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观”使得人们不会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而是鼓励“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作为。我想它对于社会人生是非常有益的。

　　学：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中国人日益感到精神生活很苦闷，他们也在试图寻找和建立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请问传统的宗教是否有可能担当此任？如果能的话，是单一的宗教形式，还是类似传统儒道释融合的形式？

　　楼：我估计中国很难出现一个统一的宗教，将来恐怕也不大可能。西方的一神论传统是由其历史条件所促成的，例如宗教战争以及神权对王权的控制等等。而中国并未经历西方那样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始终是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王权利用神权来为自己服务。因此中国当权者希望有不同的宗教存在，以便互相调节。老百姓对此也很习惯，他们认为多一个神保护总比少一个神保护好。更何况若按西方宗教观念来看，中国宗教还处于启蒙阶段。而中国人自己也多视其为一种传统习惯，对宗教不抱很神圣的态度。

　　我相信将来宗教的发展会呈现综合性的趋势(包括思想观念上的融合，甚至是教规教仪上的融合)。各个宗教会相互影响，进而彼此取长补短。例如：佛教要想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就需要向天主教学习，建立起一种比较规范化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在西方，天主教兼有户籍管理的作用，一个人出生后要去教堂施洗，去世后要去教堂注销。日本的“檀家”制度中，各个寺庙也都有固定的家庭的联系。而佛教在中国就松散得多，宗教的组织管理规范化程度很差。当然这与整体环境有关，目前中国国内对于宗教尚缺乏自觉意识，社会环境亦不允许宗教自主地发展，因此宗教在中国发展比较迟缓。

　　综合性的发展趋势在民间宗教中体现了出来。例如明末林兆恩创立的“三一教”，今天在福建沿海地区仍然存在，其特点是儒释道三家融合。再如台湾有“五一教”，它是在儒释道之外，又加上了耶稣教和伊斯兰教的东西。总之这种混合型的宗教将来会更加发展。

　　传统宗教也可能有新发展，但目前时机都不成熟。我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整理神职人员的队伍、提高神职人员的整体素质。应该给他们提供到社会大学、普通大学里接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单凭神学院里的教育，他们对于现代社会是不可能有准确、深刻的了解和把握的。在这一方面，目前我们的国家政策也还未调整好。

　　学：请楼老师对于东方宗教的未来发展前景作一个估计。

　　楼：历史是不可预言、不能假设的，因为它是动态的、变化不拘的过程。但这也不妨碍我们对之进行分析和推断。我认为：东方传统的思想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个适当的回归。

　　人们在经历了工业化和高科技发展之后，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产生了返朴归真的追求。当然这只是肤浅的现象上的描述。问题在于：人类在象目前这样的发展状况下，是不是一种自我摧残？那种紧张、机械、无自主、无消闲的存在状态，促使人们回忆以往的田园式的生活。

　　从更深层的思想方面看，对现代社会的批判首先是从科学界发难的。因为实证科学发展至今发现自身存在着很多难题。实证科学以定量定性为根本方法，以重复性和普适性为基本特征。但许多问题并非以此就可以解决的，有时往往模糊一点倒可能更接近事物的现实状态。模糊科学、混沌科学由此发展起来。这使人们看到：朴素的辩证的思想并不是已然失去了意义。过去我们的教育有个大问题，即认为从朴素辩证法到形而上学再到唯物辩证法，三者是一步高过一步，一步抛弃一步。而实际上并非尽然。三者各有其适用范围，无须越俎代疱，更不是一个排除一个、一个替代一个。牛顿力学今天在古典物理学范围内不是仍有其重要作用吗？那种朴素的、直观的、整体的思维方式在今天仍有其适用范围。因此我认为在21世纪，东方传统思想会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

　　其次在社会问题方面，东方文化哲学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例如青少年问题，东方注重从小教育为人之道，而不是单纯知识的教育。这对于人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其它如妇女问题、老人问题，借鉴东方哲学与宗教的观念也是很有必要的。再如在亲情问题上，我们的法律除了讲求法、理之外，是否还应讲究“情”？当然是指正确的情、适当的情。

　　1992年我去韩国考察儒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发现韩国民法中有这样的规定：在窝藏罪中，若窝主是罪犯的父母或子女，则窝主的罪罚可以减轻。在伤害罪中，若伤害人是被伤害者的父母或子女，则其罪刑要加倍。我认为这种规定照顾到人的“情”，因此有其合理之处。过去“文革”中影响最坏的问题之一就是不讲“情”，刻薄寡恩，让夫妻、父子之间相互揭发和批斗，从而使社会民风大坏。

　　我认为21世纪东方传统文化应该在世界上发生影响，至少它可以弥补当前许多缺陷。我们作为中国人，也有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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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园》1998年第2期。作者为陈志红、罗翔、单正齐。

《提出我们自己的宗教学理论来——楼宇烈教授访谈录》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