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易》解《華嚴經》——李通玄對《華嚴經》的新诠釋
邱高興
《易》，又稱《易經》、《周易》，中國儒家經典之一。《華嚴經》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是大乘佛教的主要經典之一，也是我國隋唐時期的佛教宗派華嚴宗所依據的宗經。《易》與《華嚴經》分別作爲儒佛兩家的經典，實際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由印度傳入的佛教之間的差別，而這種差別正是佛教被攻擊的一個方面，嚴于華夷之防之話語差異，出家擯棄父母之不合孝道，危害政治秩序之不敬王者，這些都爲儒者所不能容忍。因此佛教從傳入之初便面臨適應中國國情的任務，許多佛教思想家從不同的側面論述了佛教與中國傳統的相容與一致性。李通玄嘗試以《易》解釋《華嚴經》，溝通儒佛，就是這種工作的一部分。
李通玄，生于唐貞觀九年(635)，卒于唐開元十八年(730)。世稱長者，又稱棗柏大士，出生于滄州(河北滄縣東南)。《宋僧傳》卷22說：“言是唐之帝胄，不知何王院之子孫。”(《大正藏》卷50)這就是說，他的出身是唐朝皇族。據載，李通玄對做官沒有興趣，而對于學問之道卻情有獨鍾。他年輕時一邊研究易理，一邊遊曆名山大川，住無常所，隨所行處，擇地而居。在遊曆中接觸佛教，開始對佛教産生興趣。在他六十多歲時，“嘗遊五臺，入善住院，逢異僧授以《華嚴》大旨。”(《居士傳》卷15，《續藏經》乙編第二十二套)于是更傾心于研究《華嚴經》，並成爲一位華嚴學者。因李氏並沒有出家身份，故稱居士。同時他也是華嚴宗的實際創宗者法藏之外的、代表華嚴學的另一理解與解釋方向的重要代表。
李通玄早年熟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對《易》，尤其是象數之《易》深有研究。在研究《華嚴經》時，他的深厚的易學研究功底，爲以《易》解釋《華嚴經》提供了基礎。下面就李通玄以《易》解《華嚴》的文化背景、如何以《易》解《華嚴》、以及以《易》解《華嚴》的哲學意義等問題進行探討，以從一個特定的側面把握李通玄的《華嚴經》觀。
一
唐王朝建立後，伴隨著政治上的統一和穩定，封建經濟和文化得到高度的發展。在思想文化上，唐王朝采取了叁教並重的政策。儒學，仍被官方作爲實行政治思想統治的主要工具。唐太宗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就東漢魏晉南北朝以來各派經師對儒家經典的注釋，進行了總結，統一各家的說法，作爲官方頒布的教科書，這當中就有《周易正義》一書，此外李鼎祚編的《周易集解》也有一定影響。在道教方面，唐朝系“李”姓皇帝，對同樣以“李”姓人物李耳(老子)爲教主的道教也十分重視，將道教放在佛法之先。即使武則天時，雖將佛教置于道教之先，但對道士、女冠仍然優禮有加。就佛教來講，作爲有利于維護政治統治的手段，唐王朝對它也十分重視。唐太宗優待唐玄奘，武則天推重法藏，主要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叁教並重、叁教並行是唐王朝的基本政策。這叁大思想流派，既相互論爭，又互相影響，形成了一種相互融合的潮流。
和這種潮流相呼應，李通玄試圖納儒入佛、納道入佛。他說：言外道名遍行者，菩薩化邪不化正，名爲外道。凡所修進未至究竟一乘法界理智妙行、一多同異自在、身土交徹、十方世界如因陀羅網門，皆是外道。如是通凡及聖，盡以同行方便引之，名爲遍行外道，即如此孔丘、老莊之流亦是其類。如名潛相隱，隨類而行，衆生但受其益，總不知誰是誰非。如是之行，常遍十方無時不現，如影隨行，如響應聲。非往來之質，以智通萬有，常對現色身。(《華嚴經合論》卷100，《續藏經》第一輯，第七套)
這段話中包含了如下的幾層含義：第一，李通玄認爲，“外道”就是未能體證華嚴圓融無礙境界者，或者，凡沒有入于佛果，同于佛之智慧，都是外道。這樣，佛教的信徒乃至菩薩都屬于外道。第二，“外道”中能“通凡及聖”者，稱爲“遍行外道”。如菩薩已能入證佛位，但爲教化衆生，隨衆生不同情況而化作其同類，入于世間，引導示範。衆生雖身受其益，但卻不知是“外道”還是菩薩。這種教化衆生的活動時時刻刻都在進行，菩薩的智慧能通達一切存在，也能隨時針對不同情況變現色身，故稱“遍行”。又因菩薩教化的對象是外道，常以外道身份出現，故總名爲“遍行外道”。第叁，李通玄認爲儒家、道家者流，如孔子、老子、莊子等，也是“遍行外道”。李氏認爲，這些遍行外道實際上是佛的化身，具有無上的智慧與大悲心，他們隨時變現色身，或爲儒、或爲道、或爲菩薩，處處惠及衆生，衆生卻惘然不知。
一般意義上講，佛教所謂“外道”是指佛教之外的學說及信徒。《叁論玄義》卷上說：“夫至妙虛通，目之爲道，心遊道外，故名外道。”李通玄這裏把外道的內涵與外延都加以擴大，提出了“遍行外道”的概念，最後又將儒、道學說歸爲“遍行外道”，從而實際上將儒、道納入佛教的話語系統之中。
李通玄還特別對儒家的奠基人——孔子的姓名出生地作了一番佛教分析，他說：如此土孔丘之流，明世間師範門。……姓孔者，聖人無名無姓，以德立名爲姓，非以俗姓爲姓。約德以有寬明之德，以之姓孔，孔者寬也。以行化蒙，名之爲丘。丘者山嶽之稱，以艮爲山，爲小男爲童蒙。因行所化而立名也，故名丘也。亦以德超過俗，名之爲丘。亦至德尊重無傾動之質，名之爲丘。生在兖州者，艮之分也。主以化小男童蒙之位。兖州上值于角，角爲天門，主衆善之門，亦主以僧尼道士。以乘角氣而生，此非世凡流之能體。(《華嚴經合論》卷115， 《續藏經》第一輯，第七套)
大意是說：孔子是世俗社會的表率、榜樣、師範。孔子的姓有著特殊含義，他是以德行作爲姓。“孔”，有寬的含意，以“孔”爲姓表示他寬厚、通達。孔子名丘，丘是山嶽的別名，象征德行至高而無傾覆之虞。另一方面，山是艮卦之象，艮卦表示“小男”、“童蒙”，因而丘又有教化童蒙的含義。再聯系孔子的出生地兖州，八卦方位處于艮位，是主導教化衆生的方位。從天象上看，兖州上又值二十八宿之角星，角星也主導諸種善行，是掌管僧尼、道士之星宿。孔子乘角星而生，表示其從僧位中而出，是佛教中人。李通玄力圖通過這種測字等方術，以肯定孔子和儒家在社會政治倫理中的主導地位，把儒家的教化作用視爲佛教的一種方便手段，最終把儒家消解于佛教之中。
李通玄還進一步認爲，一切世間學問都是佛的教法。他說：
一切十方世界諸佛，皆說四谛*輪，但隨類音不同。爾如世間孔老一切治衆生法，總是四谛法，但隨器所授深淺不同。或說十二分教門，或作咒說，皆爲四谛*輪所收。(《新華嚴經論》卷6， 《大正藏》卷36)
“四谛”包括苦、集、滅、道四條真理，是佛教論述人生痛苦及其解脫的理論，乃佛教的基本教義。李氏以爲，包括儒家、道家在內的一切教化衆生的學說，都不出佛教的四谛法之外，只是隨教化對象不同，有深淺的差別。換言之，儒、道兩家學說是佛教中的淺顯義理。
總之，在當時叁教融合的文化背景下，李通玄憑借自己學習佛教前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以佛教爲基點，以佛學融攝儒道學說，李氏以《易》解釋《華嚴經》，溝通《易》與《華嚴》的思想，實也是這種文化融攝工作的一部分。
二
李通玄以《易》解釋《華嚴經》，主要應用了《易》象數學說。他注意到了《華嚴經》中主方神與八卦方位比附的可能性，首先把兩者加以比配。所謂主方神，按李通玄以名配行的解釋，是菩薩修行之十行中“難得行”之神，此神在“十波羅蜜”中表示“願波羅蜜”，以願力使衆生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此神能使其功德遍及十方，饒益衆生。李通玄認爲《華嚴經》之所以提出主方神，是因爲“方”指十方，有回轉之意。以此表示佛法沒有定體，隨條件不同而時有變通；“神”指佛智、“真智慧”，表示雖處十方之中，而智體無染。如果把主方神與八卦方位聯系起來，就是“主方神隨方回轉者，震、巽、離、坤、兌、乾、坎、艮、上下二方爲十方，皆有神隨逐回轉而行。(《決疑論》卷3上，《大正藏》卷36)意思是說， 在由八卦及上下二方位構成的十個方位中，都有神相隨出現。李通玄認爲各方位的佛教意義如下：
東方。李通玄說：“又表法中震爲木，以木中都含十方之法，以十下八爲木字；震爲音聲，爲震動，爲青龍，爲吉慶，爲春生，爲發明，爲衆善之首，以此法事先東方爲首。”(同上)大意是，震卦的五行配屬爲木。從“木”字的構造看，它是由“十”下加“八”構成的，含有十方佛法的意義。又，震的卦象爲雷，春天打雷，冬天蟄伏的萬物都蘇醒了，所以此卦爲通順之卦。震(附圖{圖})卦還表示一陽始生，位于東方，具有象征春天始來之意。總括這叁層意思，李通玄把震卦看成是佛法之開端，同時又總含十方佛法，“震”又有振聾發聩的作用，使衆生産生對佛法的信仰。
南方。李通玄說：“南方爲離，爲虛無、爲正，爲日，爲目，爲心，爲文章，爲盛明，若達心虛無，即有智慧文章明也。”(同上)離的方位在南方，《離·彖傳》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大意是講，離卦，有附著的意義。日月附著在天上，百谷草樹附著在地上，雙重光明附著在正法上，于是就化育成爲天下萬物。李通玄依據《易傳》的這層意思，認爲離卦屬于南方，表明日月正當中天，象征處在核心地位，光明遍照四方，所以南方是達解佛教智慧的重要方位；又李通玄認爲離爲中虛象，表心體虛無。心體虛無，即能接受佛教智慧。
北方。李通玄認爲：“北方者爲坎，爲水，爲玄武，爲始明，北方以明暗創分，以爲北字。……又表正在玄武，迷愚奸邪之際，善惡不和，不相信順，亦是明暗之比，皆相違背，故雲北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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