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宗十叁祖印光大師
大師法名對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是陝西49頁第二行陽人。俗姓趙，後世佛門弟子都稱大師是大勢至菩薩再來。
大師自幼隨兄長讀儒家經書，常常以實踐和光大儒學爲已任。曾仿照韓愈、歐陽詢，作駁斥佛教的文章。後來一病好幾年，方才感悟以前的錯誤，因而洗心革面，頓改前非。21歲那年，出世機緣成熟，大師就投奔終南山南五臺蓮華洞寺出家，依道純和尚剃發。這年正是清朝光緒7年辛巳歲。第二年，大師在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足戒。
大師出生6個月即患眼病，幾近失明，後雖病愈，而目力已大受損傷，眼睛稍稍發紅，就不能看書。受具足戒時，因爲大師文章書法都好，故而戒期中所有書寫事宜，都由大師勞作。因寫字過多，雙目紅如血灌。幸虧大師在湖北蓮華寺當知客，在曬經的時候，讀過一本殘缺不全的〈龍舒淨土文〉，從而知道念佛往生淨土法門，是即生了生脫死的要道。因爲這次眼病，大師更醒悟身體是病苦的本源，所以一有時間就專念佛號。夜裏別人睡下後，大師悄悄坐起念佛。寫字時，也是心不離佛。所以雖是奮力帶病書寫，仍然能夠勉強支持。等到全部寫完之後，眼病竟然完全好了。大師由此深心信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大師一生自度度人，完全以淨土指歸，正是從此開始。
大師修淨土，愈久愈堅定。聽說紅螺山資福寺是專修淨土道場，大師便于26歲(光緒12年丙戍歲)辭別師父，獨自前往。這年10月入念佛堂念佛，沐浴淨土宗第十二祖徹悟祖師光明雨露，大師的淨業大有長進。第二年正月，大師告假朝禮五臺山後，仍回到資福寺，曆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事。3年之內，在念佛正行之外，研讀大乘經典，因此深入經藏，妙契佛心，于淨土徑路修行法門，達到理事無礙的境界。30歲(光緒16年庚寅歲)，大師到北京龍泉寺爲行堂。31歲(光緒17年辛卯歲)，大師住于圓廣寺。2年後(光緒19年癸巳歲)，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京請《大藏經》，檢點、彙集、統計、整理，事務繁多而人手缺乏。大家都以大師辦事精密謹慎，。而向化聞和尚推薦。化老在接觸中，感到大師道行高遠超異，在南歸的時候，特請大師相伴共行，並從此請其住單于法雨寺藏經樓。寺中大衆見大師勵志精修，都深感欽佩，而大師從不自滿自足。
光緒23年丁酉歲夏天，寺中大衆一再堅請大師講經說法，大師再叁推辭不掉，便爲講了一座《阿彌陀經便蒙鈔》。講完，大師就在珠寶殿側，閉關兩次共6年，從此學理行願倍加精進；出關後，了余和尚與真達師等，特爲大師建造一座蓮篷，以爲供養，大師與谛閑法師曾先後在此居住。過了不久，大衆仍然迎接大師歸住法雨寺。44歲(光緒30年甲辰歲)那年，因爲谛老爲溫州頭陀寺請《大藏經》，又請大師一同入京幫辦一切事務。事情結束後，大師仍然南歸，住于法雨寺藏經樓。大師出家30余年，直到清朝終結，始終收斂鋒芒，隱藏不露，不喜歡與人往來，也不願人知道他的名字，只希望能晝夜持念阿彌陀佛名號，早日證入念佛叁昧。
然而宮中擊鼓扣鍾，宮外又怎能不聞；道德厚實、光明四射，終究是不能掩蓋住的。民國元年，大師52歲，高鶴年居士自作主張，將大師的幾篇文章，刊登在《上海佛學叢報》上，署名常慚。當時人們雖然不知道這是誰的著作，而文字般若的光明，已足以引發讀者的善根。到民國6年(大師57歲)，徐蔚如居士得到大師的3篇書信，即印刷發行，題名爲《印光法師信稿》。民國7年(大師58歲)，徐居士搜求到大師的文稿20余篇，在北京印行，題名爲《印光法師文妙》。民國8年(大師59歲)，他又搜求到大師的一些文稿，再次印行續編，並與初編合爲一書。民國9年、10年，兩年時間內，繼續增集大師的文稿，先後在商務印書館鉛印發行，在揚州藏經院木刻出版。民國11——15年間，不斷增加擴大，又在中華書局印行，題名爲《增廣印光法師文鈔》。文章是大道的載體，大師的文鈔流通于海內，也就是大師的道德法雨滂湃于天下。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都是句句見真谛，字字歸淨土，上合佛陀經旨，下逗衆生根機，發揮禅淨的奧妙，抉擇二者的難易，多有發明古代大德所未到之處。
徐蔚如居士爲《文鈔》作跋說：“大法的高山被時光夷爲平地，這種現象到今天已是最嚴重的了。真沒想到當世尚有具備正知正見，如印光法師這樣的高人。常說要續佛慧命，這就是啊”。又說：“法師的文章，沒有一句無來曆，深入淺山，微妙而契合當代衆生的機宜，確實是末法中的治病良藥。法師可說是善于認識選擇佛法津要，並竭誠奉獻滿腔熱忱，爲衆生作依靠。”所以當時徐居士特地帶著《文鈔》，奉陪母親，親身前往普陀，竭誠禮敬大師，懇求攝受，准予母子二人歸依座下。然而大師仍然堅持不許，只是指點他們，往甯波觀宗寺，在谛閑法師座下歸依。民國8年，周孟由兄弟侍奉其庶祖母登山，再叁再四地懇求，堅請務必收爲弟子。大師觀察時機，依理難以推卻，就爲他們各起法名。這是大師爲人授歸依的開始，而其緣起實在是因爲得《文鈔》的流通。
大師的文章，不僅佛理精通，即使是“格物、致敬、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五倫八德”等，儒家治世的道理，只要與淨業叁福不相違背，必定發揮得詳詳細細，而且文詞典雅不凡，所以才出現了洛陽紙貴，人人爭相請讀的局面。由于此書而仰慕大師道德，渴望列入大師門下的善男信女們，也日益增多。有的遠涉大海、近攀高山，請求攝受；有的書來信往，求賜法名。20余年時間，在大師座下歸依的弟子，實在是難以數計。就是那些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淨業，得以往生的男女善信，也難以計算出來。可見大師以文字般若攝化衆生，利益世間，真是不可思議啊！
大師雖精通各宗各派佛法，但自行勸人，都是念佛法門。大師的在家弟子，許多都受過高等教育，甚至留學歐美。但大師從不與他們高談佛法哲理，只是一一勸他們專心念佛。這些弟子，聽從大師教誨，都能信受奉行，從沒有人敢于輕視念佛法門而妄生疑義，這都是大師盛德感化的結果。
大師耳提面命，開導弟子，既立根于佛典經論，又出于大師自己親證所得，從不離因果妄談大道，也不說空話大話。對于那些應當說服的人，無論是禅門尊宿，儒家魁首、甚至達官顯貴，在批評呵斥時，大師毫不寬容，從不拐彎抹角。對于那些應當攝受的人，無論是後生小輩、農夫苦力、乃至卑賤仆婦，大師從不拒絕，慈祥包容。以一佛乘平等情懷，普利上中下叁根，于自己不存在順適背逆之情，只是以佛陀至理作爲依歸。
大師一生最喜歡自己勞作。弘一法師曾親見64歲的大師，一人獨居，事事親自操作，決無侍者等人幫助。直至80歲去世前，大師仍是自已掃地、擦桌子、擦油燈、洗衣服，如此勞作，爲人表率。所以每當見到有人懶惰懈怠，大師多半要誡勸。
大師一生最珍惜福報，不敢浪費。衣食住等都極爲簡單粗劣，竭力排斥，享用精美。民國13年，弘一法師到普陀山，與大師同室而居，整整7天，足不出戶，從而有機會體察大師的生活行爲。大師每天早晨食粥一碗，不吃菜。大師自己說，這樣的習慣已30多年了。飯後，以舌砥碗，舐淨後再用開水沖入，洗蕩余汁，並以之嗽口、咽下。怕的是輕棄、浪費了殘余飯粒。午飯時，大師是飯一碗、大衆菜一碗。飯菜都吃幹淨，再以舌砥碗，並沖水喝下，與早飯一樣。大師要求自己是這樣，勸人也十分嚴厲。凡見人飯後有剩余飯粒的，必定要大加呵斥：“你有多大福報，敢如此糟蹋。”有一次，一位客人將剛沏了不久的冷茶倒入痰桶，同樣遭到大師的呵誡。
大師時時思念如今天當末法，世俗風氣越來越下降，如果不提倡因果報應，就沒有辦法挽回頹喪的世風，矯正人心。人根這樣陋劣，善報這樣淺薄，假使不實行信願念佛法門，絕對不能了生死、出輪回。所以不論貴者、賤者、賢者、愚者，也不論男女老幼，凡有請求法益的，大師必定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實事實理，諄諄啓發，使人覺悟，從而立定爲人處世的根基。接著，大師又以“真爲生死、發菩薩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變一平坦寬廣大道，教誨人們切實奉行，從而踏上超凡入聖的快速能到的路徑。
大師盡管深通禅宗與教理，但從不談深奧玄妙的禅機。凡勸人的，都是一聽就懂、又能夠實際修行的道理。凡聽到大師勸化的，全都是當下受益。這也正是蓮池大師評價辯融老人，“此老令人尊敬的地方正在此處啊。”因爲大師平實無奇，言行一致，怎樣說就怎樣做，所以天下真修行人，都樂于親近大師，以致于叩關問道的人，多得數不過來。而大師從來都是以法爲重、以道爲尊；名聞利養等等，從不挂心。民國11年(大師62歲)，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會稽道尹黃涵之，彙總大師道行，呈請當時大總統徐世昌，題製“悟徹圓明”匾額，赍送于普陀，香華供養，成爲一時的盛事。出家在家弟子都爲大師高興，而大師卻置若罔聞。有人稽首請問，大師說：“空中樓閣，而自己實在是無此福德，慚愧尚且來不及，又有什麼值得榮耀的。”這在當今競相浮誇的年月，像大師這樣淡泊名利，真是足以力挽狂瀾、作中流砥柱，無論修道人還是世俗人，都能從大師身上受益良多。
大師對待自己非常節儉，對待別人非常優厚。凡是善男信女供養的錢財，大師全部替他們廣種福田，用于印行流通善書經典，或是救濟饑貧。只是權衡輕重緩急，認真計劃，妥善支出。如民國15年(大師66歲)，長安被困。解圍以後，大師立即從印《文鈔》之款，急撥3000銀元，托人速速彙去以赈濟饑貧。凡聽到哪個地方遭災告急，大師必定盡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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