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小人以莫大的鼓舞和激励，怂恿着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展现自己的无知，将佛教界搅个天昏地暗。在这方面，印顺、萧平实的悲剧就是典型的例子。

　　 意识分别心最大的毛病，是它了知对境时，顶多只能做比量的推测，而无法现量照见诸法自相。其他很多问题，实际都是由此引起的。既然是伴随着根本无明所做的间接推知，就难免会出现偏差，所以在《释量论》中，法称论师甚至直接指出，在最究竟的意义上，分别心皆是错乱的。对于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所探索的宇宙人生真理看，其玄妙性也远远超出了旧时观念的先验设定，许多现象和活动，实际并非总是有着唯一正确的坐标或轨迹。这个情况也对传统理性认知行为构成打击。譬如，根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我们对一个物体曾经有过怎样历史的认识，是取决于现今的测量方式的。在引力透镜的实验中，如果作干涉观测，我们就要说光子曾经走过两条路径；如果作计数观测，我们就要说光子曾经走过路径1，或者路径2。本身来讲，干涉观测里一个光子走两条路的情况，已经很奇怪了，而利用类星体来做引力透镜实验时，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因为在天体尺度上，光的传播时间动辄以亿年计，我们今天观测到的从遥远类星体发出的光子，是人类尚不存在时就上路的，可这些光子到底走过了两条路径，还是只走过一条路径，却取决于我们今天做怎样的观测！也就是说，现在的行为影响到过去。这便与传统的时空、因果等“理性”观念产生尖锐矛盾。类似的许多事例表明，对于众生内在习气成熟而似现的虚幻莫测的器情世间，若拿简单的“是”、“非”、“有”、“无”、“一”、“多”、“先”、“后”等传统理性概念加以终极裁定，这本身即是最不理性的行为。

　　 这让人联想起禅宗的那个著名公案。说的是有两人来到一位大禅师面前辩理，他们持着针锋相对之见。当一人讲述了自己的意见后，禅师对他说：“你是对的。”另一人表述了相反意见，禅师也说：“你是对的。”这时，禅师身边的侍者沉不住气了，提出他的疑惑：“师父啊！他们两人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怎么可能同时正确呢？”师父转头向他说：“你是对的！”

　　 同一个对境，比如说一碗水，地狱众生见为铁汁，饿鬼见为脓血、天人见为甘露……，观待有情不同的业力和心识会有不同的显现和感受。大乘佛教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深入探析，精妙地揭示了宇宙人生的深层奥秘。要悟入个中玄机，首先必须对离戏大空性生起定解。事实上，正是驱逐了实有自性的大空性，给世界和生命带来了神奇的自由度、可塑性和升华前景。而现空大双运的胜义实相，恰恰是习惯做机械僵化的割裂、取舍的意识分别心最无法直接趋入的境界。

　　 理性还有条脆弱的“软肋”，就是受着有漏五蕴的束缚。天才和智者沦为精神错乱的狂人，这种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今天的任何一个正常人，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因一场意外事故而立即变成失去意识的植物人。甚至稍微睡眠不足、营养不良或情绪不佳，也会使思维的效率和质量大打折扣。更不幸的是，一旦死神降临，那么即便全世界最伟大的理性家或学术权威的尸体，将连一道最简单的四则运算也解不出。当然，从佛教的轮回观念出发，我们也不敢完全否定一个讲理性的学术权威来世变成一个聪明伶俐的旁生(如宠物)，并于其同类中享有相应的体面和尊严的可能，但是，前世曾让他踌躇满志的人的敏锐思维却毕竟再也找不回了。这个残酷的事实让人意识到：原来骄横惯了的理性思辨自己尚为受制之物，它本身就是需要怜悯和拯救的对象！

　　 我们知道，依靠系统内部的力量，是无法直接超越该系统本身的——比如不能通过用手抓起自己的头发升离地球。既然这样，那么完全借助有限的、终将死亡的世俗分别心，又如何能令人彻底超离有漏世间，或者对(万一)有能力超离此世俗系统的伟大精神法门作出终极评判呢？由此可以看出，绝对倚赖物质科学和意识分别的探索行为，实际一开始就已悄然设定了一个预设前提——即绝对不存在超越平凡现实和既有心智能力的终极真理与解脱境界！请学术研究者们扪心自问一下：这样的先验设定，到底是理性的呢，还是反理性的？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巨大的阴影，不仅困扰着叔本华以来的非理性主义，也紧紧地困扰着理性主义，那就是“注定的死亡”。

　　 许多时候，子孙和精神遗产(如名字、书籍、音像等)，成了临死者的寄托。这些相关信息的确可以暂时留下一些痕迹，证明死者曾经作客人间，从“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等语亦可看出人们对此的强烈执著。但实际上它们仍不值得过于信赖，因为历史和社会中的广义的“熵定律”，一直在致力于将人们辛辛苦苦地构建起来的秩序和功名无情地抹除。譬如，到而今，先秦诸子百家的名字和学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然相当陌生了。更不堪设想的是，如今我们觉得顶重要的世界五千年文明史，在五十万年(仅约为地球未来寿命的万分之一)之后的大学历史教材上，还能占据几行文字(或几个字节)的信息空间呢？说得再极端些，不管这个宇宙的最终归宿是趋于绝对热平衡状态的“大热寂(热死)”，还是因足够多的“暗物质”的引力作用而收缩、坍塌，无论如何，就明治朝以来长期盘踞佛教学术研究者脑海的庸俗唯物论和庸俗唯理论来看，这个宇宙的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一切文明信息和生命信息，都将被彻底地、不可逆地抹除。虽然不排除在继生的新宇宙里出现高级智慧生命的可能，但遗憾的是，迄今尚无足够“理性”的理由能让人相信，他们将有能力通过物质仪器和科技手段等纯“理性”操作，“考证”出前一个宇宙里不甘湮灭的文明和生命的曾经存在。(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拥有这种近乎神奇的“考证”本领，又有什么可慰藉的呢？我们总不能将自己的生命价值最终寄托在一个接一个必将毁灭且越来越缥缈的外部了知之上！)

　　 一想到我们现在觉得顶重要的一切社会、历史、科技、文艺等信息都将被干脆利落地彻底抹掉，并永不得发掘和解读，就难免让人泄气。因为这意味着，曾经统治过古罗马帝国的到底是亚历山大还是汉尼拔还是渥大维还是拿破仑，微软公司生产的到底是计算机软件还是水果罐头还是高级香水，狂谤密宗的到底是萧平实先生还是萧平实女士……，乃及这个宇宙的这个地球上有没有出现过一种被称作“人类”并曾积极探寻过自己存在意义的“小虫虫”，这一切的一切从长远和本质来讲，都是没有任何区别和意义的。

　　 如此凄惨黯淡的大毁灭、大丢失前景，是缺乏宗教情怀的庸俗唯物论和庸俗唯理论者实际已经为人类描绘出的最后终点。一切(特别是生命和文明的)信息和痕迹的不可逆转的大丢失，所带来的钻心的痛，是任何一个有着生命意识和文化良知的灵魂都无法负荷的。不曾想，西式的物质文明的虚假繁荣所勒索的代价，竟是这般惨痛和高昂！不曾想，物质科学和纯粹理性赏给它的崇拜者的礼物，竟是最尖锐的精神伤害！不曾想，最洋气的考证之术，也有它彻底失败的时候！

　　 如果真是一个忠贞不渝的学术研究者，在面对自己(以及一切事物)存在过或是未曾存在，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过或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方式存在过(比如当乞丐或是当学术权威，活了一岁或是活了一百岁)，从长远和本质来看这当中均不存在任何有效区别的残酷局面时，没能做到精神分裂或是愤而自杀，已是莫大的耻辱了，哪还有什么资格坐在我们面前春风得意地畅谈够讲“科学”和“理性”的佛教学术研究呢？！

　　 或许有人想，过程重于结局，只要曾经潇洒走过一回，亦可无怨无悔了吧？可实际上，这种想法早已违背反传统的佛教研究新锐们所坚信的庸俗唯物论和庸俗唯理论原则，是在向一种不可言喻并且拿不出任何数学模型和量化指标的“个体精神感受”求救了。所以除了大丢失、大抹除，及其对人类追求永恒的原始生命渴望所造成的致命打击，浅薄庸俗的佛教学术研究绝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更妙的东西。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永恒对于人类是如此重要了。没有永恒，就没有一切，这的确是个硬道理。康德(1724～1804)对于此理，似乎有所了知。一方面，他通过理论理性(纯粹理性)对超验形而上学的批判“杀死”了上帝，另一方面却又巧妙地运用跟意志相关的实践理性使上帝“复活”过来。康德认为，思辨的或理论的理性与科学知识有关，然而人却不可能只满足于科学知识及认知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人生的价值和伦理道德。但现象界却存在固有的矛盾，“我们纵然极其严格地遵行道德法则，也不能因此就期望，幸福与德行能够在尘世上必然地结合起来，合乎我们所谓至善。”因此康德提出，必须假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营造出一个永恒的超验世界，才可能实现德行与幸福完美结合的至善。所谓灵魂不朽，是假设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存在和人格无止境地延续下去，否则个人肉体的短暂无法趋于至善；所谓上帝存在，是假设一个全善的上帝是自然的原因，他令自然包含德的目的性，从而使自然界向道德世界过渡和进步。这样，至善才可现前。

　　 乍听起来，这一而再的“假设”显得不无怪异。但如果把它看作是对永恒的妥协和渴求，就不难理解了。

　　 佛教与崇奉上帝的西方宗教有着本质区别。佛教徒不相信自己和这世界是某个高不可及的创造者的作品，更不相信所有众生的命运都被动地掌握在某位主宰者手中，并需无条件接受其摆布和审判。佛教徒知道，自己所造的业，就是导致自己后时感受快乐或痛苦的因，山河外境等“器世间”则由众生共同的业所感召。至于所敬奉的佛菩萨，严格来讲，实际是教导他们如何断除引发生死轮回的业以及驱使自己造这业的无明烦恼的精神导师。所以在佛教中，并没有与上帝等神灵具有直接可比性的概念，从某个角度不妨说，每个众生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故此普通意义上的一神论或多神论，实际都与佛教不相干。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佛菩萨理解成已在精神修炼之道上获得巨大的乃至圆满的成就的先行者，这样他们便以榜样和过来人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大乘佛教徒更乐意从究竟的角度看问题，这样佛菩萨就成了自己内心无始本具的原始智慧光明的投影和外现，接受他们的指导则等于响应心灵深处的原始召唤。不管怎样，像上帝那样高不可攀的外在偶像，不是佛教徒所熟悉的文化现象，而像佛教这样彻底打破了割裂性的偶象崇拜并赋予每位众生无限的生命价值和精神能量的“宗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所以西方人对(他们所熟悉的)宗教和上帝的批判，基本都和佛教不沾边，他们从皮相上对佛教与其他宗教、文化所作的比对性研究，也意义不大。

　　 尽管康德有关上帝的假设在佛教中，派不上用场，但却丝毫不影响佛教拥抱永恒。因为佛教认为，“头上的众星的天空”和“心中的道德的法则”，并不是割裂的他体实法，外在的自然界不过是众生心识和业力的幻现而已。佛陀所宣说的把自然和精神统一起来的终极真理，为所有众生实现一劳永逸的升华和回归，趋入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自在永恒的平等大法界，提供了可能。

　　 总而言之，一种永恒的超自然的精神世界，是实现生命价值的理论前提。(按康德的意见，即便通过“假设”也必须把它营造出来。)古来无数人格高尚的佛门大师的切身经验，则从实践上证明了这种神圣玄妙的精神世界及其实证法门的可靠性。

　　 弥勒菩萨在《宝性论》中讲道：倘若众生没有佛性如来藏，便不会对三有轮回生起厌离心，对寂灭涅槃生起希求心。基于同样的原理，可以说：倘若人们心灵深处从来就没有一个祥和自在、完美永恒的精神家园，又怎会对大丢失、大抹除的结局倍感委屈和悲愤呢？又怎会对“我是谁”、“生命的意义”等古老问题如此沈醉呢？

　　 许多人士信仰佛教，并不是单单为了多学一些知识，或者逃避现实，而是因为不能抗拒一种亲切的精神震撼和似曾相识的内在呼唤。如果佛教学术研究者们能对这些真诚的感动给予足够的敬重，对生命意识的觉醒产生一定的共鸣，那么他们对佛教的看法，想必会和明治时代的老前辈们大有不同！

《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严 第三节 学术研究的误区(5)》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