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毛澤東讀書劄記诠釋331

　　作爲宗教文化，佛道兩家蘊含了豐富的哲學思想，對中國人的人生觀有著重要影響。 毛澤東，間或也出入其間，閱讀和談論有關書籍，闡發哲學和人生方面的一些道理。

　　(一)早期論佛。

　　毛澤東從早年開始，就接觸到一些佛學知識。1936年，他曾對斯諾說：“我母親信佛確很虔誠。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爲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我九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從那以後，我們好幾次想把他轉變過來，可是沒有成功。”小時候，毛澤東也是把信不信佛當作很重要的事情的。當然，他接觸的只是民間流傳的初淺的佛教知識。有意思的是，在父親開始信佛以後，毛澤東說：“我越來越不信佛”。

　　在長沙讀書期間，毛澤東也接觸到一些佛學知識，並在文章中有所運用。如在1917年4 月的《體育之研究》一文裏，便說“釋氏(按：釋迦牟尼)務求寂靜”，又說：“釋加往來傳道，死年亦高。邪蘇(按：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按：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經典，右執利劍，征壓一世，此皆古之所謂聖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在稍後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寫的批語中，毛澤東還用佛教術語“差別相”來說明宇宙世界和人類生活的千差萬別。在讀《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毛澤東第一次表述了他的宗教觀念。泡爾生在第8 章“道德與宗教之關系”裏，說到神的功能，是保護弱者，威懾懲罰那些欺侮弱者的壞人。毛澤東讀此批注：“在未開化之時，宗教亦有抵製蠻暴、保護幼弱之功。”泡爾生接著說：“信神矣，則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無此等俯仰，而能立偉大之事業者，未之有也。”毛澤東又批注：“宗教可無，信仰不可少”。

　　1917年暑假期間，毛澤東同好友蕭子升從長沙出發，到湖南好幾個縣的農村“遊學”。行至甯鄉縣沩山密印寺時，他們特意拜訪了老方丈，翻閱了寺藏的各種佛經。據蕭子升後來在《毛澤東和我曾是“乞丐”》一書裏記敘，他們從沩山下來後，興致勃勃地議論起佛教與人生哲學問題。毛澤東說：自古以來，中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對宗教也不過于執著，不像西方那樣發生長期的宗教戰爭。此外，儒家思想遠比佛、道二教影響爲大。兩人都覺得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對佛教，毛澤東並非偶然說說而已。在 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的一封長信中，他向這位處于師友之間的兄長淋漓盡致地傾訴志向，說自己的社會理想就是懷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衆生，共同走向大同聖域。這明顯是受康有爲《大同書》的影響，儒、佛相融。

　　1920年，毛澤東已開始熱切地學習馬克思主義，6月7日，他給黎錦熙寫信，仍然表示：“文字學、言語學和佛學，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關于言語文字學及佛學兩類之書。將書名開示與我。”

　　(二)與DL、班禅論佛。

　　建國後，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典，《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等，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毛澤東都讀過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帶走的書籍中，便有《六祖壇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華經》、《大涅經》等。1959年10月1 日同來訪的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在中南海頤年堂談話時，他便徑直說過：“佛經我讀過一些”，還說：“你在美國(訪問時)常常提起《聖經》，我也想讀讀《聖經》，但一直沒有時間”。據工作人員回憶，後來，毛澤東是抽出時間，讀了《聖經》的。或許正因爲人們知道毛澤東注意閱讀佛教經典，對佛學有興趣，在建國初，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的陳銘樞，把自己積年潛心寫作的《論佛法書》，寄呈毛澤東。毛澤東在百忙中，于1950年6 月12日特複一信，說：“尊著略讀，未能詳研，不敢提出意見。惟覺其中若幹觀點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是再與先生商略。”陳銘樞有“佛教將軍”之稱。對佛教，毛澤東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發揮。

　　1955年3月8日，在同西藏DL談話時，毛澤東說：“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衆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爲了免除衆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産黨人合作，在爲衆生即人民群衆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1959年10月22日，在同西藏班禅大師談話時，毛澤東又說：“從前釋迦牟尼是個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衆領袖。東晉時西域龜茲國的鸠摩羅什，來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國大乘佛教的傳播，他有功勞。漢譯本《金剛經》就是他譯的。我不懂佛經，但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慧能)的佛經《法寶坊經》(引按：即《六祖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

　　在中國佛教幾個宗派中，毛澤東熟悉的是禅宗。對于禅宗的學說，特別是它的第六世唐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壇經》一書，毛澤東要過多次。

　　毛澤東讀佛經，對它的引伸發揮，重在普渡衆生、解民痛苦這一面。爲此，他很推崇釋迦牟尼不當王子，去創立佛教的舉動，認爲它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人講話”的。他還把佛經分爲“上層的”和“勞動人民的”兩種，提出《六祖壇經》就屬于後一種。這算是他立足于一個無産階級革命的家的情感立場的一家之言吧！這個觀點，在毛澤東青年時代即有隱顯。他當時熟讀康有爲的《大同書》和譚嗣同的《仁學》，這兩部書吸收了佛教學說的許多思想，強調君子仁人、英雄豪傑當以慈悲爲心解除現世衆生的種種苦難。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的信中，毛澤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若以慈悲爲心，則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因此，“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這大概就是他在1955年3月8日的談話中，說出佛教徒與共産黨人合作，“在爲衆生(即人民群衆)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在認識論上的一條伏線吧！

　　同DL、班禅討論佛教，無疑是立足于共産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來說，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培養真正懂佛學的知識份子，光搞政治不行。1961年1月22日同班禅又有一次談話，他說：“我贊成(在西藏)有幾千人學經、懂經，成爲佛學知識份子，同時你看是不是他們還要學些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懂得政治、科學、文化及一般知識。……佛學不可不學，辦了佛學院，兩年畢業，專弄政治，我看這個辦法不行。得搞四年，專門拿兩年研究佛學。光政治好，佛學上沒有學問，還是不行的。”

　　接著，毛澤東頗有興趣地同班禅進行了下面的對話。

　　毛澤東：“西藏是大乘，還是小乘？”

　　班禅：“我們學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礎，也懂得小乘。”

　　毛澤東：“釋迦牟尼講的是大乘嗎？”

　　班禅：“釋迦牟尼講經分叁個時期，早期和晚期講小乘，中期講大乘。”

　　毛澤東：“《蓮花經》和《金剛經》在藏文的經典中都有嗎？釋迦牟尼著的經典比孔夫子的書還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剛經》，是從梵文譯成藏文的，釋迦牟尼的經書很多。”

　　毛澤東：“《金剛經》，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學，有機會你給我講講吧！”

　　(叁)共産黨人與宗教活動。

　　信仰共産主義的，應該怎樣對待現實社會中的宗教活動？毛澤東說佛教論禅，也是把它作爲群衆工作方法來看待的。

　　在1961年1月23日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說：“我贊成有些共産主義者研究各種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酥教等等的經典。因爲這是個群衆問題，群衆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衆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這個觀點，毛澤東申明過多次，斷非因談話對象是宗教領袖而即興發的議論。在會見外國一些共産黨人時，他也經常談到這個問題。

　　對佛經、佛教在傳播過程中，不因循守舊，不死搬教條的做法，毛澤東也是很欣賞的，甚至用它來比喻馬列主義的傳播和運用。1975年6月，在會見一國外共産黨的領導人，毛澤東特別強調，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完全照抄中國”。接著，以佛教爲例，說：“什法師雲，學我者病。什法師叫鸠摩羅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馬克思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條。中國有個學者叫嚴複，他引了什法師的話，在他翻譯的赫胥黎寫的《天演論》上面說的。……赫胥黎贊成印度的佛教哲學。”

　　(四)重視對佛教哲學的研究。

　　毛澤東重視宗教思想特別是在中國有重要影響的佛教思想研究，但由于種種原因，這方面的研究是比較薄弱的。比如，在毛澤東看來，首先就缺少可意的研究機構和刊物。在1963年12月30日的那個批示中，他還批評了當時的《現代佛學》這個刊物，認爲它發表的“文章的水准也很低”。看來，毛澤東平時較注意閱讀這個刊物。

　　在1964年8月18 日的談話中，毛澤東還說過：研究哲學，“不出入佛道，不對；有佛道，不管它怎麼行？”

　　居士公約

　　一、 愛國愛教，守法遵規。

　　二、 歸依叁寶，智慧人生。

　　叁、 五戒十善，六和六度。

　　四、 正知正見，正信正行。

　　五、 家庭和睦，明禮誠信。

　　六、 奉獻社會，修學精進。

　　七、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八、 莊嚴國土，利樂有情。

　　憨山大師費閑歌

　　講道容易體道難 雜念不除總是閑

　　世事塵勞常挂礙 深山靜坐也徒然

　　出家容易守戒難 信願全無總是閑

　　淨戒不持空費力 縱然落發也徒然

　　修行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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