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理防範的製度。于是姚興便藉口僧衆不能完全遵守清淨戒律，開始設立僧官，以僧略爲僧主，僧遷爲悅衆，法欽、慧斌掌管僧錄。僧錄就是僧衆的名冊。在姚興設立僧官的前數年。北魏太祖也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以沙門法果爲「道人統」，绾攝僧徒。到了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一465)改名「沙門統」。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製定《僧製》四十七條，又別設僧曹(曹是官署的意思)，名叫「監福曹」。太和二十一年(497)又改名「昭玄曹」，主持僧務的叫作「昭玄統」。統下設有都維那；其下有俗吏，如功曹、主簿等員，助理事務。各州鎮都有沙門曹，官職有維那、上座、寺主等。其後北齊、北周沿用魏製。
北朝僧侶衆多，異族統治者要加強控製，所以在中央和地方普遍設有僧官。南朝僧侶較少，多半集中在大都市，所以先只在僧侶集中的都市設立僧官，其後才設立全國性的僧官。南朝僧官的設立，見于記載的首先是晉未有蜀郡僧正，確切的記載是始于劉宋大明年中(457－464)。到了明帝泰始元年(465)才以僧瑾爲天下僧正。泰始二年(466)曾一度設有都邑尼僧正和尼都維那，但是不久又廢除了。其時僧正一職漸趨浮華。《佛祖統記》卷叁十七說：「粱魏以來僧統盛飾儀仗，直擬于官府。」
隋統一中國，最初是繼承北周的製度，設有「國統」、「國都」(都是都維那的簡稱)。至大業叁年(607)，炀帝更定官製，改佛寺名「道場」。道場(佛寺)及道觀各置監丞(見《隋書·百官志》)，其任職者當是俗官。唐初沿襲隋製，諸寺觀監隸鴻胪寺，每寺觀有監一人，貞觀中廢寺監。高宗上元二年(675)，又置添園監，不久又廢止。武後延載元年(694)，改以僧尼隸祠部。德宗貞元間(785一804)，又置左右街大功德使和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管僧尼之籍和功役。兩街功德使下置僧錄。功德使是俗官，僧錄是僧官。武宗會昌二年(842)，以僧尼隸主客，至六年(846)又改隸功德使。
宋代沿襲唐代製度，廢統立錄(《大宋僧史略·僧統》)，以左右街僧錄司掌管寺院僧尼帳籍及僧官補授之事(《宋史·職官志》)。太平興國六年(981)，又立右街副僧錄，知右街教門之事。
元代以異族統治漢地，利用佛教以維持其統治。政事中以佛事爲首。設宣政院，秩從一品，掌管釋教僧徒及吐蕃(西藏)之境而隸治。江浙地方(原南宋區域)特設釋教總管。大德六年(1302)诏僧官僧人犯罪由禦史臺與內外宣政院共鞠問。文宗至順二年(1331)，立廣教總管府十六所，掌僧尼之政。十六所是京畿山後道、河東山右道、山東山左道、河南荊北道、兩淮江北道、湖北湖南道，浙西山東道、浙東福建道、江西廣東道、廣西南海道、燕南諸路、山東諸路、陝西諸路、甘肅諸路、四川諸路、雲南諸路，不久又廢止。
明代設僧錄司、道錄司，掌管天下僧道。府州縣各設僧綱、僧正、僧會等。)僧錄司置正六品左善世、右善世，掌印信；從六品左闡教、右闡教，督修坐禅；正八品左講經、右講經，接納各方施主，發明經教；從八品左覺義、右覺義，約束諸寺僧行，懲戒不守清規者。各府僧綱司設都綱、副都各一員。各州僧正司設僧正一員。各縣僧會司設僧會一員(《明史·職官志》)。這些官都是僧官。清代沿襲明代製度。清亡以後，這些官職便都廢除了，管理寺院之事改由內務部拿管了。
僧正、僧統或僧錄的主要責任是掌管僧籍。僧籍就是登記僧人名字及出家得度、所隸寺院的簿籍。最初籍錄沙門始于東晉。《弘明集》卷十二記載支道林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籍事，當時沙門曾反對此事。至于北朝自姚秦設立僧官，便已立僧籍了。《魏書·釋老志》說，延興二年(472)四月诏：「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又說：「(太和)十年(486)冬，有司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僥幸，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僧籍原是政府管理民衆出家的一種措施，無籍僧尼便是未經政府登記而私自出家的，那是違犯法令的。
到了唐代，僧籍叁年一造。崇玄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是掌管僧尼和道士女冠帳籍的。凡新羅和日本僧人入唐學問九年不還，便編入籍。每叁年各州縣要造籍一次：一本留縣，一本留州，一本上祠部；道士女冠一本上宗正，一本上司封(《新唐書·百官志》)。據《佛祖統記》卷四十七的記載，唐玄宗開元十七年(729)製定天下僧尼叁年一造籍。文宗太和四年(830)，祠部請允天下僧尼非正度者，許具名中省給牒。五年(831)，又敕天下州郡造僧尼籍。自宋以後，直到清代乾隆年間，僧籍概由僧錄掌管。乾隆廢止度牒以後，政府不再掌握僧籍，也就無從考核其數目了。
政府既然掌管僧尼的簿籍，就必然要發給已登記的僧尼一張憑證，以資查考，這便是「度牒」。度牒製度始于何時，現在很難確定其年代。在北魏時，僧人赴各地旅行，須要各地政府的證明文件。《魏書·釋老志》記延興二年(472)诏書說：「若爲叁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所謂文移、印牒，都是臨時的旅行證明文件。唐神龍二年(706)，規定天下的行者和童子須要考試經義，無有疑滯，方得度之爲僧。當時主要是考《法華經》。但是有權勢的人納賄賣度，用錢叁萬，便度爲僧尼(《資治通鑒》卷二○九)。唐肅宗至德元年(756)爲了籌集軍費，用宰相裴冕的計劃，由政府指定大德傳比丘戒，凡納錢一百缗者與度牒剃度。這是政府度蝶收費之始。可見在此以前已經有度牒製度。《大宋僧史略·祠部牒》說：「唐祠部牒皆绫素、錦素、钿軸，蓋綸诰也，非官何謂。」這說明唐代對于度牒是很重視的，等同于官吏的任命狀。肅宗乾元元年(758)，又規定考試製度，凡白衣能誦經五紙者度爲僧，或納錢百缗請牒剃度(《釋氏通鑒》卷九》)。德宗建中叁年(782)，敕令天下僧尼身死及還俗的，其度牒應由叁綱即日陳送本縣。由縣按月申送至州，彙總申報中央，與符诰一同注毀。在京城的就直接送交祠部(《大宋僧史略》)。
宋代度僧是有限製的，按比例度僧，有一百僧人的地方每年可以度一人出家。然而人民爲饑餓所困，不得不湧向寺院，所以私度的甚多。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曾一次度僧二十叁萬余人，給祠部牒。宋代度牒曾一度用紙造，僞造的很多。南宋高宗紹興叁年(1133)，仍舊用绫造度牒。宋代度僧既有限數而要求出家爲僧者多，于是空白度牒便成爲一種有價值的證券在社會上流通。首先是神宗熙甯元年(1068)由于河決年荒，用司谏錢輔言，出賣度牒。于是有宋一代便用賣度牒作爲政府從事營造、赈災籌饷等等的籌款辦法。甚而至于鈔票(會子)貶值，也是用度牒作價來收回。凡是篡改舊度牒或冒用死亡僧人的度牒，是要受到充軍發配的懲罰的。
這種度牒製度，元明清叁代沿襲未改，清康熙十五年(1676)規定凡有私度者杖八十，爲民；頂名冒替者杖四十，僧道官革職還俗。乾隆四年(1739)並規定官吏如若失察，罰俸叁月，可見其限製的嚴苛。但至清乾隆叁十九年(1774)便廢止僧道度牒，自此以後僧道只以各寺觀所給戒牒爲憑而無度牒了。
第叁章 佛教的儀式
(一)日常行事
在原始佛教時期，僧衆的日常行事，除了出外乞食，每日各自進行。修行的方法有兩項：一是學習教理；二是修習禅定。學習教理聽佛說法，或互相討論；修習禅定是趺坐，或者經行(經行是在林間來往徘徊)。到了後來寺院中有了佛像，經典記錄成文字，于是有禮拜供養和讀誦經典的行儀。特別是大乘佛教徒往往以讀誦《普賢行願品》和修習五悔法門(禮敬、忏悔、勸請、隨喜、回向)爲每日的常課。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最初也只是弟子各自隨師修行，沒有統一的日常行事。到東晉時，道安居住襄陽，有弟子數百；于是製定僧尼軌範叁例：一是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是常日六時行道(日叁時，夜叁時)、飲食唱時之法；叁是布薩、差使、悔過等法。當時天下寺舍普遍遵行，其具體條文今已失傳。其後南齊箫子良有《僧製》一卷。梁光宅寺主法雲也創立僧製，現都不傳了。
智者大師居天臺山，創立止觀法門，規定寺衆分爲叁等：或依室坐禅，或別場忏侮，或知僧事。依堂之僧每日要四時坐禅，六時禮拜：(見《國清百錄》)。其後各宗成立。都有行儀的規定，但現在已難考查了。
近代漢地寺院通行的日常課誦，是明末逐漸統一起來的。因爲佛教在元代相當雜亂。明初稍加整頓，各寺的日常行事各各不同。其後逐漸統一，成爲定規，就是每日有「五堂功課」、「兩遍殿」。早殿：全寺僧衆于每日清晨(約在寅醜之間)齊集大殿，念誦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經各一遍。念誦的起止都配有歌贊。其中《楞嚴咒》爲一掌功課；大悲咒、十小咒等爲一堂功課。事忙時可以只念後一堂。有的寺院在平日只念一堂功課，在節日念兩堂功課。《楞嚴咒》在西藏文經典中稱爲《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有息災的功用，西藏各喇嘛寺院也是每日念誦的。《大悲咒》出于《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是觀世音菩薩的根本法門。關于《十小咒》的名稱和出處，列舉于下：
(一)如意寶輪王陀羅尼：出《如意輪陀羅尼經》，也是觀世音菩薩法門之一。
(二)消災吉祥神咒：出《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
(叁)功德寶山神咒：出處不明。
(四)佛母准提神咒：出《佛說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羅尼經》。
(五)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陀羅尼：是元代人譯，沒有經本，乃阿彌陀佛法門之一。
(六)藥師灌頂真言：出《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
(七)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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