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众看球才会热烈，有了观众的支持，才能带动篮球的发展。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有了平时的养成，培养实力，出赛时才会有好的成绩。凡事要有播种的“因”，才能有收成的“果”。

　　平时佛教徒在佛殿共修，重在德育；在教室上课，重在智育；僧团是六和合僧，重在群育；佛像的雕刻、绘画及梵呗的唱诵，重在美育；而球场上的运动，可以弥补体育之不足。希望我们的政府乃至全民，都能重视体育运动。因为“体育可以强国”，世有明证。

　　五月　三十日　　星期日

　　五月的东京，虽然已是春末夏初之际，清晨起来，空气中还是隐隐透着一股凉意。自从来到东京，接连几天都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却在今早佛像开光法会前半小时，突然下起毛毛细雨。经过了这场春雨的“洒净”，十一时正，阳光普照，法会准时开始，首先由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林金茎、华侨联合总会副会长刘秀忍、东京佛光协会会长西原佑一，共同为佛像揭幕，揭开了东京别院佛像开光法会的序幕。

　　今天与会的贵宾有：日本众议院议员小林兴起、东京华侨妇女会会长罗王明珠、埼玉华侨总会会长候正一、前驻日代表蒋孝武的夫人蒋蔡惠媚、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处顾问李慕祥、日中问题研究会会长矢野、熊野町会长佐藤照幸、彰化银行东京支店长李文章、日华佛教文化交流协会事务次长浜田嘉伸、日华佛教交流协会副会长大见顺，暨佛光会员、中日信众等千余人观礼。

　　林金茎代表致词时表示：在日本有佛光山的别分院，对中日关系的促进与发展，将具有实质的贡献。他说，中日关系从最早设大使馆时代的每一位大使，到现在代表处的代表们努力开展下，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不过总觉得缺少精神层面的建设，今后如果能加上精神上的发展，将更有价值。他尤其强调，信仰就是力量，有信仰才能根本解决民生之苦﹗

　　其实，中日关系自古以来，即因佛教与文化的交流，而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密切如兄弟。尤其今天已经进入“地球村”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更形缩短，各国之间更需要互相交流、访问、联谊，唯有国际关系和谐，才能带来世界和平；为了加强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东京别院乃应运而生。未来在东京这个高度物质文明的城市，更需要有丰实的精神生活，而佛教是一个重视开发内心能源的宗教，因此，东京别院今后将带给当地信众佛法的滋润，同时成为东京佛光会会员联谊、共修的据点。

　　为了感谢信徒在东京别院筹建期间的发心护持，特于会中颁发功德主感谢状，计有：刘秀忍、西原佑一、谢文政、陈逸民、吴淑娥、林佳添、邱美艳、杨碧銮、叶山胜中、白文美、孟子雁、柳淑珍、中泽明子、高嘉穗、赖连金、陈丽丽、杜黄却、庄立仁、柯玉卿等十九位接受颁奖。

　　在日本建寺，除了经济上是一大负担外，加上受限于当地的法规，因此过程倍觉艰辛。东京别院虽是就着现有房子整修而成，却也历时将近一年，直到洒净的前一刻还在工程中。由于筹建不易，因此在落成的这一刻，我看到不少信徒眼中闪着泪光，想必他们是看着东京别院从无到有，而感受特别深刻吧﹗

　　法会进行一小时结束，会后特备素斋与众结缘。席间林代表告诉我，刚才致词时，感觉周遭充满了佛光，全身发热流汗，内心却清凉无比，致词后，这种现象自然消失了。我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虔诚，因而感得佛陀的慈光加被。林代表对于别院设有会议室，盛赞不已，他说从硬件设备，即可窥知它的多重功能。

　　今天的法会除了中国电视公司全球报导做现场录像采访外，会后，《中外日报》记者佐藤孝雄也对我做了一段访问––

　　东京别院今后将发挥什么样的具体功能？

　　它除了提供信徒联谊、共修之用，尤其着重社会服务工作。今后除了讲经说法外，并将举办各种社会性、文教性的活动，具体发挥社会教化功能。

　　如何在华侨之外，接引日本人学佛？

　　佛教是不分国籍的，尤其佛教极具包容性与圆融性，今后将与日本佛教界联谊，共求世界和平。

　　对日本葬仪式与娶妻生子的佛教有何看法？

　　日本佛教在学术研究上，已经有它的地位与价值，各个宗派的信徒也很多，基本上，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因此葬仪佛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不过，今后应该进一步引导信徒认识人间的生活佛教，从生活中落实佛法。只要能给众生正见、正觉，以及幸福、安乐，就是最完美的佛教。

　　面对世界纷争不断，佛教徒有何使命？

　　世界之所以有纷争，人我关系之所以对立，都是因为有“我”。佛教是个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之教，唯有无我观和平等心，才能消除斗争，所以佛教徒应该致力于宣扬佛法，使人和无争，世界动乱自然能消弭于无形。

　　下午二时正，接着举行一场皈依三宝典礼，共有二百多人参加，当中有日本人、有华侨，还有不少大陆留学生。提起这些留学生，这几天的法会当中，我看到他们投入在摄影、搬运，乃至机动性的布置会场等工作中。他们有的远从九州、大阪、四国、京都等地，花了几个钟头的车程，专程前来帮忙。我还听说其中一位邱文仁同学，他在日本留学五年，每逢佛光山有重大法会，必定专程搭机到台湾参加。他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今后有了东京别院，相信能够提供这些留学生就近联谊、交流，以长养他们信仰上的慧命。

　　晚上再为佛光会的干部讲习会主持座谈。会中，西原佑一会长回顾二年前，东京佛光会第一次筹备会议中，只有九个人参加，如今已有会员两千多人。他鼓励与会干部发心在自己的居住地成立分会，随即引起热烈回响，马上有十个人发心成立分会，分别是：

　　福岛––叶聪明杉并––吴淑娥、孟子雁

　　埼玉––柯玉卿港区––谢张芳珠

　　丰岛––陈逸民中野––白文美

　　新宿––吴陵艳练马––平野二郎

　　板桥––叶山胜中

　　他们希望我很快就能再度前来主持联合成立大会，对于这些干部的发心，我衷心感到欢喜，并且乐观其成。

　　想到佛教从最初的佛度五比丘，到今天的佛化五大洲，我相信，只要有理念，就能被人所接受；只要有人信仰就会有发展。佛光协会有佛陀的教法做为我们的依止，最终必然为全人类所认同，必将成为世间的一道光明，希望所有佛光会员都能有这份信念与体认。

　　五月　三十一日　　星期一

　　连续几天的法会，佛光山在日本留学的徒众慈怡、依量、永传、满庭、满润、宗开、涂玉盏等，也都前来协助。早上得空，特别集合他们讲话，我希望他们今后虽然仍以学业为重，对于别院的寺务、活动，也要多关心、协助，住在东京的，至少一到二周集会一次，远在京都的，最少二至三个月聚会一次，大家要多沟通、联络，才能达成共识，才能共同为弘法利生事业尽心尽力。对于派在东京别院的住众觉用、觉源，我希望他们对待信徒要慈悲、柔和、亲切、大方，不能用气势待人。对负责佛光协会的永伦，我也提出一些行事方针，希望以后凡是活动类应由佛光会主办，法会则由别院主办。佛光会的辅导法师要做别院的义工，别院的法师是佛光会的辅导法师，彼此相辅相成，才能共同成就。

　　一旁的慈容也勉励他们说：新道场就如同一张白纸，如何彩绘，就在于我们的用心。所谓事在人为，如今有了硬件设备，往后更要在软件上，也就是待人接物方面，给人欢喜、方便、慈悲、亲切，让信徒欢喜来亲近，有了信徒，道场才会兴隆。住持慈惠则计画以后要经常举办佛经讲座等各种文教活动，以接引信徒。

　　我觉得佛光山的徒众有一个可取的地方，就是“功成不居”，东京别院当初是心平、慈庄他们负责勘察、策画、筹建，如今寺院建成，在宗务委员会上，他们却一致公推慈惠当住持，而慈惠虽然忙于筹建佛光大学，仍一口承担下来。我时常告诉徒众要把“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利益归于常住，功德归于檀那”，看到他们都能信受奉行，这点令我很欣慰。

　　傍晚，朝日新闻记者吉田实、花冈事件调查者石飞仁、日中问题研究会会长矢野、教授渡边隆、锺清汉等人到别院来，我以素斋款待他们，在萧碧霞掌厨下，一盘盘美味可口的酥酡妙味，令他们赞不绝口。

　　餐后，石飞仁送我一本他的著作––《中国人强制连行的记录》。这是叙述民国三十四年，日本在侵华战争投降前夕，强掳华工到日本，百般凌虐，引发秋田县大馆市花冈村中国奴工起义抗暴的“花冈事件”之史实记录。

　　据石飞仁告诉我，中日之战，日本人不仅仅在中国大陆残害中国同胞，同时强拉民夫到日本劳役，估计有四万多名中国人被强押至一百三十五个工地奴役成残、致死。这些人的骨灰在近几十年来已陆续送回大陆，并计画在天津建塔纪念。此事虽然未曾对外发表，在石飞仁的心中深感对不起中国人，因此有心雕塑一尊观世音菩萨像，表示日本人的忏悔。他问我应该取名什么？希望我能提供意见。

　　石飞仁是日本剧作家，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日本驹泽大学，他在偶然机会发现“花冈事件”的史实，基于道德良心，也基于唤醒日本民族对侵略战争的彻底自省，于是广泛搜集资料，出版了《华工集中营记录》，将当年日本军阀押送华工到日本予以奴役的史实披露，以免真相被一手遮天的抹煞。

　　他曾于八年前亲赴大陆河南，访晤花冈事件领导人耿谆，除了由耿谆亲撰〈花冈事件回忆〉一文外，石飞仁并与耿谆订下了代表花冈事件受难华工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的工作方针。

　　石飞仁并曾将这件事的始末编成剧本，于民国七十五年率团在台北演出。他说：“必须面对错误，才能求得超越，我们抱着这样的心情，把日本侵华的史实报告出来，希望中日以后能真正的和平相处。”

　　过去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对华侵略，尤其民国廿六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长达八年的对日抗战，其间日本人对中国同胞的残暴伤害，至今仍是许多人心中的伤痛。我自己的一生，也受到这个事件极大的影响。

　　记得那年发生南京大屠杀，当时我父亲经商到了南京，几次传回家书，说明归期，却始终未见返乡。后来母亲带着我四度外出寻找，仍然杳无音讯。虽然就在寻父途中，我有了因缘在栖霞山出家，不过此事造成日后有几次留学日本的机会，乃至学习日文的机会，我都放弃了。

　　直到一九八一年，在海峡两岸关系未明朗化之前，因着地缘关系，我在日本太平洋大饭店，与睽违了四十余年的母亲相见。当时，我突然感受到，世间上人与人，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好好坏坏，都不是对立法，实在是共业所成。我觉得，如果要使世界获得真正的和平，必须在相互平等的原则下，包容异己，才能达到和平、安乐。甚至民主自由，也必须在尊重他人的原则下，才能谈到自由民主。

　　最近日本有关单位一再窜改史实与教科书，企图扭曲侵华真相，欣见有石飞仁等日本人士，能够秉持良知，不断发掘日本侵华期间的罪行，公诸于世，并且设法弥补。除为他的道德勇气与和平正义深受感动外，特建议他把即将建造的观世音菩萨像，取名为“中日和平慈悲的圣者”，希望在菩萨的慈悲光照下，日本当局能对过去所犯的历史错误，作出良知的忏悔，使中日两国能够真正建立起永久的和平。

　　至于要在天津建纪念塔一事，我感觉中国长期受到日本的欺压，这个国仇家恨，在中国人心中本来就已很难抚平，如果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再由日本人在中国的领土上建塔纪念此事，是不是会让人觉得日本人当年盛气凌人的气焰未熄呢？势将引起中国同胞的反感。再说，真要建塔纪念，也要由中国人来做，所以我建议他，日本人可以捐款，但要由中国人出面筹建，尤其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应对此事做出真诚的忏悔，这才是中国同胞所欣然乐见的﹗

《佛陀的工作　1993· 5· 16～1993· 5· 31》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