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化与世俗化(补讲)

　　王雷泉教授

　　一、举办生活禅夏令营的现实意义

　　昨天普茶时，我对十年的生活禅夏令营可以说是非常的感慨，有很多话要说，但为了把宝贵的时间让给净慧大和尚及法师、义工们，我只说了一句话。今天给我的时间较宽裕，在正式报告之前，我想先补充讲一下举办生活禅夏令营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夏令营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创举，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探索佛教将如何发展的一个了不起的形式，它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方式。我记得在第一届夏令营上，我作为学者代表讲话曾提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叫宗教问题。宗教本来不是问题，它是解决我们人生终极问题的一种最终极的方法。当宗教成了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人生发生了问题，出了问题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消极等待，只能自己想办法。夏令营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在那次开营会上，净慧大和尚就讲："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不仅要上下求索，而且还要八面来风。

　　我们都知道宗教对我们这个社会、国家与人类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有利于我们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世界和平及人类的进步。可惜很多人看不清楚，经常明里暗里去打压、限制、挤兑它，这就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各个地方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与麻烦。我曾经用一个苹果的理论来说明宗教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即宗教由三个圈层构成，最核心的是信仰圈层。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以外在的力量上帝及真主作为信仰的权威和合法性的基础。佛教的权威和合法性的基础来自于证悟的世界，来自于修禅实践以及修禅中所发生的智慧，这是佛教信仰的内核所在，离开了这个核层就没有佛教。光有核心圈层，佛教也是不能传向社会的，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一度沉浸于极大的禅喜愉悦之中，但为了救度众生，为了把他的悟境传递给世人，他就开始初转*轮，从此佛教走向了社会，走向了世界。昨天大和尚还提到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就是说佛教产生在世间，而又超越于世间，是提升我们世人的一种宗教，它必须存在于社会，与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发生关系。佛教还必须与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相适应，佛教当初要适应于婆罗门社会，进入中国后要适应于帝制的封建社会，当然也要适应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必将与将来的社会相适应。这是佛教的第二圈层，即社会圈层。第三个圈层是文化圈层，就是要以文学、音乐、建筑、雕塑等各种各样的文化外型、外延来表达佛教的内在思想，以声音、形相做佛事。这三个圈层最核心层的是信仰圈层，如果没有这一层，佛教就徒有其表，就不成为宗教。以什么样的形式，使外在的社会、文化圈层与内在的信仰核心之间，发生互动的效果？一方面使内在的信仰圈层走向社会文化，去弘法利生；另一方面由外向内，要形成从社会、文化走向佛门，走进佛教。可以说生活禅夏令营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既把佛法戒、定、慧的精神由寺院、佛教界向社会外界扩展、推广，又将天南海北的营员引进到柏林禅寺这个正法的道场，这就形成了内外互动、上下交接的良性关系，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形式，是一个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宗教智慧的一种形式。可以说我们完全认同这个事业，也完全参与这个事业，通过这一形式，我们不仅在继承历史，也在创造历史。

　　举办夏令营的意义还在于，当时中国佛教的发展处在一个关键点上，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时期。一方面我们的宗教只能在宗教场所内活动，我们不能走出庙门；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其他宗教以及准宗教、类宗教、伪宗教等大踏步地在社会上传播。所以佛教处在一个被捆住双手和人家竞赛的尴尬境地。因此，夏令营的形式确实很了不起。我本人除参加了四次，还写了两篇文章，在复旦大学建立了有关夏令营的数据库，收集了大量的问卷调查等资料。我有一位学生在法国攻读佛学博士，就是以生活禅夏令营作为他博士论文的主要资料来源。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也是来自于柏林寺，在普光明殿后面有块大石碑叫《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当时我看了这块碑文是赞叹不已。明海法师在1996年很慷慨地送了我一套复印资料，资料输进电脑后，通过排比做了些分析，在1997年完成了初稿。在此，我就中国佛教发展的出路先谈谈写这篇文章的一些动机。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方面有咄咄逼人的基督教，另一方面有借着佛教被捆住双手双脚的机会，打着科学主义旗号的准宗教及像*轮功之类附法外道，佛教该怎么办？我们分析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在信仰素质方面，佛教无疑有待提高，因为中国佛教发展到后来，受三教合流的影响，我们的信仰素质并不是很纯。第二在组织规模方面，佛教绝对是个弱项、软档。第三在文化品位方面，佛教肯定是最高的。所以，当务之急是在组织规模、组织制度上面找出一种新的形式，否则我们很难抵御会道门及基督教的冲击。一位地方宗教局长曾对我讲，基督教要在九华山传教，这成何体统？我们中国佛教是以寺院为单位，在两千年封建社会里寺院之间没有横向联系。现在的寺庙大多分布在各大中城市及旅游点上，而中国广阔的信仰天地却充斥着各种会道门和其他宗教。所以我们只有走出围城，走向广大的农村，我们的佛教才能有出路。

　　历史上我们佛教有没有这样的组织形式？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南方以"法社"为主，北方以"邑"为组织。所以当时我看到在柏林寺有这麽块三千邑众的碑文，真是欣喜若狂！因为至今为止，以我的水平和眼界还没有看到比三千人数更多的碑文。一般北方的邑众只有几十到百来十人，最多也就1000来人，柏林寺号称三千邑众，实际是2048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佛教群众组织及其形式，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引起我们的深思，这便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这篇文章初稿匆匆忙忙写完后，我就拿去参加在无锡召开的佛教文化艺术研讨会。会后有几家杂志想要稿子，我都没给，因为碑文由于年久的剥蚀有很多缺字，我很想补全它，但一直没有干完，也就不好意思拿出来发表。这次经不住《中国禅学》吴大主编的多次催促，勉勉强强拿了出来。下面我就顺着文章的次序谈些个人的感想，同时再次感谢净慧法师和明海法师，没有1996年给我的复印件，也就没有条件来写这篇文章。

　　二、社会大众：佛法的化导对象与存在基础

　　在大学里讲佛教史时经常会发生一种数典忘祖、忘恩负义的作法，光讲高僧传、精英佛教，而忘了佛教存在的基础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构成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佛教才真正是中国佛教的主体。我们以往的佛教史仅注意精英佛教、高僧传，而没有注意人民大众。因此我们指出中国佛教一开始就向两个方向发展，而且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形式，南方和北方的组织形式是不一样的。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请教净慧法师，在我们的刊物、文章里，经常宣扬道安法师的一句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我很奇怪道安法师最得意的弟子慧远法师住在庐山却30年不出山，他也有句名言是："沙门不近王者"，当时我便提了出来，大和尚当时是含笑不语。我觉得昨天普茶时，大和尚的讲话回答了我十几年前的那段困惑，就是我们要好好学习党的政策，要把党的政策学好、学活，用活、用足，这也就是道安法师的那句名言。其实这两位高僧一个是代表北方，当时北方国土分裂、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而统治者大部分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较低，但很容易受到佛教的感化。当时很多高僧大德们，如道安法师的老师佛图澄，感化了当时的暴君，允许汉人出家当和尚。当时南方的文化程度较高，但佛教的精神在衰退，世俗化泛滥，必须要以身试法，树立高僧形象，就有了慧远法师在南方庐山30年不出山一步。因此，我们不能拘泥，有所偏废，强调精英佛教而废弃、鄙视人民大众的民众佛教，实际上中国2000年佛教史的主体，正是大量目不识丁的佛教徒支撑着我们整个的佛教事业。

　　南北方的组织不同，南方是以慧远大师结社的庐山莲社为特点，使南方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团结在当时的高僧大德周围，把佛教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典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慧远建设庐山僧团的理论与实践"，应该说我是下了很大苦心的，虽然正文只有四、五千字，但寄托了我们对中国佛教发展的一点思考，特别是在世俗化、庸俗化泛滥的今天，特别应该高扬庐山莲社的风范。北方是大量以"邑"为代表的组织形式。我们经常在佛教史上看到的是"社"、"邑"或是"义邑"。在宗教学上这三个词汇所代表的意义不同，"社"是从土地神祭坛召开的村社会议而来的，围绕祭土地神、谷物神，寄托着对五谷丰登地期盼。每年逢到重大的宗教节日时，当地的村民聚在一起，献上最好的供品，期望着社神带来丰收与幸福的生活，社庆节日是当地村社重大的社会活动。"邑"更向平面发展，代表居住的区域，后来的佛教组织就以社、邑代表着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暂时或长久的一种组织方式，"邑"更呈有较大的包容性。"义"就好象义父、义子，超越了一般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带有更高的联系，即宗教关系，特别是世界宗教，它超越了狭隘的血缘、种族、民族等关系。世界上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群可以在共同信仰的旗帜下，走到一起。"义邑"超越了中国古代原始的宗教方式，也超越了一家一系为特点的宗教形式，超越了一村、一乡、一地区，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为了一个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的宗教形式。从南北朝开始，义邑的组织形式就存在于中国南北方广大地区，一直延续到金、元时期，后来由于其他原因消失了，但至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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