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佛圖澄對佛教弘傳、民族融合作出的巨大貢獻
陳 梅
在中國曆史上，西晉王朝僅持續了半個世紀。西晉末年，皇室貴族爲爭奪權利，爆發了“八王之亂”，導致了西晉的滅亡。其後，在中國北部的土地上，五個少數民族先後建立了十多個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中國曆史又進入了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北方十六國政權大多扶植佛教，當時祖師大德弘宣法化，使佛教信仰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佛圖澄即是其時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佛圖澄(232-348)，西域人(《晉書》、《魏書》謂天竺人)，本姓帛(或謂姓濕)。自幼出家，于烏苌國(古印度屬國，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上遊一帶)就羅漢入道[1]。據載：“清真務學，誦經數萬言，善解文義。”[2]更于罽賓(西域，今喀布爾河下遊流域克什米爾一帶)，受誨名師，西域鹹稱“得道”。佛圖澄于西晉懷帝永嘉四年(310)來到洛陽。他志弘大法，欲于洛陽立寺，適遇“永嘉之亂”，劉曜率匈奴兵攻入洛陽，帝京紛亂，立寺之願未果，乃潛澤草野，以觀世變。
時劉曜部將石勒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縣北)，專以殺戮樹威，道俗遇害者甚衆。澄觀勒之殘暴，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訪知勒之大將郭黑略——石勒“十八騎”之一[3]，素奉佛法，遂先止于郭黑略處。略更從澄受五戒，執弟子禮。據《高僧傳》載，佛圖澄：“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裏外事，皆徹見于掌中。”又能“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因而郭黑略每從勒征伐，辄預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雲將軍當略有區夏(華夏)，己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大喜，曰：“天賜也。”遂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征。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征。”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耀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進谏石勒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于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征，天人之明誡。”[4]這一番勸施德政的話，使石勒更加悅服。因之中州胡晉，略皆奉佛。
永嘉六年(312)，石勒采納謀士張賓之議而據襄國(今河北省邢臺市)。大興二年(319)十一月，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建立後趙國，以襄國爲都。鹹和四年(329)滅前趙，控製了北中國大部分地區。佛圖澄亦常隨左右，其間敕龍致水、勸宥段波、預言擒曜、誡勿食蔥、複活太子等事，使勒益加尊重。東晉成帝鹹和五年(330)，勒于襄自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更事澄彌笃，有事必咨而後行，尊號“大和上”。勒死後，石虎廢勒子弘而自立，是謂建武元年(335)，並遷都于邺(今河北省臨漳縣邺鎮一帶)，澄亦隨之入邺，居宮寺，輔佐後趙政權，一直至圓寂。
佛圖澄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一個有貢獻的人。首先，他身處亂世，以佛法慈悲救世的宗旨，成爲他當下最爲迫切弘揚的主題；其次，在佛圖澄之時，佛教仍屬初傳期，如何使更多的民衆接受佛法的教化，擴大其攝受範圍是其時所有祖師苦心勞思的關注焦點。
一、化導二石 澤潤蒼生
十六國時，中州寇蕩，郡國分崩，本是一個戰亂時期，加之後趙統治者專以殺戮來壯大聲威，鞏固其統治，更加重這一情形。石勒、石虎在曆史上皆以殘忍濫殺而惡名，暴戾恣睢，伏屍流血。如永嘉四年(310)石勒攻取白馬(今河南滑縣)，坑男女叁千余人。永昌元年(322)，石虎攻陷徐龛，坑降卒叁千人。太甯元年(323)石虎擊敗晉將曹嶷，坑其卒叁萬。《晉書》記載石虎執政時：“窮奢極侈，勞役繁興，畚锸相尋，幹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惵惵遺黎，求哀無地。”[5]佛圖澄目睹生靈塗炭，爲拯民于水火，毅然杖策軍門，用慈悲戒殺的教義來勸導石氏施行“德化”，“不爲暴虐”、“不害無辜”。據說有許多人因此而獲救，所謂：“凡應被誅余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6]在佛圖澄的勸谏下，石氏之暴虐稍有收斂。如石虎曾問“佛法爲何？”澄答“佛法不殺”。石虎說：“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複事佛，讵獲福耶？”佛圖澄爲其解說：“帝王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叁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于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複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7]澄所言石虎雖不能盡從，但終爲益不少。
佛圖澄遷化之際，雖知“禍亂漸萌，石氏當滅”，仍苦口婆心勸化石虎實行德政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誡，不自懲革，終無福佑。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8]
佛圖澄一柱擎天，以慈悲不殺的勸谏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石氏的恣意濫殺，實現了憫念蒼生、安定社會的濟世宏願。梁慧皎法師在其《高僧傳》中評曰：“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9]唐道世法師在其《法苑珠林》中贊曰：“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10]元念常法師在其《佛祖曆代通載》卷六中論雲：“觀澄公區區西來，當石勒、季龍(石虎)碜暴虓噬之際，而能憫物垂軌，示以玄言德祥，導以慈悲之行，卒使二暴革心，道化融洽。于戲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疊相扶持，以化成天下，厥有以哉！”[11]近人湯用彤先生亦評佛圖澄說：“其行化時，五胡之亂最烈，石勒殘暴，實爲流寇。澄憫念蒼生，以方術欣動二石，以報應之說戒其凶殺。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是則釋氏饒益即未驗于來生，而由澄公已有征于今世。”[12]古今贊語均是對佛圖澄慈憫百姓功績的肯定。
二、正法得立 民聽入道
民族融合往往伴隨著戰爭與流血，個中因由，除政治、經濟機製不同外，還有民族間文化心理的差異。但後趙時期的這一民族融合過程，卻因有佛教的因素而大大減少了大規模的相互殺戮事件。反而，隨著佛教的普及發展，在各民族間有了一種意識形態方面的認同感，從而在消融民族文化差異、消除民族意識隔閡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佛圖澄與石氏父子有著不同尋常的關系。石勒稱帝後，事澄彌笃，有事必咨而後行，並尊爲“大和上”。石虎即位，更傾心事澄，有過于勒。其下诏曰：“和上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及，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绫錦，乘以雕辇。朝會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13]更勅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以表尊敬。佛圖澄在後趙所受之尊崇可與後世“國師”地位相比。
佛圖澄正是充分利用如此殊勝之因緣，飛龍乘雲，大力向民間傳播佛教，使佛教在後趙時期得到空前的發展。史載：“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受業追遊，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曆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叁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14]創當時佛教東傳中原地區以來建寺最高紀錄，在中國佛教初傳期可謂“得未曾有”。《佛祖曆代通載》贊曰：“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15]
有佛圖澄之弘化，百姓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由此也真僞混淆，多生愆過。石虎曾針對此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製，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之所奏。石虎以澄之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于飨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16]這是佛教初傳期典型的“華夷之辨”論，盡管這裏沒有佛圖澄的正面抗辯，但在這場君臣論爭中，我們仍然可以感到佛圖澄一默如雷的無形影響力。在這裏折射出的是以佛教“普度有情”的博大理論，去抗衡當時正統的儒者“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狹隘偏見。在《高僧傳》中，有比這更爲詳盡的記載：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祀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製，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製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飨祭殊禮，華夏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石虎當即下書反駁：“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飨祀，應兼以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製由上行，永民作則。苟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白蠻，有舍其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爲道。”[17]可以說經佛圖澄不懈之努力，使佛教由一種形同“民間方術”的流傳方式，一躍而居于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並逐漸成爲各民族所認同的主流意識形態。這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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