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衆看球才會熱烈，有了觀衆的支持，才能帶動籃球的發展。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有了平時的養成，培養實力，出賽時才會有好的成績。凡事要有播種的“因”，才能有收成的“果”。

　　平時佛教徒在佛殿共修，重在德育；在教室上課，重在智育；僧團是六和合僧，重在群育；佛像的雕刻、繪畫及梵呗的唱誦，重在美育；而球場上的運動，可以彌補體育之不足。希望我們的政府乃至全民，都能重視體育運動。因爲“體育可以強國”，世有明證。

　　五月　叁十日　　星期日

　　五月的東京，雖然已是春末夏初之際，清晨起來，空氣中還是隱隱透著一股涼意。自從來到東京，接連幾天都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卻在今早佛像開光法會前半小時，突然下起毛毛細雨。經過了這場春雨的“灑淨”，十一時正，陽光普照，法會准時開始，首先由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林金莖、華僑聯合總會副會長劉秀忍、東京佛光協會會長西原佑一，共同爲佛像揭幕，揭開了東京別院佛像開光法會的序幕。

　　今天與會的貴賓有：日本衆議院議員小林興起、東京華僑婦女會會長羅王明珠、埼玉華僑總會會長候正一、前駐日代表蔣孝武的夫人蔣蔡惠媚、中華民國駐日代表處顧問李慕祥、日中問題研究會會長矢野、熊野町會長佐藤照幸、彰化銀行東京支店長李文章、日華佛教文化交流協會事務次長浜田嘉伸、日華佛教交流協會副會長大見順，暨佛光會員、中日信衆等千余人觀禮。

　　林金莖代表致詞時表示：在日本有佛光山的別分院，對中日關系的促進與發展，將具有實質的貢獻。他說，中日關系從最早設大使館時代的每一位大使，到現在代表處的代表們努力開展下，已經有很好的基礎，不過總覺得缺少精神層面的建設，今後如果能加上精神上的發展，將更有價值。他尤其強調，信仰就是力量，有信仰才能根本解決民生之苦﹗

　　其實，中日關系自古以來，即因佛教與文化的交流，而使兩國之間的關系密切如兄弟。尤其今天已經進入“地球村”的時代，國與國之間的距離更形縮短，各國之間更需要互相交流、訪問、聯誼，唯有國際關系和諧，才能帶來世界和平；爲了加強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東京別院乃應運而生。未來在東京這個高度物質文明的城市，更需要有豐實的精神生活，而佛教是一個重視開發內心能源的宗教，因此，東京別院今後將帶給當地信衆佛法的滋潤，同時成爲東京佛光會會員聯誼、共修的據點。

　　爲了感謝信徒在東京別院籌建期間的發心護持，特于會中頒發功德主感謝狀，計有：劉秀忍、西原佑一、謝文政、陳逸民、吳淑娥、林佳添、邱美豔、楊碧銮、葉山勝中、白文美、孟子雁、柳淑珍、中澤明子、高嘉穗、賴連金、陳麗麗、杜黃卻、莊立仁、柯玉卿等十九位接受頒獎。

　　在日本建寺，除了經濟上是一大負擔外，加上受限于當地的法規，因此過程倍覺艱辛。東京別院雖是就著現有房子整修而成，卻也曆時將近一年，直到灑淨的前一刻還在工程中。由于籌建不易，因此在落成的這一刻，我看到不少信徒眼中閃著淚光，想必他們是看著東京別院從無到有，而感受特別深刻吧﹗

　　法會進行一小時結束，會後特備素齋與衆結緣。席間林代表告訴我，剛才致詞時，感覺周遭充滿了佛光，全身發熱流汗，內心卻清涼無比，致詞後，這種現象自然消失了。我告訴他，這是因爲他的虔誠，因而感得佛陀的慈光加被。林代表對于別院設有會議室，盛贊不已，他說從硬件設備，即可窺知它的多重功能。

　　今天的法會除了中國電視公司全球報導做現場錄像采訪外，會後，《中外日報》記者佐藤孝雄也對我做了一段訪問––

　　東京別院今後將發揮什麼樣的具體功能？

　　它除了提供信徒聯誼、共修之用，尤其著重社會服務工作。今後除了講經說法外，並將舉辦各種社會性、文教性的活動，具體發揮社會教化功能。

　　如何在華僑之外，接引日本人學佛？

　　佛教是不分國籍的，尤其佛教極具包容性與圓融性，今後將與日本佛教界聯誼，共求世界和平。

　　對日本葬儀式與娶妻生子的佛教有何看法？

　　日本佛教在學術研究上，已經有它的地位與價值，各個宗派的信徒也很多，基本上，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過程，因此葬儀佛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不過，今後應該進一步引導信徒認識人間的生活佛教，從生活中落實佛法。只要能給衆生正見、正覺，以及幸福、安樂，就是最完美的佛教。

　　面對世界紛爭不斷，佛教徒有何使命？

　　世界之所以有紛爭，人我關系之所以對立，都是因爲有“我”。佛教是個講“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慈悲之教，唯有無我觀和平等心，才能消除鬥爭，所以佛教徒應該致力于宣揚佛法，使人和無爭，世界動亂自然能消弭于無形。

　　下午二時正，接著舉行一場皈依叁寶典禮，共有二百多人參加，當中有日本人、有華僑，還有不少大陸留學生。提起這些留學生，這幾天的法會當中，我看到他們投入在攝影、搬運，乃至機動性的布置會場等工作中。他們有的遠從九州、大阪、四國、京都等地，花了幾個鍾頭的車程，專程前來幫忙。我還聽說其中一位邱文仁同學，他在日本留學五年，每逢佛光山有重大法會，必定專程搭機到臺灣參加。他說，這就是信仰的力量。今後有了東京別院，相信能夠提供這些留學生就近聯誼、交流，以長養他們信仰上的慧命。

　　晚上再爲佛光會的幹部講習會主持座談。會中，西原佑一會長回顧二年前，東京佛光會第一次籌備會議中，只有九個人參加，如今已有會員兩千多人。他鼓勵與會幹部發心在自己的居住地成立分會，隨即引起熱烈回響，馬上有十個人發心成立分會，分別是：

　　福島––葉聰明杉並––吳淑娥、孟子雁

　　埼玉––柯玉卿港區––謝張芳珠

　　豐島––陳逸民中野––白文美

　　新宿––吳陵豔練馬––平野二郎

　　板橋––葉山勝中

　　他們希望我很快就能再度前來主持聯合成立大會，對于這些幹部的發心，我衷心感到歡喜，並且樂觀其成。

　　想到佛教從最初的佛度五比丘，到今天的佛化五大洲，我相信，只要有理念，就能被人所接受；只要有人信仰就會有發展。佛光協會有佛陀的教法做爲我們的依止，最終必然爲全人類所認同，必將成爲世間的一道光明，希望所有佛光會員都能有這份信念與體認。

　　五月　叁十一日　　星期一

　　連續幾天的法會，佛光山在日本留學的徒衆慈怡、依量、永傳、滿庭、滿潤、宗開、塗玉盞等，也都前來協助。早上得空，特別集合他們講話，我希望他們今後雖然仍以學業爲重，對于別院的寺務、活動，也要多關心、協助，住在東京的，至少一到二周集會一次，遠在京都的，最少二至叁個月聚會一次，大家要多溝通、聯絡，才能達成共識，才能共同爲弘法利生事業盡心盡力。對于派在東京別院的住衆覺用、覺源，我希望他們對待信徒要慈悲、柔和、親切、大方，不能用氣勢待人。對負責佛光協會的永倫，我也提出一些行事方針，希望以後凡是活動類應由佛光會主辦，法會則由別院主辦。佛光會的輔導法師要做別院的義工，別院的法師是佛光會的輔導法師，彼此相輔相成，才能共同成就。

　　一旁的慈容也勉勵他們說：新道場就如同一張白紙，如何彩繪，就在于我們的用心。所謂事在人爲，如今有了硬件設備，往後更要在軟件上，也就是待人接物方面，給人歡喜、方便、慈悲、親切，讓信徒歡喜來親近，有了信徒，道場才會興隆。住持慈惠則計畫以後要經常舉辦佛經講座等各種文教活動，以接引信徒。

　　我覺得佛光山的徒衆有一個可取的地方，就是“功成不居”，東京別院當初是心平、慈莊他們負責勘察、策畫、籌建，如今寺院建成，在宗務委員會上，他們卻一致公推慈惠當住持，而慈惠雖然忙于籌建佛光大學，仍一口承擔下來。我時常告訴徒衆要把“光榮歸于佛陀，成就歸于大衆，利益歸于常住，功德歸于檀那”，看到他們都能信受奉行，這點令我很欣慰。

　　傍晚，朝日新聞記者吉田實、花岡事件調查者石飛仁、日中問題研究會會長矢野、教授渡邊隆、锺清漢等人到別院來，我以素齋款待他們，在蕭碧霞掌廚下，一盤盤美味可口的酥酡妙味，令他們贊不絕口。

　　餐後，石飛仁送我一本他的著作––《中國人強製連行的記錄》。這是敘述民國叁十四年，日本在侵華戰爭投降前夕，強擄華工到日本，百般淩虐，引發秋田縣大館市花岡村中國奴工起義抗暴的“花岡事件”之史實記錄。

　　據石飛仁告訴我，中日之戰，日本人不僅僅在中國大陸殘害中國同胞，同時強拉民夫到日本勞役，估計有四萬多名中國人被強押至一百叁十五個工地奴役成殘、致死。這些人的骨灰在近幾十年來已陸續送回大陸，並計畫在天津建塔紀念。此事雖然未曾對外發表，在石飛仁的心中深感對不起中國人，因此有心雕塑一尊觀世音菩薩像，表示日本人的忏悔。他問我應該取名什麼？希望我能提供意見。

　　石飛仁是日本劇作家，一九六四年畢業于日本駒澤大學，他在偶然機會發現“花岡事件”的史實，基于道德良心，也基于喚醒日本民族對侵略戰爭的徹底自省，于是廣泛搜集資料，出版了《華工集中營記錄》，將當年日本軍閥押送華工到日本予以奴役的史實披露，以免真相被一手遮天的抹煞。

　　他曾于八年前親赴大陸河南，訪晤花岡事件領導人耿諄，除了由耿諄親撰〈花岡事件回憶〉一文外，石飛仁並與耿諄訂下了代表花岡事件受難華工向日本政府討回公道的工作方針。

　　石飛仁並曾將這件事的始末編成劇本，于民國七十五年率團在臺北演出。他說：“必須面對錯誤，才能求得超越，我們抱著這樣的心情，把日本侵華的史實報告出來，希望中日以後能真正的和平相處。”

　　過去由于日本軍國主義不斷對華侵略，尤其民國廿六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長達八年的對日抗戰，其間日本人對中國同胞的殘暴傷害，至今仍是許多人心中的傷痛。我自己的一生，也受到這個事件極大的影響。

　　記得那年發生南京大屠殺，當時我父親經商到了南京，幾次傳回家書，說明歸期，卻始終未見返鄉。後來母親帶著我四度外出尋找，仍然杳無音訊。雖然就在尋父途中，我有了因緣在棲霞山出家，不過此事造成日後有幾次留學日本的機會，乃至學習日文的機會，我都放棄了。

　　直到一九八一年，在海峽兩岸關系未明朗化之前，因著地緣關系，我在日本太平洋大飯店，與睽違了四十余年的母親相見。當時，我突然感受到，世間上人與人，乃至國與國之間的恩恩怨怨、好好壞壞，都不是對立法，實在是共業所成。我覺得，如果要使世界獲得真正的和平，必須在相互平等的原則下，包容異己，才能達到和平、安樂。甚至民主自由，也必須在尊重他人的原則下，才能談到自由民主。

　　最近日本有關單位一再竄改史實與教科書，企圖扭曲侵華真相，欣見有石飛仁等日本人士，能夠秉持良知，不斷發掘日本侵華期間的罪行，公諸于世，並且設法彌補。除爲他的道德勇氣與和平正義深受感動外，特建議他把即將建造的觀世音菩薩像，取名爲“中日和平慈悲的聖者”，希望在菩薩的慈悲光照下，日本當局能對過去所犯的曆史錯誤，作出良知的忏悔，使中日兩國能夠真正建立起永久的和平。

　　至于要在天津建紀念塔一事，我感覺中國長期受到日本的欺壓，這個國仇家恨，在中國人心中本來就已很難撫平，如果四十余年後的今天，再由日本人在中國的領土上建塔紀念此事，是不是會讓人覺得日本人當年盛氣淩人的氣焰未熄呢？勢將引起中國同胞的反感。再說，真要建塔紀念，也要由中國人來做，所以我建議他，日本人可以捐款，但要由中國人出面籌建，尤其更重要的是，日本人應對此事做出真誠的忏悔，這才是中國同胞所欣然樂見的﹗

《佛陀的工作　1993· 5· 16～1993· 5· 31》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