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品高韬 垂範千秋—— 一代高僧惟賢長老世紀人生隨想
金易明
他的身軀顯得是那樣的柔弱，
但他的意志卻格外的堅毅；
他的生平已然是如此的坎坷，
但他的心態又特別的淡泊。
惟賢長老在曆經近一個世紀的人生輝煌與坎坷後，平靜地離開了他牽挂終生的有情衆生，安詳地告別了他感恩不盡的依止器界，于2013年2月2日舍報西歸。這位漢藏教理院的高材生，這位用其生命的全部熱忱和睿智矗立的人天導師，在精進修學、慈悲濟世、諄諄教誨衆生90余年之後，終于爲自己的慧命劃下了铿锵堅毅的驚歎號。他的一生，實踐了佛陀慈悲喜舍的無量之願。其柔弱的身軀，激蕩著渾厚的海潮音；其濃郁的川音，回響著雄壯的獅子吼。
一
早期熏陶是信仰教育的最佳時期，恰恰惟賢長老作爲佛門龍象的基礎，亦深深建築于其早年佛化家庭的生活環境、青少年時代良師益友的殊勝教育氛圍之上，這是他老人家的法緣，也是受其教誨而悟入正知正見的廣大檀越的福報。一般而言，國人對于信仰問題都比較淡漠，自小接受信仰熏陶的機會較爲難得。而沒有良好的信仰環境、缺乏正確的人生引導，是很難成就教界龍象的。須知，帶有一定先驗性並需長期熏染的信仰情懷，並非能夠隨意賦予；而宗教及傳統文化的底蘊也決非以任何外在的形式所能給予。世上真正嚴肅考量人生價值取向、追索終極精神慰藉的本不普遍，就如慣于哲學思考、追根尋源者畢竟只是很少部分人的偏愛一樣。而造就曆史上諸多高僧大德的人生曆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天賦的、先驗的對人生價值取向的關注、對終極精神慰藉的關懷。多數最終成爲一代宗教領袖或純粹的出家僧，其童年至青少年時期的長期信仰熏陶，特別是生活學習環境的信仰化熏染、宗教學識造詣的體系化培養，是十分重要和關鍵的。回顧惟賢長老精進修學、勤奮鑽研，于佛學研究及佛法弘傳上所建樹的不朽業績，其童年及青少年時代所接受的信仰熏陶，及所受的良好教育，可謂是不可或缺、無比殊勝的基礎。
惟賢長老1920年農曆五月廿一日誕生于四川蓬溪縣文井鎮新林黑堡堰村，俗名邱兆洪。其祖父、父親均爲虔誠的佛教信徒，但年僅兩歲的他就相繼失去了母親和父親，幼年的邱兆洪是在四姐邱兆蓮的悉心撫養下成年的。這位巴蜀之子自幼對佛教信仰耳濡目染，其弟兄五個，長老最爲年幼，其中3個出家修學。當其6歲之際，就被四姐送到了學堂讀私塾發蒙，3年的啓蒙教育，不僅使他從識字句到讀《叁字經》、《千字文》等啓蒙讀物爛熟于胸，也使他從熟讀的傳統儒學經典《四書》、《五經》中，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系統教育，爲他以後融貫八宗、學貫中印的學術理路奠定了基礎。就在當年唯識學高祖、民族脊梁玄奘大師發出“遠紹如來，近光大法”之誓願的同齡之際，惟賢長老也以12歲的少年身份，毅然告別對他有著舔犢之情的四姐，在蓬溪縣白塔寺依止定光法師出家。其實，當時的惟賢法師深得定光法師呵護，特意安排他于出家後仍天天背著書包念完了小學的全部課程。幼小的他已經寫出了《小沙彌的新年》一文，載于當時的蓬溪縣報上，可謂是這位日後的學問僧最初的發表文稿。
特別有緣的是，出家一年後，爲躲避戰亂而返回鄉裏的歐陽竟無先生入室弟子王恩洋先生在家鄉南充集鳳創辦的“龜山書院”，欣然接受了少年惟賢。13歲至15歲在“龜山書院”學習的經曆，少年惟賢備受王恩洋先生的耳提面命，完成了決定其一生品行風範的人格教育，在“如何做人，如何完成做人的品格”方面，被深深镌刻上了傳統優秀文化的風骨；不僅如此，書院就讀期間，系統學習儒學、文學、法相唯識基礎知識的經曆，用功背下的叁百多篇古文，亦奠定了這位日後學問僧的深厚儒學基礎和部分佛學基礎。也許，這是一種宿命，也許這是上蒼對中華大地缁素善信的垂顧。總之，惟賢長老最終以“唯識泰鬥”的英名而垂範華夏教界，則不能不追溯到老人家青年時代不可思議的學習經曆，促使他與玄奘大師在中國創立的法相唯識學慈恩學派結下了深厚的因緣，終身未改其旨。他在晚年談到這段曆史，曾經十分感慨地說過：“我在龜山讀書到15歲，這幾年奠定了我文學、佛學、曆史學的基礎。在漢藏教理院6年，由預科到專修科，範圍就廣大了。那就是奠定了各宗派的，主要是唯識學，太虛大師講唯識學，這個就進一步奠定了基礎，並長期以來作爲我的指導思想。這個思想在解放初期的大風浪中都沒有變，一直堅持到現在。”這是惟賢長老2010年4月9日在重慶合川接受“鳳凰網華人佛教”記者專訪時所流露的心聲。
在漢藏教理院進入鼎盛時期的1936年，16歲的惟賢法師考入漢藏教理院，成爲漢院最年輕的一名學生。民國時代最著名的高僧、一代佛門領袖太虛大師一生最爲重要的事業是創辦或主持了閩南佛學院、武昌佛學院，特別是漢藏教理院。漢藏教理院位于重慶市北碚缙雲山，是一所融彙漢藏兩系佛教之精華，集中漢藏佛教界精英人才、致力于漢藏民族間的交流了解、漢藏佛教間的砥砺融彙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新式佛教院校。1932年8月創辦至1950年終止辦學、遣散人員爲止，整整18年間，漢藏教理院成爲民國時期影響深遠的佛教院校，也是中國西南地區致力于佛學研究和教學的中心。其中，在現代佛教史上貢獻卓著的法尊法師等都曾經在此院校做過導師，主持教務，善于《俱舍論》的法舫法師、專于般若空宗的印順導師、精于律學的塵空法師、長于因明唯識的雪松法師、擅于禅學的本光法師，以及黃忏華、陳健民、潘懷素等居士等都曾先後加入教理院的師資隊伍，他們爲法獻身的信仰情懷與深厚的佛學修養，深深浸染了佛門後生的心田。在抗戰期間，喜饒嘉措、郭沫若、老舍、向達、謝冰心、馬寅初等宗教界和文化界、學術界名家也紛紛光臨該院講學，他們的真知灼見、廣闊視野，滴滴澆灌了莘莘學子的成長。在漢藏教理院，少年惟賢由普通班升至專修班，循序漸進地進行了系統的學習，打下了堅實的佛學基礎。同時練就了學識精深、才華橫溢、詩文並茂的學問僧之雛形。他在教理院也學會了藏語和英語，並頻頻在《海潮音》、《佛化》周刊上發表涉足唯識學、因明學領域的諸多論文，深得太虛大師、法尊法師的喜愛和器重。教理院衆多大師中，少年惟賢特別敬仰太虛大師，贊歎他複興佛教之宏願、八宗齊弘之胸襟、廣博無涯之學識、弘法度生之精神。晚年他懷念太虛大師時，還深情地談到太虛大師對中國佛教的重要貢獻：“他能適應時代嘛，他講叁種革命：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産革命。教理革命是什麼呢？就叫人生佛教，這個名字叫革命，實際上是釋迦牟尼的本懷。佛教本身就叫啥子？就叫人生佛教嘛。人要做人，要有道德，普全道德化。教製革命就是取消叢林的法源製，子孫製，改成選賢製。教産革命就是把私人的寺産化爲佛教集體所有。那麼像這一種思想，到今天都還適用。”對太虛大師佛學思想和人生佛教理念的高度認同，對各位授課導師的敬仰，以及求知若渴的天賦，使惟賢長老在漢藏教理院6年的學生生涯，以每逢考試必得第一的優異成績，奠定了自己日後成就的基礎，也堅固和充實了自己出家修學、誓做法脈承繼者的信念。1938年，法尊法師爲少年惟賢授予沙彌戒，3年後的1941年，惟賢長老完成學業，由其因明學導師雪松法師在四川開縣大覺寺授具足戒。如此的學修並重、天智聰慧、信仰宿就的佛門後生，無怪乎對他言傳身教的太虛大師不禁地贊曰：“漢院學生，爾最聰慧。”確實，走出漢藏教理院的惟賢長老並未辜負導師們所寄予的厚望。
二
2013年春節前兩天的山城，籠罩在一片霧蒙之中，淅淅小雨更積聚了空氣中的凝重深沈氣氛，似乎上蒼也爲人間失去一個純粹的老衲，世上堙沒了一位高德羅漢而悄然淚下。惟賢長老的追思法會于2月8日的上午在塗山寺舉行。塗山寺的法堂前，聚集了高僧大德、各界人士、信衆等近千人，他們都是冒雨前來爲惟賢長老送行，向這位駐世近一個世紀的長者、耆宿表達真切緬懷、追思之情者。我擡頭望著惟賢長老親題的“法堂”匾額，回想著老人家自21歲從漢藏教理院畢業後所走過的72年的弘法、修學生涯，心緒久久起伏跌宕……
年僅21歲的他，懷著複興中國佛教、弘傳佛陀本懷、普及佛法義理、領衆熏修正法的宏願，從漢藏教理院畢業。此時的他，已經成爲中國僧團中一位在西南地區頗有影響的學問僧。他隨自己在教理院的導師雪松法師，在四川開縣創辦了大覺佛學院，並先後擔任教授、教務主任、副院長等職。同時創辦並主編了《大雄》月刊。青年時期的他，在教學中精益求精，對學問孜孜以求，對衆生關懷有加。特別是在其教學之余，勤于筆耕，寫就了由其教學研究心得的結晶所凝結的諸多早期著述，至今尚存于世的有《心經講錄》、《唯識綱要》、《因明綱要》、《淡泊詩集》、《大覺詩稿》、《中國佛教青年之前途》等，還有刊于全國佛教報刊雜志上的若幹佛教學術論文。
這一切成就，與其依止師雪松法師密切相關。雪松法師曾是鎮江超岸寺住持，其師父蕙庭老和尚又系守培法師法子。由于法脈的淵源，雪松法師特別重視唯識學，且與王恩洋先生熟識，惟賢長老少年時代即蒙王恩洋居士主辦的龜山書院熏陶，後又受依止師的栽培。因此，在其唯識學上，可謂師承了兩位大家的傳統，並在漢藏教理院受太虛大師的熏陶，接受了太虛大師的治學風範，可謂是融諸家之精華于一爐。1948年，重慶羅漢寺邀請他到教理講學班任教，同時還聘任他爲重慶能仁寺佛化學校教導主任，長老弘法利生的舞臺更爲廣闊。
佛教是宗教，作爲修學者，必須以自身的踐行親證佛陀教誨；佛學是義理，作爲學佛者，必須以虔敬的學研體悟佛陀旨趣。因爲，佛陀及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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