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上师传
海公上师俗姓龚，名学光，字缉熙，1886年丙戌腊月22日诞生于四川绵竹县汉旺场。父名常一，母张氏。有姐一，长师十岁。后迁家县城，父以摊贩为业。不数年，父母相继去世，姐弟相依为命。师就附近私塾读书。年稍长，渐闻维新与变法之争，即留心国是。戊戌变法，志士被害，举国震动，师决定离家，觅救国之道。十四岁，入成都东大街恒升通匹头商号为学徒，号东钟体乾见师敏慧，令随其私塾师学，变受器重。数年，遂通诸子。又自博览新出书刊，爱国热忱，与日俱增。
师深感清政腐败，国势垂危，外侮频仍，民不聊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乃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决心弃商从戎，以强吾华，遂于1905年考入陆军学校，刻意攻读，同学有刘湘、乔逸夫等。
1907年，军校毕业，成绩优异，被派赴康定镇守使部任侦探大队长，约一年，升营长，以勤能称著。1909年偕乔逸夫谳赴云南讲武堂任教官。时朱德总司令，川中将领杨森等均肄业之。后讨袁之役西南战将多出此校。1910年讲武堂结束后，经二广、上海返川。升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经师治理，盗匪悉平，民获安靖，师乃辞军返渝。
1914年闻谢子厚居士谈佛源老法师于成都三义庙讲经，心甚好之。师时任营长。某日骑马带兵，巡经该寺，见一法师讲经，姑在门外听之，随即皈依佛门。此师最初入佛之因缘。
同年袁世凯阴图窃国，设将军府，羁縻异己将帅，师亦在内。师以澄清之愿难满，旋思改习园艺，以实业富民，然亦无此机遇。
1915年前后，逢缘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实业，对日本佛教之盛行，颇多感触，但无意留日深造，半载转向回北京。
出家
师以强兵救国之志弗遂，实业兴邦之愿无缘，英雄无用武之地。乃一志潜心佛法，追求人生真谛，利他自利。1915年闻四川广汉张克诚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哲学，极为精辟，引人入胜，试往听之，大为叹服。遂不辞远道，前往听法。自谓相去二十余里，每日早往晚归，因心切闻法，亦不觉路远。久之相与友善，张先生亦时往师处，为之讲说，并示以所著《佛教的成唯识论》、《法相宗弥勒学提要》等书，师细读深研，如获至宝，于佛法哲理，认识更深。惊叹宇宙人生之奥秘，竟全在佛法之中。由是常念：“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我今既已找到归宿，岂可当面错过，入宝山而空手返？复观国之不治，军阀纷争，皆因当权者烦恼炽盛，若能深明佛法，自然国泰民安。于是渐萌出家之念，决心献身佛法，挽回人心，以期在人生根本问题上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
既思出家，乃返蓉，商之于姐。姐以仅有一女，无后不许。勉从姐意，只得暂缓待机，刻意准备，并作弘化。
1916年重庆居士请师讲《百法明门论》，谢子厚潜来听法，大为叹服，盖前后判若两人矣。次年师发心在成都创办佛经流通处，深得川军刘禹九支持，供少城公园基地，并马厂田四十亩作常年经费。师将自置家具、盆景等，亦悉送往。由谢子厚任少城佛学社社长，常请法师居士讲经说法，如佛源老法师、著名学者刘洙源教授、余沙园教授、邵明叔居士等即常在此讲学。师既听讲，亦自说法，听众常无虚席。《俱舍》二字，曾讲七天，足见学识已甚深广。因之结识学者不少，华西大学教务长程芝轩，即其一也。
其时师自住文殊院，以便听讲，尝告人曰：“每闻钟声，辄动出家之念！”及妇孕，出家之念益炽，乃出售其成都附郭田四十余亩，庄房一阮，共得三千八百余元，除酌供家人生活外，悉助少城佛学社。1924年，生子述成，方四十天，乃遂然割爱离亲，礼重庆天宝寺住持佛源老法师为剃度师，出家为僧，法名能海，字阔初，其年师三十九岁也。
1925年春，师赴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由佛源法师任羯磨师，同戒有永光、果瑶、果玉、果蓉、传品师等。受戒之日欢喜无量，自念今已出家受具，即是丛林之主，从此可以内护正法，广利有情矣。
初次入藏
师于学佛后，精勤博学，于汉地显教各宗，靡不深究细学，而犹感不足。又曾阅北京雍和宫藏经目录，知有密乘经论甚多，已发学密之心。受戒后，至重庆讲经，拟东渡日本留学佛法，同戒果瑶师拟赴武昌佛学院进修，同住重庆，遇南京某学员谓曰：“西藏佛法极为丰富，汉地未译者，藏地均有，汉地已译而藏地缺如者甚少，故学法应至西藏。”师甚向往，并见报端大勇法师由日回国，称日本密法远不如西藏之殊胜，遂决定赴藏学密。并与瑶师相约偕往。时同戒永光、果蓉、传品三师亦拟赴藏，而已先抵雅安。师即函请永师等稍待，与瑶师，经乐山，朝峨嵋，达雅安。五人会合，拟赴康定，因战争受阻，暂住雅安，由师为众讲经。后有巡思师加入。
1926年正月，起程赴打箭炉，中经大相岭，设有工事，翻山即陈相令部，该部旅长孙昂斋住汉源，师等不顺路，未往晤，直达康定跑马山。依止降巴格格，六人各译法名。师号云登嘉错，意为功德海。官方韩道尹，知师在内，又未见旅长，心生疑惑，不准久留，只许出关或返回。幸有居士相熟，得住圣寓庙，准备出关衣靴，约一月余。庙中有外道，初拟收僧为徒，后被师等念经礼忏威仪所化，多人皈依佛门。出关有南北二路，北路易行，南路艰险。而韩官强令南行。三月抵里塘，值巴塘西南盐井县，少数民族抗税路阻，即在里塘，请杂哇格西为师，用因明书，预习藏文。未及半月，同行中四人前后返川。师为永师一人讲《法华》《楞严》，后有居士数人加入同听。
时大勇法师在京办佛教藏文学院，率学生廿余人南下入藏，1926年10月抵康定，韩道尹受化皈依。师闻佛源法师圆寂，悲甚，拟归，勇师劝阻，同住跑马山依止降巴格格学藏文、《比丘戒》、《菩萨戒》、《密乘戒》、《菩提道次第》、《俱舍论》等，并经灌顶，受度母等密法。师既学法，又为居士讲经，永师维那。秋藏文学院改组，共有大勇、大刚、能海、法尊、观空、永光师等十七人。暂先留学语文，决定次春入藏。共发大愿曰：“赴藏求法乃吾侪之志愿，境愈困难，志愈坚定，纵令碎骨粉身，尚期来生满愿，何况其他乎！”(注一)
1927年，师与永师到里塘那摩寺，依止降阳清丕仁波卿学《六加行》、《朵马仪轨》等。老格西以精进第一称著，曾从拉萨礼大头至五台，十余年始达，住十方堂礼大宝塔，若干年方返。师亲近彼时，年已八十余，所言皆一生经验。(注二)师暇时又为居士讲《楞严经》。老喇嘛极赞拉萨佛法殊胜，谓师于汉地宏布法流必能起大作用。故劝师往，莫误时机。师不舍，喇嘛借方便促行，并驰函康萨仁波卿为之先容，师方决意速往。于是年冬返蓉准备资粮，讲经于大慈寺、文殊院。翌年正月，在昭觉寺举行法会，居士供续藏一部，由永光师带至康定。其先已由永师带频伽藏一部至康。师又赴重庆讲经，筹集数千元，于四、五月转回康定。时降阳仁波卿已圆寂，赠师法语及法物等，师戴恩难忘。
师讲经后，有慈青师等十余青年僧随永师至康定学法。师返康后，续讲《楞严经》圆满。 1928年6月20日，师与永光、永轮、永严师四人，起程赴藏。余人留康，二部藏经等全托商运，钱亦交商汇藏。
四人出发，随带口粮、糌巴、衣服、帐篷、茶叶、针线等。用背架饰为藏族朝山者，手持长矛而行。行十余里，次日仍远见那摩寺，后翻山抵甘孜，见勇师，继续前进。后勇师即圆寂于甘孜。旅途每晚撑帐篷过去时夜，烧茶吃糌巴。离康定三、四日，遇一背枪骑士，携一空马，立于半山路口，状如盗匪，甚可疑惧。问自何来？曰那摩寺。其人则曰吾亦老喇嘛弟子也。众乃喜。为防不测，将新衣换路人旧衣而行。
行廿余日，至大积寺，过此即属藏界，有驻军，阻汉人通过。只能回避闹市及官守之处。或半夜早起而行。一次欲至金沙江边，途遇一人，谓有捷径，随行一日，赠以布匹糌巴等，彼自先行，令师等随后，不意此人取物而逃，早无踪影。只得边走边问，抵金沙江。
途中气候悬殊，晴雨多变，雨则湿透，晴又晒干，日常数次。昼热夜冷，若更转寒，势必下雪，倍增艰辛。雪积七、八寸，一片茫茫，不辨道路与沟壑，沟中满布棘刺，因靴前后底早穿，仅留中间片段，雪地践行，棘刺入足心，冻僵无感觉，午后转暖，方知有刺。晚觅高燥处，上架帐篷，下垫毛毯，舒带抽擘，先伏于地，后转向上，令襟据下，衣背在上，踡足而眠，方觉稍暖。衣即是被，别无褥盖。以靴代枕，晨起靴冻，需鼓大劲，方能穿入，穿好即需前行，否则，久坐即易冻僵也。
若遇大山，一日不能过，须宿山上，因山顶太冷，则数人挤睡于一处，上盖帐篷，晨起雪满篷，雪大时篷塌，尽压于身上，须扫净，方能行。河水结冰，须赤足涉水而渡，虽牛马亦畏寒不敢行，上岸时，泥石冰水粘遍脚底，因冻木故，亦不觉痛，待稍坐，抹去冰石，再着靴前行。因赤足行久，脚底皮增厚，趾长肉甲，衣成膏油，虱满全身。夜则猛兽四嚎。或近旬不见人烟，需备足干粮，各自背负而行。求法之苦难可具述，亦因诸苦，磨炼得力。昌都为康定至拉萨之中点，自康定至昌都，行约二月。昌都至拉萨，因足力已强，一月即到。初一日一站，后一日可二站，虽遇奇苦，亦不思避，唯恐不达拉萨，或被发觉，遣返汉地。直至同年九月廿七日安抵拉萨，始大快慰。
到拉萨后，先朝大昭寺，随即赴哲邦(蚌)寺。该寺分四札仓(藏语，即寺内大区)：罗舍林、古母、登阳、阿巴扎仓，前三学法相，后者学仪轨。每一札仓分诸康村(藏语，即区内基层)，师等先住罗舍林札仓之甲冗康村。一般汉僧皆住此。初依一格西学法，其人不识上师宏愿，多所求索，并限制求法，师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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