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當代佛教與文化繁榮的幾個問題
方立天
一、 小 引
2011年10月18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製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1]，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奮鬥目標。《決定》指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衆在促進文化繁榮發展中的積極作用。”[2]《決定》的發表，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熱潮。那麼，當代中國宗教與中國文化戰略塑造、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深層關系如何，當代中國宗教如何參與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怎樣在促進文化發展繁榮中發揮積極作用？我們認爲這是需要和值得探討的重大問題。本文擬就如何認識當代中國佛教與社會主義主導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形態的關系，和當代中國佛教參與社會文化建設的領域、途徑、方法等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二、佛教基本教義與共産黨的
思想體系有某些共同之處
首先，佛教與共産黨人在主張爲人民群衆解除受壓迫的痛苦方面有著共同之處。由于長期以來缺乏對宗教信仰知識的通識教育，人們普遍缺少對宗教信仰的理性認知，以爲佛教與黨的宗旨、社會主義文化、主流社會意識是根本不同、完全對立的，其實不然。毛澤東曾在和達賴喇嘛的談話中說：“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的。他主張普度衆生，爲了免除衆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創立了佛教。因此，你們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産黨人合作，在爲衆生(即人民群衆)解除受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有共同之處的。”[3]這裏明確指出佛教的創立不是爲了維護壓迫者的利益，相反還是代表受壓迫者的願望的，釋迦牟尼創教的意旨與共産黨人解除人民群衆痛苦的宗旨有其共同之處。毛澤東在和班禅大師談話時又進一步說，佛經是有不同類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慧能)的佛經《法寶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4]這是肯定有的佛教經典表達了勞動人民的期望、思想、信仰、價值，也就是說，佛教教義體系和共産黨人的社會政治思想體系是有部分相通相同之處的，是有“求同”空間的。
其次，佛教的某些無神論思想因素與共産黨人的無神論理念也有相通之處。人們通常都認爲，共産黨是無神論，宗教是有神論，這種觀點在原則上是符合實際的，但就佛教而言，情況要複雜得多。趙樸初《佛教常識答問》中有這樣的對答：“問：佛是神嗎？答：不，佛不是神。”[5]佛是公元前六世紀時的古印度人，名悉達多，姓喬達摩。因他屬于釋迦族，人們尊稱他爲“釋迦牟尼”，意爲釋迦族的聖人。佛的意義是“覺者”或“賢者”。佛是真實的曆史人物，思想導師，精神領袖，不是超越人間、超越自然的神靈。佛教也反對婆羅門教的梵天(上帝)爲世界創造主的說法，認爲世界上沒有創世主的神靈存在。顯然這些佛教思想與共産黨人的無神論理念是一致的。雖然如此，但是我們也認爲，難以把佛教歸結爲無神論，佛教雖具有無神論的思想因素，但就總體而言，佛教是有神論，屬于多神論的信仰文化範疇。
再次，佛教與共産黨人在世界觀上也有一定的相通之處。世界觀是人們對于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是共産黨人的世界觀。緣起論是佛教徒的世界觀。“緣起”即“諸法由因緣而起”，意思是世界上一切現象或事物的生起，都是彼此相待的互存關系和條件，離開關系和條件，就不能也不會生起任何一個現象或事物。佛教緣起論是在反對婆羅門教的梵天創造世界的思想鬥爭中創立的，這是一種合乎實際的辯證思維，具有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因素，與共産黨人的世界觀有相通之處。2009年11月17日胡錦濤主席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北京會談時說：“全世界已經進入了相互依存的時代，雙方要以新的視角看待世界”，這就是說，全球性的挑戰凸顯了佛教緣起論世界觀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由上述可見，佛教教義與共産黨人的思想宗旨確有某些共同點或近似點，可以相容存在。闡揚佛教教義中與共産黨人思想宗旨的共同點或近似點，有助于推動共産黨人思想宗旨的弘揚。
叁、中國佛學是中國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學是指一國的學術，學術是系統而專門的學問，中國國學即中國的系統而專門的學問，包含兩層意義：一是中國的，中華民族的學術，是漢、滿、蒙、回、藏等民族所探索研究的學問；二是從古到今，即自殷商西周的史官之學，直至近現代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新儒學、人間佛教等學說，都屬于中國國學的範疇。
佛學與中國國學關系如何呢？一些人由于不了解佛學，往往以爲佛學是從印度傳來的，而把它排斥在中國國學之外。實際上，佛學自印度傳入我國，經過長期以來與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形成了中國化的佛學。中國佛學是既繼承又發展了印度佛學而不同于印度佛學，並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儒、佛、道叁大組成部分的重要內容。
中國是一個大國，是一個文化大國，是富有人文、理性傳統的大國。當外國宗教文化傳入中國後，必定會與中國固有文化産生摩擦、磨合，經過中國文化精英的創造性轉化，而形成中國化的宗教學說。就佛教來說，隋唐時代形成的天臺、華嚴、淨土和禅諸宗，就是典型的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如多方面中國化了的惠能禅宗，就針對印度佛教的于個體之外外在成佛的思想軌迹，把解脫成佛轉換爲個體自身的本性顯現(“見性成佛”)；針對印度佛教以義理思辯淹沒感性體悟的傳統，以自悟體證取而代之；又針對印度佛教的繁雜修持儀式，轉而倡導簡易的頓悟法門；還反對佛法脫離世間的傾向，強調佛法與世間兩者相即不離的關系等。由此可見，禅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思想的內容與形式、精神與風貌，都反映了中國社會曆史的特征，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文脈。應當承認，隋唐佛學代表了中國當時思想文化發展的巅峰，是中國國學的絢麗篇章。
如果說，集中體現佛教中國化的惠能禅宗是中國佛學對古代中國國學最大貢獻的話，那麼，太虛等人創立的人間佛教學說則是中國佛學對近現代中國國學的重大貢獻。所謂人間佛教，是以現實人生爲基點，以人的清淨心爲基礎，通過大乘菩薩道的修持，達到完善人格進而建立人間淨土的佛教。與傳統佛教相比，人間佛教是由以衆生爲本位轉爲以人類爲本位，由以僧人爲本位轉爲以社會成員爲本位，由重生死大事轉爲重現實人生，由重出世轉爲重入世，由追求彼岸淨土轉爲建設人間淨土，由依靠他力轉爲依靠自力。人間佛教思想是中國近現代曆史的産物，爲中國海峽兩岸四地漢傳佛教所認同，不僅日益成爲漢傳佛教的主流，而且對當代中國國學的發展也産生了重大影響。
由此，我們以爲，就中國國學的構成來說，只講儒學、道學是不完整、不准確的。中國佛學思想的廣度、深度在某些方面實際上超過了儒學、道學，是中國國學的重要構成部分。
我們也以爲，就中國國學的研究來說，只研究儒學、道學是遠遠不夠的，要全面研究中國國學，就必須研究中國佛學。
我們還以爲，就中國國學的發展來說，只強調儒學、道學也是不全面的，要科學發展中國國學，就必須推動儒佛道在互動中向前發展。
四、佛教是建設優秀傳統
文化傳承體系的重要環節
《決定》在談到“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時指出：“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曆久彌新的精神財富，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爲今用、推陳出新，堅持保護利用、普及弘揚並重，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爲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6]黨中央的這一論斷，爲建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的重要一環。佛教作爲傳統文化傳承時，應該成爲弘揚中華文化的積極因素，成爲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基礎，成爲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有力支撐。
佛教文化傳承體系的建設是一項全面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然而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叁寶”的傳承建設。“叁寶”是指佛、法、僧。佛陀是佛寶，佛所說的法是法寶，佛的出家弟子的團體僧伽是僧寶。因佛、法、僧能令大衆止惡從善，離苦得樂，極爲尊貴，故稱之爲“寶”。“叁寶”是佛教的基本構成，是佛教寺院的基本內涵，也是佛教文化傳承體系的叁個重點。
佛教寺院是安置佛像並供僧尼止住以修行佛道的處所，也是佛教及其文化傳承最重要的載體。平時加強保護和適時修建寺院是佛教文化得以傳承的前提，也是中華優秀文化賴以傳承的重要方面。
佛教《大藏經》被視爲“叁寶”中法寶的代表，是佛教文化的承載，也是我國古籍的重要構成內容。加強佛教古籍的保護，並在保護基礎上充分利用，積極弘揚佛教優秀文化，是佛教文化傳承體系建設的又一重要內容。
僧人是佛法的修行者、繼承者、弘揚者，對于佛教文化的傳承具有決定性、關鍵性的作用。鑒于佛教人才對佛教的傳承發展和未來命運的極端重要性，趙樸初在1992年初曾說：“當前和今後相當時期內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叁還是培養人才。”[7]佛教的現實表明，這一重要論斷並沒有過時。筆者在思考中國佛教建設時腦海也生發出了一種想法：造就一位高僧，勝建七座大寺。佛教人才是紹隆佛種、擔荷如來家業的根本保障。全力加強佛教人才的培養，是當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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