛教心理學課程。反映藏傳佛教文化和教義的出 版物、歌曲、電影等不斷湧現。概括地說，藏傳佛教對心理學的影響主要通過叁個途徑展開。一是藏學 研究者對藏文佛教經論的翻譯影響了一批心理學家，例如《西藏度亡經》曾經對榮格等人産生了深刻 影響。二是西渡的喇嘛們以心理學的術語來闡明、教授和傳播藏傳佛教的教義和冥想方法，吸引了許 多心理學家的注意力，創古仁波切認爲，佛教應當以“一種心理學”的方式進入西方社會。叁是越來越 多的西方人信仰或學習藏傳佛教，成爲推動藏傳佛教心理學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力量，例如利用藏傳冥想 方法研究人類情緒，填補了心理學對情緒研究的空白。通過這叁種方式，藏傳佛教深刻地影響著西方心理學的理論和基本假設、基礎研究和社會應用，本文將從這叁個領域分別闡述藏傳佛教對西方心理學的影響。
一、藏傳佛教對心理學基本假設和理論的影響
理論假設是科學研究的出發點，和其他科學一樣，心理學主要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驗證、修正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理論心理學是整個心理學大廈的根基，也決定了心理學的走向。西方心理學的理論，主要來自西方哲學對人性、意識、身心關系的認識。藏傳佛教則爲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
首先，藏傳佛教對人性的寬容和積極態度，改變了心理學一味的消極面向，促進了積極心理學的發展。自從誕生之時起，心理學就分爲兩大陣營：學院派心理學在實驗室裏研究心理的生化反應、反應時、記憶與知覺的基本元素等，由于研究對象過度精細，這類研究遠離了人的生活；另一種是誕生于弗洛伊德長椅上的臨床心理學，這類心理學從身陷困境的人或心理病態者身上汲取理論和方法，導致對病態心理的過度強調：
西方應用社會科學一直普遍關注著人類行爲和情感的消極和問題層面——壓抑、焦慮、暴力和自私的基因與生物化學基礎……這些都和佛教教義大相徑庭，在佛教看來，心靈的基礎是純潔而美好的；慈悲與智慧是能知之心不可分割的部分；爲了培養善心，佛教提供了大量實踐方法。①
例如，佛教認爲，生命和生活的現實是苦，而苦的來源是由于對自我的執著。這是對生活事實和心理事實的接受和理解，同時也是對它們的超越。藏傳佛教徒對“苦”的包容，對挫折的接納，以及獨特的“無我”觀念，使得他們不會形成負面的內部歸因。受此啓發，Stephanie Rude在研究中也發現“有些西方研究暗示了對自我的關注會增加負面情緒”。佛教同時強調，人性中本具有慈悲和智慧等善性因素，可以根除“苦”，達到完滿解脫的境界。這一點深刻影響了艾倫·華萊士和姗娜·夏皮羅，他們根據對東南亞佛教和以藏傳佛教爲主的密宗的理解，探索了佛教對人類心理福祉的論述，並以心理學研究來支持佛教的觀點，提出了通向心靈康健與幸福的心理建設模型，認爲通過平衡意動、注意、認知和情感這四種心理活動，可以達到完善的人格。
第二，藏傳佛教對意識的清楚闡述，擴大了心理學對意識的理解。關于意識的假定，既決定了二元論的客觀研究方法，又決定了健康心理和變態心理的劃分以及心理治療過程和效果的基本定位。西方心理學研究的主要是被稱作“清醒”的日常意識，日常意識即是研究者所處的研究狀態，又是被研究者所處的意識狀態。也就是說，西方心理學是在日常意識狀態下展開的。藏傳佛教和其他東方傳統的傳入，使得西方心理學家開始接觸許多不同于日常意識的意識狀態。“通常我們認爲普通意識狀態是最好的，事實上還有更令人滿意的狀態。”他們驚喜地發現，這些意識狀態並不屬于某個超常的個人，而是每個人經過訓練都能夠體驗到的。在這些意識狀態下對對象進行引導和治療，能夠促使對象的人格發生良性的持久變化，打破了心理學界“人格極難改變”的定論。如何使用意識改變狀態來開發潛能，獲得平靜祥和的心態，也成爲心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藏傳佛教對多層次意識狀態的描述，直接促進了超個人心理學的誕生。超個人心理學誕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倡導天人合一、人格的超越性成長等觀念，被稱作心理學的第四勢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榮格和肯·威爾伯都對藏傳佛教有濃厚的興趣。榮格曾將《西藏生死書》稱作是自己的忠實伴侶，並說“我的許多令人興奮的觀念和發現發自于它，而且很多根本的洞見也歸功于它”。其分析心理學的重要的基石概念“集體無意識”與藏傳佛教的“藏識”極其相似。而威爾伯則從藏傳佛教的“法身”說和大圓滿修持中體悟到自我和意識發展的最高層次，完成了他的意識譜系的最高部分。
二、藏傳佛教對心理學基礎研究的影響
心理學探索緩解人類痛苦的知識，佛教則用內在的智慧幫助人達到涅槃，就像塞迪·丁費爾德所說的：“心理學家和佛教徒的共同點很可能比他們能夠意識到的要多，甚至在方法論上也可以互相兼容”。藏傳佛教的西漸，一方面爲西方心理學研究提供了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對象；另一方面爲自我、意識、情緒等複雜心理過程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
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西方心理學以歐美白人爲主要研究對象，只能獲得西方文化中普通人的心理規律。此後，具有深刻修行經驗的西渡的藏傳佛教喇嘛成爲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他們經過多年修行，能夠熟練運用一系列運作心智的方法，擁有豐富的內在體驗和敏銳的觀察能力。心理學家和喇嘛相互合作，采用生理測量、訪談、比較、田野調查等研究方法進行大量研究，填補了西方心理學和藏學研究的空白。例如，海蒂(Heidi M．Levitt)以質性研究方法研究了藏傳喇嘛的智慧(wisdom)的發展。她訪談了13位來自喜馬拉雅山脈的藏傳佛教修行者，從對智慧的界定、促進智慧發展的條件、教育過程、發展智慧的方法和個人體驗等五個方面進行訪談。研究發現智慧增長的重要條件是他人指導和對教義的正確理解，喇嘛們分析人際交往中的得失以及書本知識與個人體驗之間的關系，因此強化他們獲得智慧的動機。藏傳佛教中獨特的師徒關系也吸引了心理學研究者的目光，丹尼爾(Daniel Capper)在一所美國的藏傳佛教中心進行了兩年田野調查，發現這種關系對一些西方弟子具有積極的治療性作用。榮格曾經提出過的“曼陀羅具有心理治療作用”的觀點也獲得了實驗研究的驗證。
藏傳佛教帶給西方的最寶貴的禮物莫過于冥想。羅傑·沃爾什(Roger Walsh & Shauna L．Shapiro)稱冥想爲“受到最多研究”的心理治療方法。心理學家們對冥想深深著迷，他們研究冥想所帶來的生理變化、冥想對人格和情緒的影響、冥想意識下的身心改變等等。藏傳佛教對本尊、曼陀羅的觀想訓練深刻影響了心理學對心像(mental image)的研究。大多數心像理論認爲，人的大腦如同計算機，一次只能處理或形成一個意象單位，一個完整的心理意象是逐漸累積産生的。而經過觀想訓練的喇嘛卻能夠一次産生一個複雜的完整意象。理查德·戴維森(Richard Davidson)對冥想的研究顯示了大腦的可塑性，說明腦的發展變化與個體經驗有關，樂觀是一種可被習得的技術，他也因其情緒與大腦的實驗研究而被時代周刊評爲世界最有影響力的100名人物之一，他認爲“藏傳佛教不是一個教條的宗教，在具有通過檢驗自身經驗而獲得知識的傳統。喇嘛們經過成年累月的訓練，最終成爲研究自身心理運作的資深觀察者”。
按照戴維森的意思，冥想不僅是心理學的研究對象，還可以成爲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當然，藏傳佛教對冥想方法的運用，目的在于凝練心智，提高覺性，達到解脫。而冥想過程中産生的澄明的意識狀態，以及在此狀態下對自我身心的調控和觀察，都與西方心理學一直采用的內省法(又稱作自我觀察法)有相似之處。而冥想又不同于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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