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退出，得衆僧支持，遂到古母劄倉之瓦須彌村，親近康薩仁波卿。
師曾自述：“初于跑馬山動身往拉薩時，請示于老格西，問能否得好師。老格西爲授記，必得善知識。到拉薩後，雖有依止善知識爲照料衣食，而學法之善知識，久未值遇。”
繼往古母劄倉親近康薩仁波卿，“初隨衆請傳真實名經，嗣後每遇喇嘛傳經必去。積久，與從喇嘛學之格西漸熟，始試請代呈欲求親近之意，姑試言之，初不敢存必能得請之期望，以喇嘛弘法利生之事極多，其親侄亦請他人教授，初學遠人，何敢期望見宮牆哉？殊喇嘛慈悲欣然矜許，蓋憫漢人求法不易，特予方便，亦猶我等今日，見有洋人發心學者，不惜多方攝引也。既蒙聽許，同學超一法師，先移榻古母劄倉，某初心尚遲疑，後終亦同去。既去之後，隨意請法，……不知次第，……喇嘛有暇即喚去，不待半年，意中所求之法已悉傳畢，更不知從何問起。乃思如此學法，畢竟不成片段，始請喇嘛開示學修之途徑。喇嘛仁波卿大笑，謂汝等亦有此問乎？令格西饬書賈印《現觀莊嚴論朗寫》(廣大解)。宗喀巴大師作《現觀莊嚴論》注釋有二種，一爲《經鬘》五十卷，一爲《廣大解》共叁十卷，此即叁十卷之本也。”(注叁)教學中，仗喇嘛慈悲，多方譬解，每次令師先陳所見，然後詳爲講說。師自亦精進，短時沖破文字障礙，而得通達此大論也。
師遵依止法，依止康薩喇嘛，每日叁次禮拜，每晨用壇遠背水登樓，供喇嘛供水燒茶，晴雨寒暑無間，並作擦杯掃地等雜務。喇嘛欣喜，慈悲見教，不計時間，隨到隨教，由此所學既多且快。喇嘛住何處，師即隨住，喇嘛出外念經，師亦隨往。長隨五年，深得喇嘛顯密法要。所學顯法，以《現觀莊嚴論》爲主，結合《般若》五會(即小品般若)，兼及《入中論》、《俱舍》、《戒律》、《因明》，包括各派注疏宗要；密法則以《文殊大威德儀軌》爲主之四部密法，及灌頂開光等，獲得宗大師嫡傳二十八代之殊勝傳承。
1932年，二部藏經商運方到，喇嘛即付存羅舍林劄倉。師因感財力不足，擬返川一行，經喇嘛許可，即取道印度回國。衣物經書，隨身背負，步徒刑月，始達印度。途中一次饑渴倒地，不省人事，遇一藏民，攜有水囊，供給飲料，師方醒悟，繼續前進。至菩提道場，行大禮拜，發願宏揚佛法，利益衆生，不意忽患吐瀉重疾，腹巨痛難忍，仍堅持禮拜不辍。數日，病益笃，自分不起，乃以康公所賜衣服、舍利等心愛法物，贈寺僧佛金師，通身放下，生死由他，萬般皆空，唯念師恩未報，如何得了。似于定中見一長老，形色異常，師前趨禮，彼問：“欲何求？”師答：“要宏揚佛法，利益衆生。”長老曰：“汝敲鍾，我即來。”既而出定，頓覺身心輕安，重病若失。起見旭日臨窗，猶如隔世。乃急電上海劉湘辦事處長，彙去旅費，轉回上海。
此系隨從永光法師親口所述之親身經曆。
譯述
一九叁二年返滬後，挂單海潮寺，住持厚遇，贈師手杖一根留念。
一九叁叁年初回渝，于長安寺講《心經》，旋即返蓉。春文殊佛學院請講《俱舍論》。秋于佛學社講《華嚴經十地品》，于大慈寺講《龍樹菩薩勸誡王頌》，冬又講《仁王護國經》叁七，聽衆遞增，每座達一千四、五百人，盛況空前。並將與佛金師共同自印請回之舍利一粒，供文殊院建塔供養。
一九叁四年赴五臺山廣濟茅篷作半年安居，講《基本叁學》、《盂蘭盆經》後，閉關靜修，並譯集經論。亦助茅篷發展作多貢獻。是年曾應上海佛教淨業社之請，赴滬宏法，法會極一時之盛。
一九叁五年返五臺，安居中講《比丘日誦》、《比丘戒本》、《菩提道次第科表》。應請赴太原講《比丘戒》及《金剛經》。旋即返川，並赴裏塘禮敬那摩寺老格西靈位。又從跑馬山降巴格西學《中論》。不久回蓉，繼續譯述。
一九叁六年上海舉行丙子息災法會，師應邀赴滬，于覺園班禅大師紀念堂講經，每天皆先說戒，後講經，顯密兼宏，深入淺出，四衆雲集，恒逾千數，盛況希有，皆大歡喜。講經之余，仍勤譯事。講經圓滿後，再赴五臺，住廣濟寺，譯集不辍，其時已集《文殊五字真言儀軌》(此乃師自造，曾獲康薩喇嘛贊賞)、《菩提道次第科頌》、《定道資糧》、《比丘戒集頌》(均師自集，非譯稿)，並譯出《大威德十叁尊儀軌》等。
是年四月初文殊聖誕，應請接任茅篷住持，外緣仍由廣慧老和尚經理，師專領衆薰修戒定，回向衆生。四月十六日領衆結夏安居。寺內分禅堂與念誦堂，禅堂坐禅修觀，與普通禅寺同，原住僧人早晚上殿外，在此參禅。念誦堂又分觀誦與霁誦。觀誦依儀軌持誦觀修，講誦依經律辯論決譯。其時來山學法者約四十人，先辦觀誦。師擇行持有素者，親領念《大威德十叁尊儀軌》，余念《五字真言》。安居期內每日下午講經二小時，則二堂合聽，初月分講《四分戒本》，中月講《定道資糧》，後月講《菩提道次第攝要頌》。未入二堂之內外寮職，一齊安居，上客堂僧亦可加入。諸方長老法師來山安居者，另有客寮，隨衆與否，聽其自便。無論上中下座，辦道者皆能滿願。(注四)師在五臺，多得胡子笏居士護持出力。
師除領衆行持外，並親近菩薩頂紮薩喇嘛，隨學隨譯《現證莊嚴論》，兼學其他密法。是年夥，請人造大威德雙身像，高約四尺。冬像成，師自燒護摩，請紮薩喇嘛裝藏開光，並傳大威德十叁尊灌頂，師與弟子對喇嘛本尊隆重供侍。
是年冬，因藏密法派與內地僧團共住一寺，難免抵觸。師深感欲宏宗大師法流，非獨自建立道場不可。乃與紮薩喇嘛商議，取得同意後，于一九叁七年初，將本尊像及衆弟子，遷至善財洞住。全寺僧從百余人護送，師散襯相酬。
一九叁七年春，山西太原海子邊佛教會會長力空和尚、省主席趙戴文、居士李曉峰等請師講經。即留少數人看守道場，余衆隨赴太原。與弟子同步行，沿途集中念經修法。並誡弟子，凡于說法處應威儀具足，防護他心，免生疑謗。
至太原，講《菩提道次第科頌》、《文殊五字真言》及《金剛經》。因念居士晝夜無暇，改在晚間講，聽衆日增，多有工人官幹等，及異教徒聞法心悅誠服而皈依者。法會圓滿，四衆挽留，即在太原安居，一切依律行持，托缽受食，由居士供養。安居中講《生起次第》。
七七事變發生，《生起次第》尚未講竟，師謂學法艱難，魔障衆多，國事要緊，只能暫止講授，修法應變，故《生起次第》末後有[譯講未竟，適倭人侵華]等語。安居圓滿後戰事爭仍頻，師曰：“回山已不可能，國難當頭，非少數人力量能回轉，必須辦大法會，集中群力，但目前因緣不具。”
又告人曰：“各位可各找住處，告我地址，我回川覓地，辦起道場，再給你們彙錢來川。”足見師雖處逆境，愛國護教之心，有增無減，悲憫弟子，無以複加。
弟子等不願離散，要求隨師入川，由李曉峰借助成行。師先率叁、五人到漢口，住佛教正信會，余人隨至。正信會地小，難容多人。應武昌叁佛閣大鑫和尚之請，舉辦法會，講《仁王護國經》，四衆雲集，供獻極豐，悉歸叁佛閣常住。又爲萬廣寺比丘尼，講《比丘尼戒》。
講戒後，師即入川，弟子欲從而缺川資，得二商船，優待僧人，免費供食，並給零錢。九月抵渝，即辦法會，講《仁王護國經》。師每日講經、譯經、誦經不斷，又需接待來賓，備極忙碌。
法會後，由居士陪同至蓉，先住文殊院，舉辦法會，規模遠勝重慶，講《仁王護國經》、《菩提道次第》、《普賢行願品》、《金剛經》，直至冬月告一段落。
其時僧俗皈依弟子甚衆，鹹望有一專修黃密之道場。諸方長老初擬就某寺顯密共住。以無主權，師不同意。乃由文殊院退居法光老和尚，將其下院南郊近慈寺，供師開辦道場。該寺年久失修，師往看後，甚滿意。即與二人，住入破寺，先修法堂，作大威德殿，再修住房。二、叁月基本就緒，能容七、八十人。
一九叁八年叁月，師弟全部遷入，近慈寺道場正式成立。以後1940年修宗大師殿及藏經樓，41年修護摩壇，42年修沙彌尚，45年修譯經院，殿宇重重，蔚然壯觀，成爲內地首創之黃密根本道場。
一九叁八年春，應綿竹祥符寺之請，舉辦講經法會。法光和尚接任方丈，師任寺主，主法，並傳部分弟子《護摩儀軌》，因法會人衆，需數人同時念修故。
祥符寺講經圓滿後，抵孝泉，禮龍護舍利塔，念經修法兩日。至德陽崇果寺講經，令衆弟子回近慈寺安居，余少數聽經後，作後安居。是年春，譯成《行起次第津要》。安居中續講《生起次第》及《定道資糧》，安居圓滿，居士供衣。冬月初八譯《上師無上供養觀行法》竟。
一九叁九年春舉行首次傳戒，得文殊院引禮師相助。叁月，赴峨嵋山禮禮普賢，于金頂燒護摩。接毗盧殿住持，另請清明師代理和尚。以當家普天師佐之。旋赴佛學社、文殊院、昭覺寺講戒、講經畢，回近慈寺。時日本侵華戰爭激烈，由官方請師主法，于重慶長安寺辦息災法會，亦請喜饒嘉措大師參加。師率弟子數十人赴渝，因感災難深重，須先修七天加行，誦經燒護摩。由于漢奸告密，于開經首日，日機即來疲勞轟炸，晝夜不停。國民黨人倉卒逃命，並接走喜饒大師，而遺留師等。弟子衆甚感義憤，向師建議，吾等自籌經費，自辦法會，勿用官方插手。蒙師贊許，同赴巴縣豐門場法主寺安居，該寺系師之師兄能碧師之廟，經費由重慶居士籌集，按月送寺。僧衆日誦《大威德》四次，晚加念咒。講《生起次第》，講至加持鈴杵時，師忽患痢疾，日瀉數十次，弟子勸師暫息，師雲：“國難當頭，講此無上密，有障難，應多忏悔求加持。”堅持講說，以致聲音微弱。弟子等堅請休息，師允：“不能超過叁日，法流不能中斷。”遂移座椅近廁所，一則上廁所方便，一則納涼靜養。第四日病稍好轉，繼續開講。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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