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文化之影響
文珠法師講述
1975年2月爲響應羅省中國同學聯合會主辦
中國文化周于加州州立大學
一、佛教的始創者及其思想
二、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年代
叁、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四、佛教對中國風俗的影響
今天的聚會、並非宗教的布道，而是學術性的研究，因爲貴同學會，現正學行中國文化周，本人應邀前來參加你們的研討會，故特別提出“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問題，分幾點與各位共同討論。
一、佛教的始創者及其思想
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它的始創者，並非佛教徒幻想中假定的人物，更非一般人所想像的虛無飄渺的鬼神，而是確有其人、其事，而且是有曆史考證的偉大聖哲－－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誕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迦毗羅衛國，淨飯王宮，名悉遴多太子。因不滿當時印度社會階級製度的嚴厲，同時更要拯救當時在不平等待遇下，苦不堪言的群衆，毅然放棄行將繼承的王位，出家修行，以找尋人生真理，作爲建設自由平等的社會基石。
太子離開王宮，四處尋師訪道，經曆五載，始終無法發現曾經理解人生真谛的人，因此，希望運用自己的智慧，從苦行中，去求取證，故進入摩竭陀國，伽耶山附近之苦行林，忘餐廢寢，專事苦行。不覺六年于斯，弄得身形消瘦，面目全非，結果一無所獲，始知道苦行無益，唯有放棄苦行，到尼連禅河去洗除身上積垢，又接受牧女貢獻飲食，以恢複體力，然後到菩提樹下，結跏趺座，止息妄念，正心誠意，參究真理，找尋人生意義，觀察宇宙真相，終于夜親明星，豁然大悟，成爲宇宙之大覺，被世人尊稱佛陀，號曰：釋迦牟尼佛。
梵語釋迦，譯能仁，牟尼譯寂默，能仁代表慈悲，寂默代表智慧。故釋迦牟尼佛，即是一位綜合智慧與慈悲于一體的聖者。因爲佛陀開發了人性本具至真至大的智慧，所以知道，真正的自由，不止是言論上、信仰上、經濟上、以及行動上的自由；而是心理上、與生理上絕對的自由。真正的平等，不僅是種族的，法律的，經濟的，以及待遇的平等，而是理性的平等。因爲佛陀激發了人性原有至圓至極的慈悲，所以爲了要使每個衆生都獲得真正的自由與平等，而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入世、救世。一方面協助衆生粉碎煩惱枷鎖，擺脫生死束縛，令獲得真理生命至真、至善的自由，一方面鼓勵衆生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福慧兼修，悲智雙運，以證平等的理性。前者是小乘思想，後者是大乘精神。
小乘思想應用于人生，是尋求苦樂之根源，及其對策，使人了解人與人，人與物的種種關系與法則，去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以及處世做人應有的態度，使人在維持倫理道德的生活中，不斷止惡行善，改往修來，最後，斷煩惱，了生死，超越輪回，悟證真理生命的畢竟自由。
大乘佛教，除了知道我法二執，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以及獲得斷除我法二執的方法外，還要發菩提心，立大悲願，“願我與衆生，皆共成佛道。”內則斷惑證真，心物交融，悟契理性，生佛一如；外則衆生無盡，我願無窮，永遠本著犧牲小我的精神，去教化衆生，利益有情，甚至地獄末空，誓不成佛，
佛陀在世，說法四十九年，談經叁百余禽，無非觀機說法，對小機說小法，對大機說大法，前者要人“知苦斷集，慕滅修道”，斷惑證真，離苦得樂，然後回小向大，自利兼他，共趣佛道；後者則直指佛性平等，“心佛衆生，叁無差別，平等平等，無有高下。”故需廣修六度四攝等法門，自他共濟，最後同證菩提，
思想雖二，而旨趣是一，所謂：“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可是，佛教思想，無論大乘或小乘，均可應用于人生，而且是積極而非消極，是入世而非厭世。誠如梁啓超所說：“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獨善，…是入世而非厭世，…是平等而非差別，…。”
或有人問：既然理性平等，何以生佛懸殊，苦樂天淵？原因何在？佛在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時說：“善哉！善哉！大地衆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由是可知，妄想執著，就是導致生佛懸殊的主要原因。
衆生本具的理性，亦即是佛性，雖與佛同，但由于衆生妄想執著，致使思想各異。衆生由于不同的思想，策動不同的行爲，形成不同的業力，而招致不同的結果，遂形成宇宙間千差萬別的法則，以及人與人間苦樂不同的遭遇與感受。雖然，但其本具之佛性，並不因此而變質，更末因此而失其“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的功能。等如電燈，其款式雖然有長短方圓，其顔色雖然有紅黃藍白，其光亦有深淺明暗的不同，但其發光之電力，並不因燈之形色各異而有別，更不因光之明暗而影響其電力，充塞太空的功能。同樣道理，佛性平等，衆生雖因妄想不同，業力各異，致使現象界有美醜苦樂之分，但其本體的佛性，並不因之而有差別，所謂：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又如金作器，器器皆金，只要我們不爲外境所誘，不爲現象所惑，澄清外來妄想，發掘內在智慧，自然可以發現人生的本體，悟證平等的理性，與佛無二。這是佛陀創教之宗旨，亦是吾人學佛之目的。
二、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年代
關于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的時代，有各種不同的異說。據一般傳說，而又爲學佛者所公認的，是漢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說。據史稱：“永明七年，明帝夜夢金人，飛入殿庭，且以問于群臣，太史傅毅對以：“西方有神名曰佛，陸下所夢，得無是乎。”帝乃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求之。十年，愔等于大月氏國，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得佛像經卷載以白馬，共還洛陽，帝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馬寺，是爲此土有沙門之始，亦爲此土有寺院之始。”(見黃忏華著中國佛教史第一章)反是說者則說：永平十年以前，中國人已知有佛教，梁啓超亦斥漠明帝求法之說，全屬敵視佛教之道士－－王浮，欲證明佛教晚出，自圓其說，謂佛是老子弟子之說而虛構。
本人認爲，秦始皇與印度阿育王同時，阿育王不但笃信佛教，且致力于傳播佛學，曾派傳教師二百五十六人，于世界各地傳揚佛教。然則，阿育王曾派遣高僧來華，非無可能；不過，未必見納于王廷，或爲當時暴政所害，故未見于經傳。及漢明帝遣使請佛，及外僧來華，既尊之寵之，複展其譯業，廣事宣傳，遂爲世人所重視，所歸向，而史家亦記之，而傳之後世耳。實則，佛教之傳入中國，應始于秦而盛行于漢，至隋唐間，更日趨興盛，及玄奘義淨由印度歸國，大事翻譯，盡量介紹印度文化，致使佛教，盛極一時。
叁、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學、思想、藝術等等，均有顯著的影向，茲分述于後：
(一)對思想界的影響
中國哲學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戰國。戰國時代，諸子爭鳴，各倡其說，使中國哲學思想，極盛一時。漢朝，則唯有孔老，後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爲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晉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漸複興，遂起沖突，因沖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觸而融和，後講老莊者，多取義于佛經，而講佛學者，亦多引用老莊。
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轉向佛，致使當時衛道者辟佛，但終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譯文學的優美，當時一流儒者，無不學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門，及非空非有之中道義，作爲調和甚至領導儒道之根據。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獨盛，且操縱當時思想界。因爲禅宗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旨在參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發明－－明心見性，方可論學。當時學術界受禅宗影響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例如：周命門人參究“孔子顔回所樂爲何事”？程亦命門人觀察“喜怒哀樂末發前之氣象”而且主張半日讀經，半日靜坐，皆受佛教禅宗參究“生從何來，死從何往？”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之思想所影飨。
至于宋之陸象山，更進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之王陽明，亦取禅宗方法，爲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總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學，及陸象山、王陽明等之心學，無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響，可以說，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學，而建立一套學術思想與理論，此即是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學，凡研究中國哲學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對文學界的影響
佛經翻譯的中堅時代，是晚漢至盛唐六百年間，佛教大藏經中，五六千卷的經典，皆是此時的産品，宋元以後，雖間有所譯，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國南北朝至惰唐之間，大師輩出，翻譯的人物，不下數百，其中最傑出，而對中國文學貢獻最大的，當推羅什與玄奘。羅什是舊譯時代的泰鬥，玄奘則是新譯時代之俊傑；奘譯卷帙，雖富于羅什，而什譯之範圍，卻廣于玄奘，兩者智等譽齊，勢均力敵。舊譯多尚直譯，所以羅什譯本，帶有極豐富之西域天然語趣，不但對中國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對中國文學之影飨尤巨。至于新譯時代，則轉趨意譯，其文筆之生動有趣，格式之新穎，詞語之創新，結構的精美，竟使中國文學，爲之變質，玆舉叁點如下：
(1)國語內容爲之擴大
中國自漢朝以後，學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創作，雖有新觀念，亦必套以古詞，使一切學術均帶有灰色，毫無生趣。佛經初期翻譯，除固有名詞對音轉譯外，其相象語者亦襲古，後研究日深，感覺舊語與新義，甚難配合，若仍用古語，未免籠絡失真，或詞不達意，因而致力于新語之創造，無形中促進國語內容日趨擴大，現在之佛學大辭典，雖然推未能搜盡佛經所有新名詞，但睹之亦足使人歎爲觀止。
至于日本所編之佛學大辭典，所收集之叁萬五千余語，皆漢晉至隋唐間，諸譯師所創之新語，此等新語之加入中國語言系統，而變爲新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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