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小人以莫大的鼓舞和激勵,慫恿著他們勇敢地站出來展現自己的無知,將佛教界攪個天昏地暗。在這方面,印順、蕭平實的悲劇就是典型的例子。
意識分別心最大的毛病,是它了知對境時,頂多只能做比量的推測,而無法現量照見諸法自相。其他很多問題,實際都是由此引起的。既然是伴隨著根本無明所做的間接推知,就難免會出現偏差,所以在《釋量論》中,法稱論師甚至直接指出,在最究竟的意義上,分別心皆是錯亂的。對于這一點,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從所探索的宇宙人生真理看,其玄妙性也遠遠超出了舊時觀念的先驗設定,許多現象和活動,實際並非總是有著唯一正確的坐標或軌迹。這個情況也對傳統理性認知行爲構成打擊。譬如,根據量子力學的“測不准原理”,我們對一個物體曾經有過怎樣曆史的認識,是取決于現今的測量方式的。在引力透鏡的實驗中,如果作幹涉觀測,我們就要說光子曾經走過兩條路徑;如果作計數觀測,我們就要說光子曾經走過路徑1,或者路徑2。本身來講,幹涉觀測裏一個光子走兩條路的情況,已經很奇怪了,而利用類星體來做引力透鏡實驗時,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因爲在天體尺度上,光的傳播時間動辄以億年計,我們今天觀測到的從遙遠類星體發出的光子,是人類尚不存在時就上路的,可這些光子到底走過了兩條路徑,還是只走過一條路徑,卻取決于我們今天做怎樣的觀測!也就是說,現在的行爲影響到過去。這便與傳統的時空、因果等“理性”觀念産生尖銳矛盾。類似的許多事例表明,對于衆生內在習氣成熟而似現的虛幻莫測的器情世間,若拿簡單的“是”、“非”、“有”、“無”、“一”、“多”、“先”、“後”等傳統理性概念加以終極裁定,這本身即是最不理性的行爲。
這讓人聯想起禅宗的那個著名公案。說的是有兩人來到一位大禅師面前辯理,他們持著針鋒相對之見。當一人講述了自己的意見後,禅師對他說:“你是對的。”另一人表述了相反意見,禅師也說:“你是對的。”這時,禅師身邊的侍者沈不住氣了,提出他的疑惑:“師父啊!他們兩人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怎麼可能同時正確呢?”師父轉頭向他說:“你是對的!”
同一個對境,比如說一碗水,地獄衆生見爲鐵汁,餓鬼見爲膿血、天人見爲甘露……,觀待有情不同的業力和心識會有不同的顯現和感受。大乘佛教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深入探析,精妙地揭示了宇宙人生的深層奧秘。要悟入個中玄機,首先必須對離戲大空性生起定解。事實上,正是驅逐了實有自性的大空性,給世界和生命帶來了神奇的自由度、可塑性和升華前景。而現空大雙運的勝義實相,恰恰是習慣做機械僵化的割裂、取舍的意識分別心最無法直接趨入的境界。
理性還有條脆弱的“軟肋”,就是受著有漏五蘊的束縛。天才和智者淪爲精神錯亂的狂人,這種事在曆史上並不少見,今天的任何一個正常人,也無法保證自己不會因一場意外事故而立即變成失去意識的植物人。甚至稍微睡眠不足、營養不良或情緒不佳,也會使思維的效率和質量大打折扣。更不幸的是,一旦死神降臨,那麼即便全世界最偉大的理性家或學術權威的屍體,將連一道最簡單的四則運算也解不出。當然,從佛教的輪回觀念出發,我們也不敢完全否定一個講理性的學術權威來世變成一個聰明伶俐的旁生(如寵物),並于其同類中享有相應的體面和尊嚴的可能,但是,前世曾讓他躊躇滿志的人的敏銳思維卻畢竟再也找不回了。這個殘酷的事實讓人意識到:原來驕橫慣了的理性思辨自己尚爲受製之物,它本身就是需要憐憫和拯救的對象!
我們知道,依靠系統內部的力量,是無法直接超越該系統本身的——比如不能通過用手抓起自己的頭發升離地球。既然這樣,那麼完全借助有限的、終將死亡的世俗分別心,又如何能令人徹底超離有漏世間,或者對(萬一)有能力超離此世俗系統的偉大精神法門作出終極評判呢?由此可以看出,絕對倚賴物質科學和意識分別的探索行爲,實際一開始就已悄然設定了一個預設前提——即絕對不存在超越平凡現實和既有心智能力的終極真理與解脫境界!請學術研究者們扪心自問一下:這樣的先驗設定,到底是理性的呢,還是反理性的?
現在我們看到,有一個巨大的陰影,不僅困擾著叔本華以來的非理性主義,也緊緊地困擾著理性主義,那就是“注定的死亡”。
許多時候,子孫和精神遺産(如名字、書籍、音像等),成了臨死者的寄托。這些相關信息的確可以暫時留下一些痕迹,證明死者曾經作客人間,從“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等語亦可看出人們對此的強烈執著。但實際上它們仍不值得過于信賴,因爲曆史和社會中的廣義的“熵定律”,一直在致力于將人們辛辛苦苦地構建起來的秩序和功名無情地抹除。譬如,到而今,先秦諸子百家的名字和學說,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已然相當陌生了。更不堪設想的是,如今我們覺得頂重要的世界五千年文明史,在五十萬年(僅約爲地球未來壽命的萬分之一)之後的大學曆史教材上,還能占據幾行文字(或幾個字節)的信息空間呢?說得再極端些,不管這個宇宙的最終歸宿是趨于絕對熱平衡狀態的“大熱寂(熱死)”,還是因足夠多的“暗物質”的引力作用而收縮、坍塌,無論如何,就明治朝以來長期盤踞佛教學術研究者腦海的庸俗唯物論和庸俗唯理論來看,這個宇宙的這個地球上曾經出現過的一切文明信息和生命信息,都將被徹底地、不可逆地抹除。雖然不排除在繼生的新宇宙裏出現高級智慧生命的可能,但遺憾的是,迄今尚無足夠“理性”的理由能讓人相信,他們將有能力通過物質儀器和科技手段等純“理性”操作,“考證”出前一個宇宙裏不甘湮滅的文明和生命的曾經存在。(退一萬步說,就算他們擁有這種近乎神奇的“考證”本領,又有什麼可慰藉的呢?我們總不能將自己的生命價值最終寄托在一個接一個必將毀滅且越來越缥缈的外部了知之上!)
一想到我們現在覺得頂重要的一切社會、曆史、科技、文藝等信息都將被幹脆利落地徹底抹掉,並永不得發掘和解讀,就難免讓人泄氣。因爲這意味著,曾經統治過古羅馬帝國的到底是亞曆山大還是漢尼拔還是渥大維還是拿破侖,微軟公司生産的到底是計算機軟件還是水果罐頭還是高級香水,狂謗密宗的到底是蕭平實先生還是蕭平實女士……,乃及這個宇宙的這個地球上有沒有出現過一種被稱作“人類”並曾積極探尋過自己存在意義的“小蟲蟲”,這一切的一切從長遠和本質來講,都是沒有任何區別和意義的。
如此淒慘黯淡的大毀滅、大丟失前景,是缺乏宗教情懷的庸俗唯物論和庸俗唯理論者實際已經爲人類描繪出的最後終點。一切(特別是生命和文明的)信息和痕迹的不可逆轉的大丟失,所帶來的鑽心的痛,是任何一個有著生命意識和文化良知的靈魂都無法負荷的。不曾想,西式的物質文明的虛假繁榮所勒索的代價,竟是這般慘痛和高昂!不曾想,物質科學和純粹理性賞給它的崇拜者的禮物,竟是最尖銳的精神傷害!不曾想,最洋氣的考證之術,也有它徹底失敗的時候!
如果真是一個忠貞不渝的學術研究者,在面對自己(以及一切事物)存在過或是未曾存在,以這樣的方式存在過或是以其他任何一種方式存在過(比如當乞丐或是當學術權威,活了一歲或是活了一百歲),從長遠和本質來看這當中均不存在任何有效區別的殘酷局面時,沒能做到精神分裂或是憤而自殺,已是莫大的恥辱了,哪還有什麼資格坐在我們面前春風得意地暢談夠講“科學”和“理性”的佛教學術研究呢?!
或許有人想,過程重于結局,只要曾經潇灑走過一回,亦可無怨無悔了吧?可實際上,這種想法早已違背反傳統的佛教研究新銳們所堅信的庸俗唯物論和庸俗唯理論原則,是在向一種不可言喻並且拿不出任何數學模型和量化指標的“個體精神感受”求救了。所以除了大丟失、大抹除,及其對人類追求永恒的原始生命渴望所造成的致命打擊,淺薄庸俗的佛教學術研究絕不可能給人類帶來什麼更妙的東西。
現在我們終于知道,爲什麼永恒對于人類是如此重要了。沒有永恒,就沒有一切,這的確是個硬道理。康德(1724~1804)對于此理,似乎有所了知。一方面,他通過理論理性(純粹理性)對超驗形而上學的批判“殺死”了上帝,另一方面卻又巧妙地運用跟意志相關的實踐理性使上帝“複活”過來。康德認爲,思辨的或理論的理性與科學知識有關,然而人卻不可能只滿足于科學知識及認知自然界,對人類來說,更重要的是人生的價值和倫理道德。但現象界卻存在固有的矛盾,“我們縱然極其嚴格地遵行道德法則,也不能因此就期望,幸福與德行能夠在塵世上必然地結合起來,合乎我們所謂至善。”因此康德提出,必須假定靈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營造出一個永恒的超驗世界,才可能實現德行與幸福完美結合的至善。所謂靈魂不朽,是假設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存在和人格無止境地延續下去,否則個人肉體的短暫無法趨于至善;所謂上帝存在,是假設一個全善的上帝是自然的原因,他令自然包含德的目的性,從而使自然界向道德世界過渡和進步。這樣,至善才可現前。
乍聽起來,這一而再的“假設”顯得不無怪異。但如果把它看作是對永恒的妥協和渴求,就不難理解了。
佛教與崇奉上帝的西方宗教有著本質區別。佛教徒不相信自己和這世界是某個高不可及的創造者的作品,更不相信所有衆生的命運都被動地掌握在某位主宰者手中,並需無條件接受其擺布和審判。佛教徒知道,自己所造的業,就是導致自己後時感受快樂或痛苦的因,山河外境等“器世間”則由衆生共同的業所感召。至于所敬奉的佛菩薩,嚴格來講,實際是教導他們如何斷除引發生死輪回的業以及驅使自己造這業的無明煩惱的精神導師。所以在佛教中,並沒有與上帝等神靈具有直接可比性的概念,從某個角度不妨說,每個衆生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故此普通意義上的一神論或多神論,實際都與佛教不相幹。
一方面,我們可以把佛菩薩理解成已在精神修煉之道上獲得巨大的乃至圓滿的成就的先行者,這樣他們便以榜樣和過來人的姿態出現;另一方面,大乘佛教徒更樂意從究竟的角度看問題,這樣佛菩薩就成了自己內心無始本具的原始智慧光明的投影和外現,接受他們的指導則等于響應心靈深處的原始召喚。不管怎樣,像上帝那樣高不可攀的外在偶像,不是佛教徒所熟悉的文化現象,而像佛教這樣徹底打破了割裂性的偶象崇拜並賦予每位衆生無限的生命價值和精神能量的“宗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不多見的。所以西方人對(他們所熟悉的)宗教和上帝的批判,基本都和佛教不沾邊,他們從皮相上對佛教與其他宗教、文化所作的比對性研究,也意義不大。
盡管康德有關上帝的假設在佛教中,派不上用場,但卻絲毫不影響佛教擁抱永恒。因爲佛教認爲,“頭上的衆星的天空”和“心中的道德的法則”,並不是割裂的他體實法,外在的自然界不過是衆生心識和業力的幻現而已。佛陀所宣說的把自然和精神統一起來的終極真理,爲所有衆生實現一勞永逸的升華和回歸,趨入真、善、美叁位一體的自在永恒的平等大法界,提供了可能。
總而言之,一種永恒的超自然的精神世界,是實現生命價值的理論前提。(按康德的意見,即便通過“假設”也必須把它營造出來。)古來無數人格高尚的佛門大師的切身經驗,則從實踐上證明了這種神聖玄妙的精神世界及其實證法門的可靠性。
彌勒菩薩在《寶性論》中講道:倘若衆生沒有佛性如來藏,便不會對叁有輪回生起厭離心,對寂滅涅槃生起希求心。基于同樣的原理,可以說:倘若人們心靈深處從來就沒有一個祥和自在、完美永恒的精神家園,又怎會對大丟失、大抹除的結局倍感委屈和悲憤呢?又怎會對“我是誰”、“生命的意義”等古老問題如此沈醉呢?
許多人士信仰佛教,並不是單單爲了多學一些知識,或者逃避現實,而是因爲不能抗拒一種親切的精神震撼和似曾相識的內在呼喚。如果佛教學術研究者們能對這些真誠的感動給予足夠的敬重,對生命意識的覺醒産生一定的共鳴,那麼他們對佛教的看法,想必會和明治時代的老前輩們大有不同!
《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嚴 第叁節 學術研究的誤區(5)》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