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與禅宗
什麼是中國佛教
衆所周知，佛教並不是被限定于某一個特定的民族或國家的宗教，現在傳播世界各地的佛教，都是發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印度，並且經過了長時間向各地流傳。在這期間，由于要和各個民族國家所原有的文化背景接觸，進而爲了適應各種不同民族與文化的需要，以致于使得佛教沾上了各種的特質色彩。然而佛教的基本原則，例如因緣論及因果律的觀念，均普遍受到各地佛教徒的堅持，從因緣所生法的觀點，便能使人舍去一切以自我爲中心的價值觀念；從因果報應的觀點，更能使人肯定道德生活的重要性。倘若放棄了這些原則，它就不是佛教。
所謂中國佛教，它是依據印度佛教的原則或釋迦牟尼佛的根本精神，再加上中國本土儒、道兩家文化若幹成分，變成了普遍受中國人所樂意接受的佛教。
不過，從佛教初傳中國，再等到中國本土佛教的形成，已經經過了叁百五十年左右的孕育時代。所以初期的中國佛教，與來自西域或印度本土的佛教，沒有什麼不同之處，例如像佛圖澄(西元二叁二——叁四八)及鸠摩羅什(叁四四——四一叁)等高僧到達中國，不僅接引而且造就了許多傑出的中國佛教傳法人才與高僧，例如道安(叁一四——叁八五)、慧遠(叁叁四——四一六)、道生(叁五五——四叁四)、僧肇(叁八四——四一四)等人的出現，始爲佛教開拓了中國化的局面。也就是說，在此時期之前，中國人僅忙于接受從西域或印度翻譯過來的佛教文化，經過叁百多年的學習與研究，尤其在與中國儒家及道家的固有文化不斷的競爭與比較之後，這些傑出的佛教高僧們，便大膽地面對佛教的教義，作了重新的評估，並給予嶄新的解釋。魏晉時代的格義之學，便是一種實例。所謂中國化的佛教，也就從此誕生。
當然，中國爲吸收印度佛教所做的翻譯工作，是從第二世紀開始直到十一世紀，曆經約千年時間，同時也將佛教變成中國化。這種工作一直做到第八世紀時，便有了很大的成就，甚至達到圓熟階段。同時也陸續地將發生于印度當時的各種佛教典籍，翻譯成中國語文。
有關中國化的佛教，可以列舉者有淨土、天臺、華嚴、禅宗，尤其從宋朝以後的淨土與華嚴，事實上已和禅宗合流，天臺宗也沒有特定的教團。大致上不論任何一派的僧侶，都得遵照佛陀所製訂的戒律如法奉行，直到百丈懷海(七二Ｏ——八一四)時代，禅僧也多住在律寺，不過，他們可以自由選擇適宜他們自己所修行的方法和經論。禅僧自成一個教團的情況，那是從百丈懷海樹立了禅宗生活規範的叢林清規之後。
百丈懷海大師的叢林製度建立之後，佛教的中國化，才算圓滿成熟。可是，從對教義的自由發揮，到僧侶生活方式的大膽改革，已經經過了四百年的時間，在這期間經過許多高僧大德善知識的努力，而最後的集大成者，卻是禅宗的人物。然而在禅宗大成就的四百年前，道生法師就已經主張頓悟成佛及衆生皆有佛性，結果被當時的衆僧認爲是邪說，而遭受驅逐的命運；那時距離禅宗初祖菩提達摩到中國，尚早了一百年。四百年之後，懷海創立從事農耕生産的生活方式時，也被時人罵爲破戒比丘。對于這兩個突破傳統舊觀念的例子，正代表了佛教中國化的特色。禅宗的人物可謂爲是集結佛教中國化的大成，所以禅宗也就代表了超越性的中國佛教。
禅觀的佛教
禅，日語發音爲zen,中文發音是chan，印度俗語爲 jhana，雅語爲 dhyana。從修行禅的行爲來說，可譯其義爲靜慮，從禅的實體來說，可譯其義爲定，從修行禅的結果來說，可譯其義爲功德叢林。
禅乃中國通用的名詞，是梵語禅那的簡稱，在印度多叫做瑜珈(yoga)，禅那的語根是由思維或靜慮而來，是用來統一身心的修行方法。在印度思想史上的使用法頗不一致，佛教的密宗，即將修行的方法，稱爲瑜伽；佛教的唯識學派，也以瑜伽爲名，它的意思是“相應”，即是用數息觀等方法，把散亂的心念收攝，集中一境，專念一物，使心與正理等相應；從佛教立場看它，它就是舍摩他(止)及毗婆舍那(觀)。佛教以外産生于印度的宗教中，即有一派被稱爲瑜伽派，然其內容及觀法的對象，顯然不同于佛教。總之，瑜伽是人們透過靜坐修禅觀的方法，得到叁昧，顯露與自性相應，或外道之神與我相應冥合的宗教經驗及其過程，即爲禅定。
佛陀出現人間的目的，是在幫助人闡發本自具足的自性或佛性。佛陀在《雜阿含經》中對于禅觀方法的修行指導均有廣泛的說明，這便是構成原始佛教經典的主因。
自佛教初傳中國，以迄佛教成爲純中國化的事物，佛教徒們所從事的工作，不外乎對于叁藏十二部聖典的修行方法的傳譯、學習和發揮。這些修行方法，可以歸納爲“禅數”、“禅觀”、“止觀”、“念佛”等方法，這只是針對衆生不同種類的根機，其作用都是相同的。
佛教的修行方法，是戒、定、慧叁無漏學，其重心是著重在禅定的修持法門，受持五戒(不殺、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爲修習禅定的基礎；修行禅定的結果，便能闡發本自的智慧。唯有智慧才能了斷煩惱，所以禅定是休止煩惱的途徑，而戒律是能預防煩惱的發生。關于這叁者之間的關系是：戒是修行的基礎，慧是修行的結果，而禅定才是修行的重心；所以天臺宗的集大成者智顗大師，將修習止觀，稱爲“正修行”，在正修之前的預備工作有二十五項，稱爲二十五方便。可見，從佛教的化世功用來看，除了禅觀，就沒有佛教。
禅觀在中國的變遷
禅在印度、在中國，都是佛教徒們修行的共同法門，雖然在梁代慧皎(四九七——五五四)的《高僧傳》中，記載有共計二百五十七篇傳記，在其中僅舉出二十一位僧侶是修習禅觀之人，不過，這並不表示修習禅觀的人太少，而是僅僅爲了說明修習禅觀而不兼弘教義和翻譯經典者的人數並不多，到了唐代道宣律師(五九六——六六七)的《續高僧傳》中，修習禅觀的人數卻急速增加，而有一百一十九人。這兩種高僧傳對于禅僧的類別與標准，也顯然不同；前者認爲中國初期的禅僧，是和印度佛教的頭陀行或苦行者相同，他們依法修行，隱于岩谷、林間，常與泉石草木爲伍，他們能夠擯除鬼魅，役使猛虎。可是自第六世紀中葉(梁代)以後，對于禅僧的類別與標准，便大異其趣。例如開創天臺宗的慧思(五一五——五七七)、智顗(五叁八——五九七)、灌頂(五六一——六叁二)，自祖至孫叁代，均被道宣律師收入禅僧之列。在這時期對禅者的定義，是除了對于教義的研究與發揚之外，尤其對于禅定的修行與弘揚，具有很大的貢獻者。但是在當時，尚未聽說有禅宗的名稱。至于將修行禅定的人們，立爲一個宗派，而稱爲禅宗，乃是第十世紀(宋初或稍前)時才開始的事。
若從禅的修行結果來考察，從印度傳到中國的初期禅法，是主張漸修和漸悟的，認爲由于修行者的功力有強弱、時間有長短，所悟的自性空理，必然也有深淺的不同，故有小乘的聲聞、緣覺，和大乘的菩薩等叁種等級的分別。這與印度佛教所持的態度是一樣的。
到了第五世紀，道生法師出世，依據他自己的修證經驗，便大膽地提出了“頓悟”成佛的主張。他以爲修行的入門處，固然可有叁種等級之分，可是當他們親證法性理體的本然自性時，其所體驗到的自性，與佛所體驗的，乃是完全相同的。這種思想論點的産生，在中國本身，正因爲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早已有儒家及道家的文化背景。依據謝靈運(叁八五——四叁叁)對道生頓悟思想的評介，他以爲印度佛教是講求實證，可是卻僅止于漸悟，中國儒家的孔子雖說了一極頓入的道理，卻不能做到親切地實證。道生則取其兩者之長而舍者之短，漸次的精進而到豁然大悟時，那就會“繪累盡矣”。此與後世的禅宗所說的“參學事畢”的見解，是頗爲類似。只是在道生之前，已有支遁(叁一四——叁六六)主張七住位上頓悟之說，道安也有漸修頓悟之說，但是均未達到大頓悟的說法。不過這對道生來說，應當具有啓示作用。支遁原本是一位研究老莊的專家，並且曾經用老莊的思想來注解佛教的般若空義。道安也曾在其著作中，引用老子的語句，這是受到當時格義風尚的影響。可見，雖在《楞伽經》中已有“頓現”之說，不過像道生那樣的大頓悟，應該是受了中國儒家及道家的影響，也可以說，透過中國傳統的固有思想，才將佛教的思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再從禅的修行方法考察。我們知道，佛教的宗旨，是教導人們透過修行而獲得解脫的方法，修行要從日常的道德生活如基本五戒著手。受持五戒，固然是爲了避免造作更多的惡因，以減少將來接受惡果報應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爲了修習禅定的先決條件，持戒是禅定的基本工夫。戒、定、慧的叁學之間，經常保有連鎖形態，是無法加以分割，也可以是缺一不可的。
誠如前面所說，禅是修行方法的重心，禅的異名也有好幾個在佛教初傳中國的時期，甚至到禅宗最初幾代的祖師之間，都將它稱之爲禅觀，尤其更側重于觀法，這都是由于受至初期禅觀思想的影響，譬如第四世紀時的大師們，均應用般若空慧，來講禅觀的內證經驗，因此便用觀行一詞來作爲修行方法的命名。譬如菩提達摩的《破相論》，又名《觀心論》；他的“二入四行”，又被稱爲“四行觀”或“大乘壁觀”。第四祖道信(五八Ｏ——六五一)有“坐禅觀心”之說，四祖的弟子法融(五九四——六五七)則有“無心絕觀”之說。因爲修止可得定，修觀能生慧，所以大乘禅者便以智慧的悟境爲目的，故以觀門的方法爲著眼點，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不用止的工夫。
最足以注意的，就是天臺宗的叁祖智顗大師，對禅的弘揚，曾分爲叁級：
一、漸次止觀：在他叁十余歲時，便以修“禅觀”來統攝一切佛法，他將印度佛教中的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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