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鸾大師曆史地位再探討

　　第一屆淨土會議論文

　　山西省佛教協會釋根通法師

　　當我們在學習研究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發展曆史和它的思想體系時，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誰是中國佛教淨土法門的創立者，從我們接觸到的曆史文獻中，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北魏年間的昙鸾大師和後梁年間的道綽大師在淨土法門的創立和傳承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因爲宣導稱名念佛是從昙鸾大師開始的，到道綽大師又有重要發展，所以昙鸾大師應該是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初祖。可是在淨土法門的祖師傳承曆史位元次的記載中沒有他們，並沒有突顯出他們在淨土宗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這顯然與他們在淨土宗史上所做出的貢獻是不相符的。我們應該尊重曆史，按照曆史的本來面貌，來書寫中國淨土宗史。爲了說明這個問題，我談一些看法，不妥之處，望專家、學者及教界同仁指正。

　　一、昙鸾、道綽沒有列入淨土宗十叁祖的由來

　　我們現在對中國佛教各門派的師傳關系，一般都是按照《佛祖統紀》的記載來講述的。《佛祖統紀》卷二十六，即《淨土立教志》對淨土宗的祖師傳承是這樣記載的：

　　始祖：廬山東林慧遠；

　　二祖：長安光明善導；

　　叁祖：南嶽般舟承運；

　　四祖：長安五會法照；

　　五祖：新定臺岩少康；

　　六祖：杭州永明延壽；

　　七祖：武林昭慶省常。

　　以上七祖的次位是南宋鹹淳五年(西元1269年)四明東湖沙門志盤依據南宋四明石芝沙門宗曉(西元1151—1214)編寫的《樂邦文類》中《蓮宗繼祖五大法師傳》推定的。宗曉在《蓮宗繼祖五大法師傳》中說：「蓮座之位，既以遠公爲始祖，自師歸寂，抵今大宋慶元五年已未，凡八百九十矣。中間繼此道，乃有五師：一曰善導師，二曰法照師，叁曰少康師，四曰省常師，五曰宗頤師。是五師者，莫不仰體佛慈，大啓度門，異世同轍，皆衆良導。傳記所載，誠不可掩。以故錄之，爲繼祖焉。」

　　到了明末，人們又推出第八祖：

　　八祖：雲棲蓮池大師；

　　到了明末又推出第九祖：

　　九祖：梵天省庵法師。

　　後來，悟開法師又編寫了《蓮宗十一祖傳》，他在八祖之後，另排傳承，排列出九至十一祖。

　　九祖：靈峰智旭；

　　十祖：梵天省庵；

　　十一祖：紅螺山夢東。

　　之後，虞山普仁院的靈岩印光法師，曾推定行策爲淨土宗的第十祖，把悟開法師推定的第十、十一祖遞降爲第十一、十二祖。印光法師圓寂後，他的弟子們推尊他爲淨土宗的第十叁祖。

　　從上述資料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傳承，並不像禅宗那樣有一套傳燈相承的法統，淨土宗所尊立的曆代祖師，是淨土門人根據其所了解的淨土高僧在弘揚淨土法門中的業績推定的，他們相互之間並沒有師資傳授關系，只是到近代才有了祖師傳承關系的。因此，淨土法門的祖統說是直到宋代才出現的，而最早提出淨土宗祖統說的當推宗曉。《佛祖統紀》中列慧遠爲初祖，如果可信，那麼慧遠于西元416年圓寂後，從初祖慧遠到二祖善導，中間竟相隔二百多年。善導圓寂于西元681年，即唐高宗永隆二年。兩位大師的圓寂時間相距265年。在這漫長的265年中間，難道就沒有幾十位爲淨土法門弘布功德的大師嗎？事實上，在這265年中間，佛教淨土法門作爲中國佛教一個大的宗派，不僅確立了自己的教義、教理和教典，而且已經深入到廣大民衆中，並造成很大的聲勢和影響。如果沒有一些高僧的努力，淨土宗在唐初的盛行是不可想象的。

　　二、昙鸾大師和道綽大師的曆史功績

　　昙鸾生于北魏年間的山西省代縣，這裏離五臺山很近，他未滿十五歲就到五臺山禮佛，他既有很虔誠的信仰，也是一位勤奮好學的佛門學者。他研讀過鸠摩羅什所譯的龍樹大師的《大智度論》、《中觀論》、《十二門論》和提婆的《百論》等，使他成爲一個大乘佛學的學者。當昙鸾在閱讀《大乘方等大集經》後，深感這部經書太深奧了，一般僧人無法讀通讀懂，他便動手爲《大乘方等大集經》作注釋，工作進行不到一年他病了，于是他不得不停止佛經注釋，離開五臺山到南方尋求長壽之術。當時，江南有個道士叫陶弘景，深明仙術，馳名海內。昙鸾慕名拜訪了他，這位道士和昙鸾作了長談之後．還贈給他十卷仙方。但是，昙鸾畢竟是一個佛門弟子，佛教思想在他心中已深深紮根，所以他在北返路過洛陽時，遇到了天竺名僧菩提流支在洛陽弘法，因此，昙鸾又向這位高僧請教長生不死的方法。菩提流支沒有正面回答昙鸾的問題，而是向他傳布了佛教關于解脫生死的道理，並贈給他一卷《觀無量壽經》，這時昙鸾頓然領悟，把千裏迢迢取來的十卷仙方付之一炬，從此專修佛教淨土法門。

　　昙鸾開始對淨土法門的教典進行研究，他對世親所著的《淨土論》作了注釋，並把書名改爲《往生論注》，他還撰寫了《淨土十二偈》，續寫了印度另一位佛教學者的《調氣論》。

　　從而，對淨土法門的教義、教理作了深入的解釋和理論闡述，並身體力行，自行化衆，使淨土法門的思想傳向廣大民衆，歸信淨土的人越來越多。因此，昙鸾的名聲遠揚，影響很大，連當時的北魏朝廷也很敬重他，賜他「神鸾」稱號，並敕住並州大寺。後來，昙鸾移居汾州北山石壁山，即今山西省交城縣西北二十裏處，創建淨土道場。因寺伴石壁山，故稱「石壁玄中寺」。他在這裏著書立說，聚衆稱名念佛，直到北魏興和四年，即西元542年，昙鸾示寂，終年66歲。

　　道綽，生于後梁天寶元年，即西元562年，他是山西文水人，也有人說他是並州晉陽人的。他十四歲出家爲僧，初學經論，當過講經法師。當時，並州的慧贊禅師，道振北方，名高晉土。道綽年輕時很崇拜他，並拜他爲師。後來，道綽移住玄中寺。在玄中寺有一幢爲昙鸾大師立的碑，上面刻有昙鸾的畫像和傳記，道綽看後，極爲崇敬，從此改信淨土。他在玄中寺「甄別簡擇，權實教典，搜求酌核一切經論，從此會同叁藏妙理，專務布化淨業。」

　　道綽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布道者，更是一位對淨土教典作出重要貢獻的佛學研究者。他所著述的《安樂集》兩卷，系統地闡述了淨土法門的教義和教理，成爲淨土法門的一部重要經典。道綽在玄中寺住持約30余年，由于他專弘淨土，勸化淨業，影響也深遠，名聲也很大，吸引了衆多的信衆，使淨土法門的思想在北方廣大群衆中有了較爲廣泛的傳播。道綽圓寂于唐貞觀19年，即西元645年，終年 84歲。

　　這樣兩位在淨土法門發展中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的大師，卻在淨土法門的祖師傳承記載中沒有相應位置，這是讓人遺憾的。

　　善導是被淨土法門推崇爲二祖的大師，在淨土法門的曆史上對他的生平記載要比昙鸾、道綽多。當然不可否認善導在弘揚淨土法門的功業，但是他的師傳是來自昙鸾和道綽大師。善導，生于隋炀帝大業九年，即西元613年。善導在幼年便從山東境內的密州明勝出家爲僧，常念《法華》、《維摩》諸經。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看到了《觀無量壽經》，大爲欣喜，受戒後，他便與妙開律師共同研究《觀無量壽經》。到唐貞觀15年，即西元641年，29歲的善導聽說道綽禅師在河西傳弘淨業，四衆鹹歸。于是他便下決心到並州交城的石壁玄中寺拜谒。當時，正值嚴冬季節，冰封地凍，善導曆經千辛萬苦來到玄中寺。那年，住持玄中寺的道綽已是八十高齡的老僧了，他憐念善導遠道而來的勞苦，當即授以《觀無量壽經》的奧義。從此，善導便住在玄中寺，師事道綽，專弘淨業。但是善導師事道綽的時間不長，大約是他到玄中寺的第五個年頭，唐貞觀十九年，即西元645年，道綽以84歲的高齡示寂。道綽圓寂後，善導便離開了玄中寺，到了當時的帝京長安弘揚淨土法門。這時正處唐貞觀盛世，日本有不少人到京城長安留學，從而也就把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傳回了日本本土，開創了日本佛教的淨土事業。

　　對于淨土法門曆史發展的傳承，要進行曆史的全面的研究和闡發。慧遠大師是中國漢傳佛教史上一代名僧，他在廬山東林培養了一批人才。他團結大批士族文人，調和佛教與儒家名教的矛盾，使佛教流行江南。他對佛教內部各門派采取相容並蓄，在毗昙學、叁論學、禅學、戒學的弘揚方面都作了很大的貢獻，他融合玄學、儒學，使大乘中觀派的觀點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爲以後佛學中國化開辟了道路，影響深遠。慧遠在諸多淨土中選擇了彌陀淨土，組織一百多人共誓往生西方，他奉行般若、禅淨與淨土相結合的念佛叁昧，對于彌陀信仰的流行起了推動作用。慧遠宣導以觀想念佛爲主的念佛叁昧，認爲「功高易進，念佛爲先」，這是他的貢獻。但是，他的念佛叁昧，雖是首倡，卻還沒有突破印度禅法範圍，只能爲少數人所接受，它與後來昙鸾宣導的稱名念佛爲特色的淨土法門是有區別的。因此，慧遠圓寂後，他的彌陀信仰思想影響並不大，也沒有廣泛傳開。但慧遠確是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先驅者之一。

　　我們應看到的是，慧遠時期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還處于萌芽階段。正式創立淨土法門的大師是昙鸾、道綽等人。史書對昙鸾、道綽兩位大師的事迹記載是很清楚的。而且，日本佛教淨土派對中國佛教淨土宗傳承研究也是十分明確的。日本僧人源空(號法然，1131—1212)，尊昙鸾、道綽、善導爲淨土宗的祖師。在他著的《選擇本願念佛集》中，以菩提流支、昙鸾、道綽、善導、懷感、少康爲日本淨土宗的六祖。在他著的《類聚淨土五祖傳》中去掉菩提流支，以昙鸾等五人爲淨土宗的五祖。源空的弟子親鸾(1173－1262)，創立日本淨土真宗。在他著的《教行信證》和他後來寫的《淨土高僧和贊》，贊頌印度的龍樹、世親，中國的昙鸾、道綽、善導，日本的源信、源空等七人爲真宗七祖。在這七祖中，中國以昙鸾爲首，即昙鸾爲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初祖。由于昙鸾是在玄中寺創建淨土道場的，所以日本佛教淨土派視玄中寺爲他們的祖庭。

　　叁、未列入十叁祖的緣由

　　到了宋朝，淨土法門的傳播已逐漸由北方轉移到南方，特別是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以後，念佛的風氣日漸集中于臨安，並由臨安傳播到南方各地。當時南方念佛結社盛行，這樣自然又追溯到東晉慧遠的蓮社。所以，南宋年間編成的《佛祖統紀》中，對淨土祖師七祖的推崇，自叁祖以下，都是代表南方淨土法門的，從而使遠在善導之前爲淨土法門的創建和傳播作出貢獻的昙鸾和道綽寂然無聞了。造成這個情況的重要原因，是偏安一隅的南宋時期的佛門人士和佛教學者，限于當時的交通、經濟、文化和政治等條件，對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發生、發展的曆史情況，特別是對北方淨土法門的傳播情況了解得很少，甚至沒有見過昙鸾寫的《往生論注》和道綽的《安樂集》。由于這種客觀曆史的局限性，要編寫一部客觀、全面的淨土法門的師傳體系顯然是不可能的。南宋的宗曉和志盤恰恰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僅僅靠手頭掌握的一點資料編寫了淨土法門的師傳體系，他們完全忽視了漢傳佛教淨土法門是北方産生、發展的一大教派，從而也就忽視了淨土法門在北方盛行中做出創建性貢獻的大師們。

　　對這個問題，佛門有識之士和一些專家、學者多有異議，大家都認爲，對于淨土法門曆史發展的傳承關系，要尊重事實。我們要知恩報恩，感念曆代祖師之功德，緬懷他們的法乳深恩，恢複曆史的本來面貌。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們對中國漢傳佛教淨土宗的發展曆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實現這個任務，應是我們後輩淨土門人以及宗教方面的專家、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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