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
內容摘要：本文對漢文大藏經從古到今的編藏理路作了簡單的梳理，指出古代編藏主要出于宗教目的。日本《大正藏》的編纂，體現了大藏經從宗教性向學術性的演變。而大陸《中華藏》的編纂，則進一步將大文化理念引進大藏經的編藏實踐。文章最後對目前編藏工作的開展提出個人的一些設想。
一、漢文大藏經簡史
漢文大藏經是基本網羅曆代漢譯佛典並以之爲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結構規範組織，並具有一定外在標志的漢文佛教典籍及相關文獻的叢書，是漢傳佛教基本典籍的總彙。漢文大藏經隨著漢傳佛教的發展而成長壯大。它與漢傳佛教的發展息息相關、密不可分。我們甚至可以說每個時代的漢文大藏經基本上反映了那個時代漢傳佛教的概貌。
以我國書籍製作方式的演進爲線索，漢文大藏經自古到今的發展史可以分爲四個時期：寫本時期、刻本時期、近代印刷本時期、數碼化時期。
佛教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無論是“伊存授經說”，還是“漢明感夢求法說”，佛教初傳都與佛經的傳寫緊密相連，這說明佛經的傳入與佛教的傳入完全同步。也就是說，就漢文大藏經的發展史而言，從佛教初傳開始，就進入漢文大藏經的寫本時期。
漢文大藏經的寫本時期，可以分爲若幹個階段。從佛教初傳到東晉釋道安時代，可稱爲漢文大藏經的醞釀階段。在這一階段，大藏經雖然尚未正式形成，但彙攏經典、整理典籍的工作已經開始。從東晉晚期到隋朝初年，是漢文大藏經的形成階段。在這一階段，各種形態的大藏經開始陸續湧現。現存最早的大藏經實物保存在敦煌遺書中，系北魏永平、延昌年間(508～515)由敦煌鎮官經生抄寫。由此可知，當時造藏已經成爲一項官方的文化事業。而隋費長房《曆代叁寶記》首創“入藏錄”，證明大藏經無論從實際上，還是理論上，此時均已卓然成形。“入藏錄”這種體例被後代各種有影響的經錄沿襲，成爲大藏經最基本的目錄依據。從隋朝初年到會昌廢佛，是漢文大藏經的結構體系化階段。唐釋智升于開元十八年(630)完成的《開元釋教錄》，集前代之大成，創一時之新風，垂千年之典範。他在大藏經結構體系及佛教經錄方面的成就，體現了我國古代佛教文獻學，古代漢文文獻學的最高水准。從晚唐會昌廢佛到北宋《開寶藏》的刊刻，是漢文大藏經的全國統一化階段。由于主客觀種種原因，全國的大藏經逐漸統一到《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爲基礎的形態上。
寫本有一個基本特點－－流變性。寫本是由寫經生等各色人等一本一本書寫出來的，不但在外觀上有很大的個性特征，內容上也容易形成異變，由此出現各種各樣的異本。敦煌遺書中大量異本的發現，爲我們研究寫本的流變性，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最近幾年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落合俊典教授主持的日本寺院所藏古寫本藏經的調查與研究，也充分證明了寫本藏經的流變性這一特征。充分重視與研究寫本佛典的流變性，全面評價它在中國佛教發展中的地位，是佛教文獻學面臨的一個新的任務。
會昌廢佛後全國藏經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爲基礎統一，爲刻本藏經的流通營造了良好的社會背景。《開寶藏》是我國第一部官修刻本大藏經。第一批版片，開雕于開寶四年(971)，完成于太平興國八年(983)，共計13萬塊。在古代，這實在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從此，我國大藏經進入刻本時期。但是，從現有資料看，《開寶藏》雖然在流通，民間依然在修造寫本大藏經。所以，整個北宋，基本是寫本藏經、刻本藏經同時流通的時期，或者說是刻本藏經逐漸取代寫本藏經的時期。北宋晚年，《崇甯藏》、《毗盧藏》、《思溪藏》漸次刊刻，寫本藏經逐步退出實用領域。但是，它依然以金銀字大藏經這樣的特殊形態，活躍在曆史舞臺上。從現有資料看，金銀字大藏經的書寫，大約一直延續到明清。此後，寫本大藏經不再出現，但寫本佛經，包括金銀字寫經、血經，作爲人們表達自己虔誠信仰的方式，始終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近代以來，寫經又成爲書法家、藝術家藝術創作的源泉之一。
從北宋《開寶藏》起，到清末民初的金陵刻經處、毗陵刻經處刊刻書冊本藏經爲止，我國曆朝曆代都曾刊印刻本大藏經，總數不清，至少在二十部以上。就刻本藏經而言，版片的刊刻一旦完成，新藏經的刷印就是一件相對較爲容易的事情，這促進了藏經的流通。且同一副版片所印藏經，內容完全一致，不同于寫本藏經所具有的流變性。這都是刻本藏經優于寫本藏經的地方。但一部藏經的版片數量動辄高達10余萬，刊刻、管理都非易事。故古人有斫臂化緣、累代刻藏的佳話。遺憾的是，中華民族雖然是一個善于創造文化的民族，卻又是一個不善于保護文化的民族。曆經兵火災劫，現在存世的完整刻本大藏已經極爲稀少；完整的大藏經版片，僅剩《龍藏》一副。不少刻本藏經僅剩零本，還有不少刻本藏經尚需我們去發掘與考證。
近現代鉛印、影印技術的發明，爲知識的傳播提供了新的手段。近現代印刷本藏經文字清晰，裝幀實用，信息量大。特別應該提出的是，近現代印刷本藏經的出現，與近現代佛教學術研究的興起密切相關。由此，以《大正藏》爲代表的新編藏經問世不久，便以其無可比擬的優勢，取代了在佛教史上雄踞千年的刻本藏經。不過，由于電子技術的崛起，現代印刷本藏經獨擅勝場僅百年，佛教藏經就開始進入數碼化時期。雖則如此，在可以預期的未來，現代印刷本藏經作爲佛教法寶的代表，作爲千百萬信徒膜拜的對象，不但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而且會向豪華裝幀的方向發展。
電子技術的迅猛發展，開創了書籍的數碼化時期。從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期開始，漢文大藏經也踏入數碼化的門檻。20多年來，大藏經的數碼化取得令人驚歎的長足發展。與近現代印刷本藏經的排印本、影印本兩種形態相應，數碼化大藏經也出現用文字錄入方式形成的電子文本及用圖像掃描方式形成的掃描本，並不斷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主持的《電子佛典集成》是目前最爲流通的電子文本大藏經。目前，藏經數碼化正方興未艾，並進一步向內容更豐富、使用更方便、功能更強大的方向發展，且將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增強其宗教權威性與社會公信力。［①］
二、編纂大藏經的內在理路
(一)、“內在理路”釋義
上面簡單介紹了兩千年來漢文大藏經的基本概貌。本節想探討編纂大藏經的內在理路。以前還沒有人探討過這個問題，因此首先需要說明什麼是編纂大藏經的內在理路。
任何時代、任何人，花費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編纂大藏經，必然有他的目的。爲了達成這一目的，必然有一個與這一目的相適應的甄別、選取佛典的入藏標准，有一系列與這一目的相配套的編纂藏經的方法。我認爲，編藏目的、入藏標准、編藏方法叁者，構成了大藏經編纂的內在理路。從曆史上看，大藏經的編纂者，一般很少公開宣示自己編纂藏經的目的、標准與方法。但無論哪一部藏經，實際都存在這叁者，它們貫穿于該藏經籌備與編纂的整個過程，並體現在最終完成的這部大藏經中，所以稱之爲“內在”理路。我們可以通過分析一部一部的藏經，來探討它們各自的內在編藏理路。當然，就某一部具體的藏經而言，還有一個它的預設編藏理路能否從始至終貫徹到底的問題。本文對此不予討論，僅從宏觀的角度，探討古今編藏理路的表現形態及其演變軌迹。
(二)、佛教編藏的基本理路
首先應該指出，結集佛典本來就是印度佛教的傳統。佛、法、僧叁寶的觀念，在釋迦牟尼時代是否已經産生，還可以再研究。從早期佛典看，叁皈依在當時似乎已經成爲一個熟語；但從曆史事實看，釋迦牟尼時代，佛典還沒有産生。當然，從邏輯上講，佛法形成在先，佛典結集于後。因此，釋迦牟尼時代尚未出現佛典，不影響叁寶觀念的産生。從現有資料看，起碼在部派分裂之前，叁寶觀念已經産生。如果說叁寶觀念在釋迦牟尼時代已經形成，則第一結集的曆史地位將更加重要。因爲這說明當時的僧人已經非常清醒地把法作爲與佛、僧並立的亘古永存的真理。即使叁寶觀念在釋迦牟尼時代尚未形成，可以設想，第一結集的成果，對叁寶觀念的形成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
印度佛教此後的曆次結集，各有各的曆史背景與原因，這裏不做探討。但佛典作爲佛法的代表，始終受到重視與尊崇。佛教傳入中國，怎樣才能讓中國信徒原原本本、毫不走樣地接受佛教的思想，是當時傳教法師面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第一、品質層面，即“不走樣”；第二、效果層面，即“能接受”。從這兩個層面，生發出早期漢譯佛典的“直譯派”與“意譯派”之爭。而漢文大藏經所以形成，正是這一理路在新時期的發展。
限于資料，我們對早期中國佛典的流傳情況，特別是大藏經形成的具體過程，尚處在若明若暗的境地。但根據現存的道安時代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道安編纂經錄的基本態度是鑒真僞、辨源流。也就是說，他特別注重佛典傳播的品質層面，亦即純正性原則。這種態度，貫穿了道安一生所有與經典有關的活動。
早在叁國時期，圍繞《法句經》的翻譯，曾經發生過一場關于直譯、意譯的大爭論。這場爭論以直譯派的勝利告終。而道安的“鑒真僞、辨源流”，可以說是直譯派路線在新時代的發展。雖然叁國以後，意譯照樣大行其道；雖然道安以後，疑僞經以更大的勢頭湧現出來；但在中國佛教的發展史上，從佛教初傳，到唐玄宗時代，這種保持佛典純正性的努力一直在大藏經的編纂活動中占據統治地位，並直接影響著漢文大藏經的形態。我曾經撰文指出，從曆史發展看，漢文大藏經有叁種功能與叁種表現形態。而正是編藏僧人努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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