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法华经》思想和文化
编辑：(日)菅野博史 杨曾文译
来源：闽南佛学
序
在考察日本《法华经》的思想和文化这一题目之际，应当说最澄(765一822)开创日本天台宗和日莲(1222一1282)开创日莲华宗是《法华经》在日本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佛教史事件。考察《法华》对文学、艺术、艺能(戏剧歌舞)等方面的影响时可以看到，天台宗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然而到了室町时期以后，日莲法华宗的影响也有所发展。
本文在时代上限定介绍从佛教公传至日莲为止日本对《法华经》思想和文化的接受。限于篇幅和笔者研究的领域，仅就：一、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二、对《法华经》的书写、宣讲；三、最澄开创天台宗；四、《法华经》与文学；五、日莲与《法华经》，作简要考察。
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
佛教传来我国的时间，按《日本书纪》记载是公元552年，而按《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等的记载是公元538年，现在认为后者记载比较可信。据《扶桑略记》，论题中的《法华经》传到我国是在577年，距佛教传入约40年。
此后，有圣德太子(574一622)出世。关于太子讲经的记载，《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载太子讲《胜 经》；《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四年(606)秋七月之条记载讲《法华经》、《胜 经》；《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天平十九年(747)二月十一日之牒记录：“《法华经疏》三部，各四卷；《维摩经疏》一部三卷；《胜 经疏》一卷。右上宫圣德法王御制者。”据以上所引，虽没有太子讲说《维摩经》的记载，但既然有《维摩经义疏》，便可以推定他曾讲过此经。长期以来，圣德太子讲说三经并且著有三经义疏，被认为是可信的事实。然而近年以来，对于圣德太子是否讲过三经以及三经义疏的真伪问题展开了强烈的争论，直到今日没有定论。尽管如此，《法华义疏》在古代、中世被看作圣德太子的著作被引用并加以注释是历史事实。下面对此书作简要介绍。
《法华义疏》四卷，称中国光宅寺法云(467一529)所讲由弟子笔录的《法华义记》八卷为“本义”、“本疏”、“本释”等，广为引用，并且基本上是依据此书对《法华经》(是缺《提婆达多》的二十七品本)所作的注释。原本是被作为皇室御物保留至今日，在宝治元年(1247)才有刊本。后代引用此书的著作有元兴寺智光(708一776？)《净名玄论略述》、东大寺寿灵(8世纪后半)《华严五教章指事记》等；注释书有宗性(1202－1292)《法华经上宫王义抄》、凝然(1240—1321)《法华经疏慧光记》、良助(1268一1318)《法华辉临游风谈》等。然而应当指出，在日本作为法华经疏最为流行的是天台三大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因为此三大部将法云的《法华义记》作为批叛对象，所以以《法华义记》为“本义”的《法华义疏》的思想影响不大。
《法华义疏》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都遵照中国经疏的形式，即使对依据法云《法华义记》的所谓“本义”，有时也加以批判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作为经疏，自然要按照经典的段落加以分段、确定每段的主题和大小段之间的关系，揭示整部经典的结构。此外，还包含对难解语句、譬喻等的解释和说明。这样便会使读者产生烦琐与乏味的感觉。而且经疏的性质，是很难突出表达注释个人的思想的。《法华义疏》也是这样。
尽管如此，在《法华义疏》中值得注目的思想有两点：第一是对《法华经》 安乐行品 中所说菩萨应亲近的对象中的“常好坐禅，”所作的独自的解释，即与经的原意相反，解释为不亲近“常好坐禅”的小乘禅师。理由是“由有颠倒分别心故，舍此就彼山间，常好坐禅。然则何暇弘通此经于世间”。这和解释是据《法华经》强调在释迦佛灭后弘通该经的旨趣而做出的。
第二是使用其它经疏所未见的“一大乘”的用语。《法华经》提出“一佛乘”的思想(不区别声闻、缘觉和菩萨，认为皆可平等成佛的思想)，《法华义疏》出于区别与小乘相对立的大乘的用意，在“大乘”之上冠以“一”字，用以表明《法华经》的特征。
二、《法华经》的书写和讲经
日本写经始于川原寺一切经的书写，而关于书写《法华经》的资料最初见于神龟三年(726)，此是圣武天皇为元正上皇命人书写《法华经》。应当特别指出，圣武天皇在天平二十年(748)为给元正上皇追善供养命人书写了千部《法华经》。因为《法华经》强调受持、读、诵、解说、书写五种法师功德，在印度和中国都盛行书写《法华经》。日本也盛行书写《法华经》，从无名的僧、居士到天皇，很多人都书写《法华经》。
特别在平安时代，在贵族之间流行装饰极为华美的写经，其中有用金泥在绀纸上书写的《法华经》，也有在纸张上绘制草木、鸟及其它形象的写经，艺术性很高。有在一个一个莲台上逐字书写《法华经》的莲台经，有在一个一个宝塔中逐字书写《法华经》的宝塔经，有在一尊佛一尊佛旁边逐字书写《法华经》的一字一佛经，从中可以窥见基于《法华经》所宣说的供养经卷的思想，对《法华经》特别尊崇供养的精神。在艺术性很高的写经中，特别有名的有扇面样式的法华经册子(国宝，在四天王寺)，有平清盛(1118一1181)1164年供奉在严岛神社的平家纳经(国宝，在严岛神社)。
另外 ，在平安时代后期，因受末法思想的影响，盛行“埋经”。据说在释迦灭后经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弥勒将从兜率天下生娑婆世界，在龙华树下三会说法，所谓埋经便是为此作准备的，做法是将写好的佛经收到经筒之中，然后埋在地下。在所埋经典中书写的《法华经》数量最多。有名的藤原道长(966一1027)在大和金峰山埋藏的绀纸金字《法华经》。
据天平六年(734)十一月的太政官符，要取得僧侣的资格必须背诵《法华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可见对于僧侣来说是必须具有《法华经》的知识的。此后，天平十三年(741)圣武天王下敕创建国分僧寺、国分尼寺。国分僧寺称“金光明四天护国之寺”，置僧20名，读诵《金光明最胜王经》，让他们为护国进行祈祷。国分尼寺称“法华灭罪之寺”，置尼10名，让他们读诵《法华经》，为灭罪进行祈祷忏悔。作为国家佛教组成部分的国分尼寺重视的《法华经》，虽然在内容上并没有直接讲述护国的思想，但它与《金光明最胜王经》、《仁王护国般若波若蜜经》一起被称为“护国三部经”，被赋予国家的权威。
这样，随着奈良、平安时代书写和读诵《法华经》的盛行，也兴起《法华经》的讲经会。良辨(689一773)在天平十八年(746)于东大寺 索院为镇护国家举办法华会，此为首次讲《法华经》的法会。此后以追善为目的的法华会十分盛行。延历十五年(796)勤操(754一827)在大和石渊寺为友人僧荣好的母亲的追善供养而举办八卷《法华经》的讲经，称“法华八讲”。以此为始，所谓“法华八讲”在各寺院、贵族私邸、神社举办，是平安时代最流行的法华会。此外，最澄延历十七年(798)在比睿山一乘止观院讲《法华经》八卷及其开经《无量义经》、结经《观普贤经》各一卷，是所谓“法华十讲”法会之始。此后，将讲《法华经》二十八品与开经、结经二经合并计算，称“法华三十讲。”
上述天皇、贵族、居于高位僧侣的写经、讲经的情况，可以参考药师寺僧景戒所编的《日本灵异记》(《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其中也有介绍庶民阶层因书写、讲诵《法华经》而获得灵验报应的故事。《日本灵异记》是被推定编于弘仁年间(810一823)的最古的佛教故事集(译按：日本“说话集”)，上卷收有35条，中卷有42条，下卷有39条，其中在条目上有《法华经》名的有12条。内容是说信仰《法华经》的功德和诽谤《法华经》受到惩罚的报应。在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之后，这种在庶民间流行的法华信仰更加兴盛，先后有《日本往生极乐记》(庆滋保胤986左右编)、《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首楞严院沙门镇源编，1004年左右编)、《今昔物语集》(编者未详，12世纪中期编)等佛教故事集问世，除僧侣之外，从中也可以看到多数庶民阶层的对《法华经》的信仰的情况。
最澄创立日本天台
在奈良时代，不仅鸠摩罗什(344一413，或350 一409)译的《妙法莲华经》传到日本，还有竺法护(生年约230年，78岁去世)译的《正法华经》(286年译)、 那崛多(523一605)和达摩笈多(？一619)合译的《添品妙法莲华经》(601年译)，也传到日本，此外很多《法华经》的注疏也很流行。特别是鉴真(688一763)将包括天台三大部在内的多数中国天台宗的文献带到日本。
最澄通过读中国华严宗的法藏(637一714)的《华严五教章》、《大乘起信论义记》，对中国天台完的教义产生兴趣，在研究了鉴真带来的天台宗文献之后，804年到中国，从天台宗的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而归。806年日本朝廷承认最澄创立的天台宗与南都六宗并行，一年可度二人出家学习天台宗，从而标志日本天台宗的独立。在最澄的业绩当中，特别值一提的是他与法相宗德一关于“三一权实”之争，还有围绕在比睿山建立大乘戒坛与南都六宗之争。最澄与德一的争论是关于《法华经》的一佛乘的思想与法相宗的五性各别的争论，最澄站在天台宗的一乘真实的立场，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思想。
最澄有关《法华经》的重要著作当中，首先应举出的是《大唐新罗诸宗义匠依凭天台义集》，是依据中国、新罗很多学者的天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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