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
大师法名对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是陕西49页第二行阳人。俗姓赵，后世佛门弟子都称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
大师自幼随兄长读儒家经书，常常以实践和光大儒学为已任。曾仿照韩愈、欧阳询，作驳斥佛教的文章。后来一病好几年，方才感悟以前的错误，因而洗心革面，顿改前非。21岁那年，出世机缘成熟，大师就投奔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出家，依道纯和尚剃发。这年正是清朝光绪7年辛巳岁。第二年，大师在陕西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足戒。
大师出生6个月即患眼病，几近失明，后虽病愈，而目力已大受损伤，眼睛稍稍发红，就不能看书。受具足戒时，因为大师文章书法都好，故而戒期中所有书写事宜，都由大师劳作。因写字过多，双目红如血灌。幸亏大师在湖北莲华寺当知客，在晒经的时候，读过一本残缺不全的〈龙舒净土文〉，从而知道念佛往生净土法门，是即生了生脱死的要道。因为这次眼病，大师更醒悟身体是病苦的本源，所以一有时间就专念佛号。夜里别人睡下后，大师悄悄坐起念佛。写字时，也是心不离佛。所以虽是奋力带病书写，仍然能够勉强支持。等到全部写完之后，眼病竟然完全好了。大师由此深心信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大师一生自度度人，完全以净土指归，正是从此开始。
大师修净土，愈久愈坚定。听说红螺山资福寺是专修净土道场，大师便于26岁(光绪12年丙戍岁)辞别师父，独自前往。这年10月入念佛堂念佛，沐浴净土宗第十二祖彻悟祖师光明雨露，大师的净业大有长进。第二年正月，大师告假朝礼五台山后，仍回到资福寺，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事。3年之内，在念佛正行之外，研读大乘经典，因此深入经藏，妙契佛心，于净土径路修行法门，达到理事无碍的境界。30岁(光绪16年庚寅岁)，大师到北京龙泉寺为行堂。31岁(光绪17年辛卯岁)，大师住于圆广寺。2年后(光绪19年癸巳岁)，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京请《大藏经》，检点、汇集、统计、整理，事务繁多而人手缺乏。大家都以大师办事精密谨慎，。而向化闻和尚推荐。化老在接触中，感到大师道行高远超异，在南归的时候，特请大师相伴共行，并从此请其住单于法雨寺藏经楼。寺中大众见大师励志精修，都深感钦佩，而大师从不自满自足。
光绪23年丁酉岁夏天，寺中大众一再坚请大师讲经说法，大师再三推辞不掉，便为讲了一座《阿弥陀经便蒙钞》。讲完，大师就在珠宝殿侧，闭关两次共6年，从此学理行愿倍加精进；出关后，了余和尚与真达师等，特为大师建造一座莲篷，以为供养，大师与谛闲法师曾先后在此居住。过了不久，大众仍然迎接大师归住法雨寺。44岁(光绪30年甲辰岁)那年，因为谛老为温州头陀寺请《大藏经》，又请大师一同入京帮办一切事务。事情结束后，大师仍然南归，住于法雨寺藏经楼。大师出家30余年，直到清朝终结，始终收敛锋芒，隐藏不露，不喜欢与人往来，也不愿人知道他的名字，只希望能昼夜持念阿弥陀佛名号，早日证入念佛三昧。
然而宫中击鼓扣钟，宫外又怎能不闻；道德厚实、光明四射，终究是不能掩盖住的。民国元年，大师52岁，高鹤年居士自作主张，将大师的几篇文章，刊登在《上海佛学丛报》上，署名常惭。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这是谁的著作，而文字般若的光明，已足以引发读者的善根。到民国6年(大师57岁)，徐蔚如居士得到大师的3篇书信，即印刷发行，题名为《印光法师信稿》。民国7年(大师58岁)，徐居士搜求到大师的文稿20余篇，在北京印行，题名为《印光法师文妙》。民国8年(大师59岁)，他又搜求到大师的一些文稿，再次印行续编，并与初编合为一书。民国9年、10年，两年时间内，继续增集大师的文稿，先后在商务印书馆铅印发行，在扬州藏经院木刻出版。民国11——15年间，不断增加扩大，又在中华书局印行，题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文章是大道的载体，大师的文钞流通于海内，也就是大师的道德法雨滂湃于天下。如《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等，都是句句见真谛，字字归净土，上合佛陀经旨，下逗众生根机，发挥禅净的奥妙，抉择二者的难易，多有发明古代大德所未到之处。
徐蔚如居士为《文钞》作跋说：“大法的高山被时光夷为平地，这种现象到今天已是最严重的了。真没想到当世尚有具备正知正见，如印光法师这样的高人。常说要续佛慧命，这就是啊”。又说：“法师的文章，没有一句无来历，深入浅山，微妙而契合当代众生的机宜，确实是末法中的治病良药。法师可说是善于认识选择佛法津要，并竭诚奉献满腔热忱，为众生作依靠。”所以当时徐居士特地带着《文钞》，奉陪母亲，亲身前往普陀，竭诚礼敬大师，恳求摄受，准予母子二人归依座下。然而大师仍然坚持不许，只是指点他们，往宁波观宗寺，在谛闲法师座下归依。民国8年，周孟由兄弟侍奉其庶祖母登山，再三再四地恳求，坚请务必收为弟子。大师观察时机，依理难以推却，就为他们各起法名。这是大师为人授归依的开始，而其缘起实在是因为得《文钞》的流通。
大师的文章，不仅佛理精通，即使是“格物、致敬、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五伦八德”等，儒家治世的道理，只要与净业三福不相违背，必定发挥得详详细细，而且文词典雅不凡，所以才出现了洛阳纸贵，人人争相请读的局面。由于此书而仰慕大师道德，渴望列入大师门下的善男信女们，也日益增多。有的远涉大海、近攀高山，请求摄受；有的书来信往，求赐法名。20余年时间，在大师座下归依的弟子，实在是难以数计。就是那些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的男女善信，也难以计算出来。可见大师以文字般若摄化众生，利益世间，真是不可思议啊！
大师虽精通各宗各派佛法，但自行劝人，都是念佛法门。大师的在家弟子，许多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欧美。但大师从不与他们高谈佛法哲理，只是一一劝他们专心念佛。这些弟子，听从大师教诲，都能信受奉行，从没有人敢于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义，这都是大师盛德感化的结果。
大师耳提面命，开导弟子，既立根于佛典经论，又出于大师自己亲证所得，从不离因果妄谈大道，也不说空话大话。对于那些应当说服的人，无论是禅门尊宿，儒家魁首、甚至达官显贵，在批评呵斥时，大师毫不宽容，从不拐弯抹角。对于那些应当摄受的人，无论是后生小辈、农夫苦力、乃至卑贱仆妇，大师从不拒绝，慈祥包容。以一佛乘平等情怀，普利上中下三根，于自己不存在顺适背逆之情，只是以佛陀至理作为依归。
大师一生最喜欢自己劳作。弘一法师曾亲见64岁的大师，一人独居，事事亲自操作，决无侍者等人帮助。直至80岁去世前，大师仍是自已扫地、擦桌子、擦油灯、洗衣服，如此劳作，为人表率。所以每当见到有人懒惰懈怠，大师多半要诫劝。
大师一生最珍惜福报，不敢浪费。衣食住等都极为简单粗劣，竭力排斥，享用精美。民国13年，弘一法师到普陀山，与大师同室而居，整整7天，足不出户，从而有机会体察大师的生活行为。大师每天早晨食粥一碗，不吃菜。大师自己说，这样的习惯已30多年了。饭后，以舌砥碗，舐净后再用开水冲入，洗荡余汁，并以之嗽口、咽下。怕的是轻弃、浪费了残余饭粒。午饭时，大师是饭一碗、大众菜一碗。饭菜都吃干净，再以舌砥碗，并冲水喝下，与早饭一样。大师要求自己是这样，劝人也十分严厉。凡见人饭后有剩余饭粒的，必定要大加呵斥：“你有多大福报，敢如此糟蹋。”有一次，一位客人将刚沏了不久的冷茶倒入痰桶，同样遭到大师的呵诫。
大师时时思念如今天当末法，世俗风气越来越下降，如果不提倡因果报应，就没有办法挽回颓丧的世风，矫正人心。人根这样陋劣，善报这样浅薄，假使不实行信愿念佛法门，绝对不能了生死、出轮回。所以不论贵者、贱者、贤者、愚者，也不论男女老幼，凡有请求法益的，大师必定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实事实理，谆谆启发，使人觉悟，从而立定为人处世的根基。接着，大师又以“真为生死、发菩萨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变一平坦宽广大道，教诲人们切实奉行，从而踏上超凡入圣的快速能到的路径。
大师尽管深通禅宗与教理，但从不谈深奥玄妙的禅机。凡劝人的，都是一听就懂、又能够实际修行的道理。凡听到大师劝化的，全都是当下受益。这也正是莲池大师评价辩融老人，“此老令人尊敬的地方正在此处啊。”因为大师平实无奇，言行一致，怎样说就怎样做，所以天下真修行人，都乐于亲近大师，以致于叩关问道的人，多得数不过来。而大师从来都是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等等，从不挂心。民国11年(大师62岁)，定海县知事陶在东、会稽道尹黄涵之，汇总大师道行，呈请当时大总统徐世昌，题制“悟彻圆明”匾额，赍送于普陀，香华供养，成为一时的盛事。出家在家弟子都为大师高兴，而大师却置若罔闻。有人稽首请问，大师说：“空中楼阁，而自己实在是无此福德，惭愧尚且来不及，又有什么值得荣耀的。”这在当今竞相浮夸的年月，像大师这样淡泊名利，真是足以力挽狂澜、作中流砥柱，无论修道人还是世俗人，都能从大师身上受益良多。
大师对待自己非常节俭，对待别人非常优厚。凡是善男信女供养的钱财，大师全部替他们广种福田，用于印行流通善书经典，或是救济饥贫。只是权衡轻重缓急，认真计划，妥善支出。如民国15年(大师66岁)，长安被困。解围以后，大师立即从印《文钞》之款，急拨3000银元，托人速速汇去以赈济饥贫。凡听到哪个地方遭灾告急，大师必定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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