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易之处，当遵指示修改。恳转请政府明示，以凭修正」。
这样的申请再审查，再修正，也有人来善导寺，索取有关北拘卢洲的资料，抄了一大段的『起世因本经』回去。三月十七日，中佛会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我「将佛法概论不妥部分，迅即修改，检呈样本，以便转送」。这是准予修改而重新出版了。对四大部洲的解说，没有改动，只将地图省去。对北拘卢洲的解说，少说几句，简略为： 北拘卢洲……大家浑浑噩噩，没有家庭组织；饮食男女，过着无我我所，无守护者的生活。没有肤色──种族的差别。……这该是极福乐的，然在佛法中，看作八难之一。……要在社会和平，物产繁荣的基础上，加上智慧与慈悲，真理与自由佛法流行，才是佛教徒仰望的净土。
修正样本转了上去，到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得中佛会通知，将修正样本也发了下来，「希将印妥之修正本，检送四册来会，以便转送」。惊涛骇浪的半年， [P84] 总算安定了下来。这一次，我没有办法，也从不想办法，在子老的指点下，解除了问题。虽然，他是我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我还是感谢他。
这一意外的因缘，使我得益不少。一、我虽还是不会交往，但也多少打开了窗户，眺望宝岛佛教界的一切，渐渐的了解起来。这可说是从此进步了，多少可以减少些不必要的麻烦。二、我认识了自己。在过去，身体那么衰弱，但为法的心，自觉得强而有力，孜孜不息的为佛法的真义而探求。为了佛法的真义，我是不惜与婆罗门教化，儒化，道化的神化的佛教相对立。也许就是这点，部分学友和信徒对我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能为佛法，开展一条与佛法的真义相契应，而又能与现代世间相适应的道路。『印度之佛教』的出版，演培将仅有的蓄积献了出来。续明他们去西康留学，却为我筹到了『摄大乘论讲记』的印费。特别是避难在香港，受到妙钦的长期供给。这不只是友谊的帮助，而实是充满了为佛法的热心。学友们对我过高的希望，在这一次经历中，我才认识了自己。我的申请再审查，还是理直气壮的。但在申请修正时，却自认「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文字 [P85] 或有出入」。我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平凡！我不能忠于佛法，不能忠于所学，缺乏大宗教家那种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体衰弱，心灵也不够坚强。这样的身心无力，在此时此地的环境中，我能有些什么作为呢？空过一生，于佛教无补，辜负当年学友们对我的热诚！这是我最伤心的，引为出家以来最可耻的一着！
一五 余波荡漾何时了
漫天风雨所引起的惊涛骇浪，虽然过去了，多少总还有点余波荡漾。子老与善导寺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福严精舍也还是这样。老问题一模一样。怎么就能安定呢？我只惭愧自己的懦弱，多少做些自己所能做的。至于「报密」之类，事关机密，我根本不会知道，所以也从不想去知道。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十一月中旬，我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直到四十四年三月底，我通知子老，决定回台湾主持佛诞。不几天，我接到台湾来的欢迎信，盖着「欢迎印顺法师弘法回国筹备会」的木戳。我对欢迎欢送的 [P86] 大场面，一向感不到兴趣，所以立刻给子老一封信，信上说：有二、三人来机场照料就好，「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四月初六日，我回到了台湾。起初，演培他们怕我着急，不敢说；但到了晚上，终于说出了紧张的又一幕。
弘法回国欢迎会的扩大筹备，是一位居士倡议的。中佛会紧张起来，立刻召开临时会议，要子老去出席。吴秘书长发言：印顺弘法回国，就这样的盛大欢迎，那我们会长(章嘉大师)出国弘法，又该怎样欢迎？这样的炫耀夸张，非制止不可。要子老负责，不得率领信众去机场欢迎(朱镜宙老居士也支持吴秘书长的意见)。子老说：「我可以不率领信众去欢迎，但我是要去的。新竹等地有人去机场，我可不能负责」。就这样，接受了「不得欢迎」的决定。到了当天，信众来多了。子老宣布：大家留在善导寺欢迎，不要去机场。信众人多口杂，闹烘烘的那里肯依。子老又不能明说，这是中佛会特别会议所决定的，真使他为难。忽然想起了，将我的信找出来，向大家宣读：「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这是导师(指我)的意思，大家应尊重导师的意见，信众这才留在善导寺。我不 [P87] 是「先知」，怎么也想不到中佛会会为此而召开会议。这是又一次的不可思议因缘，中佛会的紧急决议，帮助完成了我的意愿──「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
民国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国历五月，我出席泰国佛元二千五百年的盛大庆典，回国经过香港。陈静涛居士对我说：「你上次(经过香港去泰国)离开这里，没有几天，就有人调查你来了。我说：印顺是太虚大师以下，我最敬爱的法师。我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移开，露出我的身分证明，告诉他：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之一。你为什么调查？是报销主义吗(这句话的含义，我不太明白)？那人没趣的走了」。静老对我说：「我想你不会因此而懊丧的。你要信任政府，调查是对你有利的」。我说：「是的，台湾信徒也有人这样说」。那时，离四十三年的惊风骇浪，已足足的三年了，余波还是在荡漾不已。
据说，我当然没有看到，对于调查我的案卷，堆积得也真不少了。我从这里，更深信世间的缘起(因缘)观，缘起法是有相对性的。有些非常有用，而结果 [P88] 是多此一着。有些看来无用，而却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妙用。我的身体是衰弱的，生性是内向的；心在佛法，对世间事缘，没有什么兴趣。这对于荷担复兴佛教的艰巨来说，是不适合的，没有用的，但好处就在这里。我在香港三年，住定了就很少走动。正如到了台湾，只是从福严精舍到善导寺，从善导寺回精舍一样。在香港，属于左派的外围组织不少，局外人也并不明白。如我也欢喜活动，偶尔去参加些什么会，那即使签一个名，我就不得了。我凭了这无视世间现实，在政局的动荡中，安心地探求佛法。我才能没有任何忧虑的，安然的渡过了一切风浪。
余波荡漾何时了？这大概可从中佛会(子老对中佛会的关系，一般是看作代表我的)，善导寺的演变，而可作大概的推定。国历四十四年八月，中佛会改选，理事长当然是章嘉大师，秘书长却改由林竞老居士担任。中佛会的力量，有了变化。旧权力的恋恋不舍，原是众生所免不了的，于是种种为难，林竞竟无法推行会务，引退而会务陷于纷乱。章嘉大师迫得向中央呈请，停止中佛会的活动，于国历四十五年八月四日，明令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到四十六年夏天，整 [P89] 理改选完成。改为委员制，由内政部推派陈鲲任秘书长，使中佛会居于超然地位。国历四十九年四月改选，又恢复了理事长制，由白圣法师任理事长。为了适应教内的情势，前秘书长吴仲行，只好屈居幕后。后来，吴秘书长有点厌倦，也许失望了，与白圣法师疏远了。末了，去执行律师的业务。大概四十六年后，中佛会不会对我有不利的企图了。到了四十九年，我与子老的关系改变，子老也不再顾问中佛会，对我当更不会有什么了！
善导寺，起初我还是导师，这当然还要余波荡漾下去。后来我离开了，直到道安法师出来负住持的名义。子老对善导寺，我对善导寺的关系，完全改观。此后，即使有些无伤大雅的蜚语，不妨说问题解决了。
因缘，无论是顺的逆的，化解是真不容易！ [P90]
一六 我真的病了
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五月起，我开始患病，终于形成常在病中的情态。但除了睡几天以外，还是照样的修学。我身高一七六‧五公分。从香港到台湾(四十一年)时，体重一百十二磅；等到菲律宾弘法回国(四十四年)，体重不断减轻，减到一百零一磅。我是真的有病，病到不能动了。
在我的回忆中，夏天(厦门，尤其是武汉)天气热，日长夜短，往往睡眠不足。所以病泻以后，精神就一直无法恢复。身体弱极了，三十年(三十六岁)秋，曾因泻虚脱而昏迷了一点多钟。昏了二三分钟的，还有在重庆南岸慈云寺(三十年秋)，开封铁塔寺(三十五年夏)等。我觉得，我只是虚弱，饮食不慎就消化不了吧了，我是没有病的。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肺部去照了一次ｘ光，说我有肺结核。我没有重视，还是去菲律宾弘法。四十四年(五十岁)回来，精舍的住众，增多到十五、 [P91] 六人，所以就开始作专题宣讲。但身体越来越不济了，饮食越来越不能消化。中秋前后，因服中药而突发高烧，这才到台北诊治，断为肺结核，要长期静养。于是在重庆南路某处，临时租屋静养，足足躺了六个月。
我的病也有些难以思议。经医师的诊断，我的肺结核是中型的，病得很久很久，大部分已经钙化，连气管也因而弯曲了。在我的回忆中，我只是疲惫不堪，没有咳嗽(伤风也不多)，没有吐血，没有下午潮热的现象。难道疲惫不堪，就是这么重的肺病象征吗？年龄渐渐大了，坏也坏不到那里去，后来索性不问他。现在回忆起来，我不承认有病，对我的病是最适合的。如在抗战期间，一心以为有病，求医求药，经诊断而说是肺病，那时还没有特效乐，在病的阴影下，早就拖不下去了。为什么不承认有病，不调理诊治？最主要的是没有钱，那末，没有钱也并不太坏。同时，我虽然疲累不堪，但也不去睬他。或有新的发见，新的领会，从闻思而来的法喜充满，应该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我对病的态度，是不足为训的，但对神经兮兮的终日在病苦威胁中的人，倒不失为一帖健康剂。 [P92]
实际上，我那时是病轻累重。肺部是那样的大部分钙化了，也不该如此严重。饮食不能消化，经肠胃检查，也没有病，只是机能衰退。当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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