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保護還是破壞？

　　《淨土》2012年第5期

　　執筆：張春燕

　　更爲嚴峻的一個問題是：環境在遭受屢屢破壞之後，保衛環境的行動卻越來越成爲一種新的破壞活動。當保衛者開始實施保衛活動之後，一輪新的破壞活動也隨著開始。這是一個多麼荒謬的話題。

　　據內蒙古自治區草原工作站統計全區草原發生鼠害的面積達到9821.68萬畝，其中嚴重危害面積4245.96萬畝，接近44%。在內蒙古烏拉特草原生活了40多年的牧民蘇雅拉圖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老鼠。他說：“到處是老鼠洞，都不敢在草原上騎馬了，馬蹄要是陷進去很容易摔倒。”　　

　　在人類人工投藥滅鼠之後，老鼠更加瘋狂地在草原泛濫　　

　　每公頃2800個有效鼠洞口是個什麼概念？據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草原工作站工作人員介紹：“以長爪沙鼠爲例，按照《草原主要害鼠危害分級表》的規定，每公頃650個以上有效洞口已經是重度危害，而每公頃1000個以上有效洞口算是極度危害。你可以想見2800個洞口的嚴重程度。”

　　事實上，內蒙古草原的最嚴重的破壞，就是保護環境的活動引起的。首先，牧民大規模的過度放牧導致了草地退化，草地退化引來了鼠災。這是第一輪破壞。然後當地的環境保護部門向牧民發放鼠藥，甚至直接用飛機噴灑鼠藥，這些鼠藥的確藥死了很多老鼠，但這些帶毒的老鼠屍體被狐狸、蛇、老鷹這些老鼠天敵吃了之後，也跟著紛紛死亡。但是老鼠的繁殖能力遠遠大于這些天敵，于是，次年，沒有了天敵的製約，老鼠之災空前絕後。這就是第二輪人爲的破壞。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滇池。

　　滇池曆經二十多年的治理，投入資金達上百億之巨，水質卻沒有實質性轉變，反而成爲各方的實驗品，耗費大量的資金。

　　曾在昆明市政府擔任秘書多年的滇池研究會秘書長李國春說，雲南自1993年開始治理滇池，至今已逾18年，其中“九五”期間花費20余億，“十五”期間近20億，“十一五”的總費用計劃爲170余億，現在已經花費70余億。

　　更令人驚訝的是，在已經公開的“十二五”計劃裏，上面列舉的治理滇池的總費用盤子達到420億之多，涉及100多個項目，包括引水、環湖截汙、生態修複等多個方面。

　　雲南省上報國務院的“十二五”規劃得出結論爲：“十一五”期間，滇池流域水環境質量總體得到明顯改善，滇池水質惡化趨勢得到遏製，水體生態環境得到改善，河道水質及景觀明顯改善，集中式飲用水源地優于或達到叁類水。

　　雲南省當地媒體如是歎道：一個又一個五年過去，幾乎與昆明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快速一致：滇池水質依舊，惡臭更甚。僅僅是得到“惡化趨勢得到遏製”的結論，就被當地稱做曆史最高評價和滇池治汙史上來之不易的“拐點”。

　　這些錢又花到了哪裏？李國春的手上也只有一份稍微詳細的資金去向表，而在滇池持續多年的治理中，也被各路專家用于各種實驗，花費資金亦不菲，水葫蘆就是最新的一個實驗品。

　　汙染生態學專家、雲南大學王煥校教授說，包括武漢大學、清華大學等多所院校都曾經在滇池實施過汙染生態的實驗，項目資金都不在少數。如清華大學建立一個十平方公裏左右的實驗區，花費達2600萬元，他給予的評價是“成本太大，不宜推廣”；而某院校一個9000萬的實驗項目，實驗之初有效果，但僅僅兩個月不到，實驗區又恢複原樣，實驗宣告失敗；武漢大學的魚類實驗，也沒有明顯效果，還有院校計劃在滇池裏造圍堤搞濕地處理系統，而最近的“十一五”項目，課題資金就達7000萬元。

　　幾乎以滇池爲家的張正詳對于滇池上的這些實驗再熟悉不過，他將這些實驗形象地歸納爲：先“動物”——魚，後“植物”——水葫蘆，滇池就是一只小老鼠。

　　雲南當地媒體曾發表質疑文章稱：雲大學者按環境貨幣化換算公式做了一項課題，結論是：滇池流域的利潤收益，在扣除環境指數和治汙投入後，呈負數，意思很簡單，曆年在滇池流域投建的産業收入，帶來的只是賠錢生意。

　　“滇池在多年的汙染中，就是一個大實驗場，各方專業人士都在對它的治理進行實驗，滇池投了數不清的錢，而實驗的結果呢？我們都看到，它還是沒有清”，昆明理工大學教授侯明明如是說。

　　記者在調查中深刻地感觸到一個問題：對正義沒有堅定信念的執法者，法律終將會成爲自己牟利的工具；對因果沒有真誠信仰的行善者，他們的善行也一定會淪爲謀取名利的捷徑；那些對生命沒有真正敬畏的人，他們保護生命的行動，最終也會變成戕害生命的惡行。

　　環境保護亦是如此。當我們內心的欲望並沒有減少，我們的道路仍然指向錯誤的方向時，妄談什麼環境保護，只能給一些人增加賺錢發財的嶄新途徑而已。有些地方政府，以環境汙染爲要挾，向中央政府要求不停地增加撥款，但汙染卻越來越嚴重，因爲汙染越嚴重，他們得到的撥款就越多。有些喪失了良知的科學家，只知道利用環境汙染的公益名義，申請課題經費，將老百姓時代居住的家園作爲實驗室的小白鼠，徒增其汙染的種類和程度。

　　事實上，從張星水律師身上，我們就能深刻感受到法律的無奈。張星水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和美國坦普爾大學，早年供職于司法部中國律師事務中心，曾在2003年轟動一時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孫大午“非法集資案”爲被告做辯護律師。這個當年認爲法律乃至高無上的人士如今成了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在中國普遍缺乏對法的敬畏、權力泛濫的時候，他轉而求助于佛法。

　　我們不能不哀歎，並且承認：單純依靠立法者、執法者以及守法者的自律，我們生存的環境難以重見天日。那不僅是一廂情願，更是“與虎謀皮”。一個沒有信仰也沒有敬畏的國度，這些國民是不憚以最糟糕的手段來牟利的。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這些問題，重新回歸到正確道路上來。這條正確的道路，就是啓發我們的真知，認識生命的真相。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