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化與世俗化(補講)

　　王雷泉教授

　　一、舉辦生活禅夏令營的現實意義

　　昨天普茶時，我對十年的生活禅夏令營可以說是非常的感慨，有很多話要說，但爲了把寶貴的時間讓給淨慧大和尚及法師、義工們，我只說了一句話。今天給我的時間較寬裕，在正式報告之前，我想先補充講一下舉辦生活禅夏令營的現實意義。

　　我認爲夏令營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創舉，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探索佛教將如何發展的一個了不起的形式，它不是唯一的，但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方式。我記得在第一屆夏令營上，我作爲學者代表講話曾提到，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一個詞彙叫宗教問題。宗教本來不是問題，它是解決我們人生終極問題的一種最終極的方法。當宗教成了問題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的社會、人生發生了問題，出了問題我們不能怨天尤人、消極等待，只能自己想辦法。夏令營爲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非常好的方法。在那次開營會上，淨慧大和尚就講："路漫漫而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們不僅要上下求索，而且還要八面來風。

　　我們都知道宗教對我們這個社會、國家與人類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它有利于我們社會穩定、國家統一、世界和平及人類的進步。可惜很多人看不清楚，經常明裏暗裏去打壓、限製、擠兌它，這就造成了社會的動蕩不安，各個地方發生了很多的問題與麻煩。我曾經用一個蘋果的理論來說明宗教與社會、文化的關系，即宗教由叁個圈層構成，最核心的是信仰圈層。基督教、伊斯蘭教是以外在的力量上帝及真主作爲信仰的權威和合法性的基礎。佛教的權威和合法性的基礎來自于證悟的世界，來自于修禅實踐以及修禅中所發生的智慧，這是佛教信仰的內核所在，離開了這個核層就沒有佛教。光有核心圈層，佛教也是不能傳向社會的，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以後，一度沈浸于極大的禅喜愉悅之中，但爲了救度衆生，爲了把他的悟境傳遞給世人，他就開始初轉*輪，從此佛教走向了社會，走向了世界。昨天大和尚還提到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就是說佛教産生在世間，而又超越于世間，是提升我們世人的一種宗教，它必須存在于社會，與社會上各階層人士發生關系。佛教還必須與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相適應，佛教當初要適應于婆羅門社會，進入中國後要適應于帝製的封建社會，當然也要適應于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還必將與將來的社會相適應。這是佛教的第二圈層，即社會圈層。第叁個圈層是文化圈層，就是要以文學、音樂、建築、雕塑等各種各樣的文化外型、外延來表達佛教的內在思想，以聲音、形相做佛事。這叁個圈層最核心層的是信仰圈層，如果沒有這一層，佛教就徒有其表，就不成爲宗教。以什麼樣的形式，使外在的社會、文化圈層與內在的信仰核心之間，發生互動的效果？一方面使內在的信仰圈層走向社會文化，去弘法利生；另一方面由外向內，要形成從社會、文化走向佛門，走進佛教。可以說生活禅夏令營就是這樣的一種形式，它既把佛法戒、定、慧的精神由寺院、佛教界向社會外界擴展、推廣，又將天南海北的營員引進到柏林禅寺這個正法的道場，這就形成了內外互動、上下交接的良性關系，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形式，是一個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與宗教智慧的一種形式。可以說我們完全認同這個事業，也完全參與這個事業，通過這一形式，我們不僅在繼承曆史，也在創造曆史。

　　舉辦夏令營的意義還在于，當時中國佛教的發展處在一個關鍵點上，處在一個進退維谷的時期。一方面我們的宗教只能在宗教場所內活動，我們不能走出廟門；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其他宗教以及准宗教、類宗教、僞宗教等大踏步地在社會上傳播。所以佛教處在一個被捆住雙手和人家競賽的尴尬境地。因此，夏令營的形式確實很了不起。我本人除參加了四次，還寫了兩篇文章，在複旦大學建立了有關夏令營的數據庫，收集了大量的問卷調查等資料。我有一位學生在法國攻讀佛學博士，就是以生活禅夏令營作爲他博士論文的主要資料來源。

　　我今天報告的題目也是來自于柏林寺，在普光明殿後面有塊大石碑叫《大金沃州柏林禅院叁千邑衆碑》，當時我看了這塊碑文是贊歎不已。明海法師在1996年很慷慨地送了我一套複印資料，資料輸進電腦後，通過排比做了些分析，在1997年完成了初稿。在此，我就中國佛教發展的出路先談談寫這篇文章的一些動機。在當時的情況下，一方面有咄咄逼人的基督教，另一方面有借著佛教被捆住雙手雙腳的機會，打著科學主義旗號的准宗教及像*輪功之類附法外道，佛教該怎麼辦？我們分析佛教與其他宗教相比可以得出叁個結論，第一在信仰素質方面，佛教無疑有待提高，因爲中國佛教發展到後來，受叁教合流的影響，我們的信仰素質並不是很純。第二在組織規模方面，佛教絕對是個弱項、軟檔。第叁在文化品位方面，佛教肯定是最高的。所以，當務之急是在組織規模、組織製度上面找出一種新的形式，否則我們很難抵禦會道門及基督教的沖擊。一位地方宗教局長曾對我講，基督教要在九華山傳教，這成何體統？我們中國佛教是以寺院爲單位，在兩千年封建社會裏寺院之間沒有橫向聯系。現在的寺廟大多分布在各大中城市及旅遊點上，而中國廣闊的信仰天地卻充斥著各種會道門和其他宗教。所以我們只有走出圍城，走向廣大的農村，我們的佛教才能有出路。

　　曆史上我們佛教有沒有這樣的組織形式？在中國佛教曆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嘗試。南方以"法社"爲主，北方以"邑"爲組織。所以當時我看到在柏林寺有這麽塊叁千邑衆的碑文，真是欣喜若狂！因爲至今爲止，以我的水平和眼界還沒有看到比叁千人數更多的碑文。一般北方的邑衆只有幾十到百來十人，最多也就1000來人，柏林寺號稱叁千邑衆，實際是2048人。這麼一個大規模的佛教群衆組織及其形式，很值得我們研究和引起我們的深思，這便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這篇文章初稿匆匆忙忙寫完後，我就拿去參加在無錫召開的佛教文化藝術研討會。會後有幾家雜志想要稿子，我都沒給，因爲碑文由于年久的剝蝕有很多缺字，我很想補全它，但一直沒有幹完，也就不好意思拿出來發表。這次經不住《中國禅學》吳大主編的多次催促，勉勉強強拿了出來。下面我就順著文章的次序談些個人的感想，同時再次感謝淨慧法師和明海法師，沒有1996年給我的複印件，也就沒有條件來寫這篇文章。

　　二、社會大衆：佛法的化導對象與存在基礎

　　在大學裏講佛教史時經常會發生一種數典忘祖、忘恩負義的作法，光講高僧傳、精英佛教，而忘了佛教存在的基礎是廣大的人民群衆構成的，廣大人民群衆爲基礎的佛教才真正是中國佛教的主體。我們以往的佛教史僅注意精英佛教、高僧傳，而沒有注意人民大衆。因此我們指出中國佛教一開始就向兩個方向發展，而且建立了相應的組織形式，南方和北方的組織形式是不一樣的。我曾在上世紀80年代請教淨慧法師，在我們的刊物、文章裏，經常宣揚道安法師的一句名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我很奇怪道安法師最得意的弟子慧遠法師住在廬山卻30年不出山，他也有句名言是："沙門不近王者"，當時我便提了出來，大和尚當時是含笑不語。我覺得昨天普茶時，大和尚的講話回答了我十幾年前的那段困惑，就是我們要好好學習黨的政策，要把黨的政策學好、學活，用活、用足，這也就是道安法師的那句名言。其實這兩位高僧一個是代表北方，當時北方國土分裂、戰亂不止，人民流離失所，而統治者大部分是北方的少數民族，文化水平較低，但很容易受到佛教的感化。當時很多高僧大德們，如道安法師的老師佛圖澄，感化了當時的暴君，允許漢人出家當和尚。當時南方的文化程度較高，但佛教的精神在衰退，世俗化泛濫，必須要以身試法，樹立高僧形象，就有了慧遠法師在南方廬山30年不出山一步。因此，我們不能拘泥，有所偏廢，強調精英佛教而廢棄、鄙視人民大衆的民衆佛教，實際上中國2000年佛教史的主體，正是大量目不識丁的佛教徒支撐著我們整個的佛教事業。

　　南北方的組織不同，南方是以慧遠大師結社的廬山蓮社爲特點，使南方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團結在當時的高僧大德周圍，把佛教事業推向前進的一個典型。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慧遠建設廬山僧團的理論與實踐"，應該說我是下了很大苦心的，雖然正文只有四、五千字，但寄托了我們對中國佛教發展的一點思考，特別是在世俗化、庸俗化泛濫的今天，特別應該高揚廬山蓮社的風範。北方是大量以"邑"爲代表的組織形式。我們經常在佛教史上看到的是"社"、"邑"或是"義邑"。在宗教學上這叁個詞彙所代表的意義不同，"社"是從土地神祭壇召開的村社會議而來的，圍繞祭土地神、谷物神，寄托著對五谷豐登地期盼。每年逢到重大的宗教節日時，當地的村民聚在一起，獻上最好的供品，期望著社神帶來豐收與幸福的生活，社慶節日是當地村社重大的社會活動。"邑"更向平面發展，代表居住的區域，後來的佛教組織就以社、邑代表著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組成的暫時或長久的一種組織方式，"邑"更呈有較大的包容性。"義"就好象義父、義子，超越了一般的血緣關系和地域關系，帶有更高的聯系，即宗教關系，特別是世界宗教，它超越了狹隘的血緣、種族、民族等關系。世界上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人群可以在共同信仰的旗幟下，走到一起。"義邑"超越了中國古代原始的宗教方式，也超越了一家一系爲特點的宗教形式，超越了一村、一鄉、一地區，在一個更廣闊的範圍內爲了一個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事業，走到一起的宗教形式。從南北朝開始，義邑的組織形式就存在于中國南北方廣大地區，一直延續到金、元時期，後來由于其他原因消失了，但至少在…

《十屆：神聖化與世俗化(王雷泉)》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