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易》解《华严经》——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
邱高兴
《易》，又称《易经》、《周易》，中国儒家经典之一。《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也是我国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华严宗所依据的宗经。《易》与《华严经》分别作为儒佛两家的经典，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由印度传入的佛教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正是佛教被攻击的一个方面，严于华夷之防之话语差异，出家摈弃父母之不合孝道，危害政治秩序之不敬王者，这些都为儒者所不能容忍。因此佛教从传入之初便面临适应中国国情的任务，许多佛教思想家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的相容与一致性。李通玄尝试以《易》解释《华严经》，沟通儒佛，就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
李通玄，生于唐贞观九年(635)，卒于唐开元十八年(730)。世称长者，又称枣柏大士，出生于沧州(河北沧县东南)。《宋僧传》卷22说：“言是唐之帝胄，不知何王院之子孙。”(《大正藏》卷50)这就是说，他的出身是唐朝皇族。据载，李通玄对做官没有兴趣，而对于学问之道却情有独钟。他年轻时一边研究易理，一边游历名山大川，住无常所，随所行处，择地而居。在游历中接触佛教，开始对佛教产生兴趣。在他六十多岁时，“尝游五台，入善住院，逢异僧授以《华严》大旨。”(《居士传》卷15，《续藏经》乙编第二十二套)于是更倾心于研究《华严经》，并成为一位华严学者。因李氏并没有出家身份，故称居士。同时他也是华严宗的实际创宗者法藏之外的、代表华严学的另一理解与解释方向的重要代表。
李通玄早年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易》，尤其是象数之《易》深有研究。在研究《华严经》时，他的深厚的易学研究功底，为以《易》解释《华严经》提供了基础。下面就李通玄以《易》解《华严》的文化背景、如何以《易》解《华严》、以及以《易》解《华严》的哲学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把握李通玄的《华严经》观。
一
唐王朝建立后，伴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封建经济和文化得到高度的发展。在思想文化上，唐王朝采取了三教并重的政策。儒学，仍被官方作为实行政治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唐太宗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就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派经师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进行了总结，统一各家的说法，作为官方颁布的教科书，这当中就有《周易正义》一书，此外李鼎祚编的《周易集解》也有一定影响。在道教方面，唐朝系“李”姓皇帝，对同样以“李”姓人物李耳(老子)为教主的道教也十分重视，将道教放在佛法之先。即使武则天时，虽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先，但对道士、女冠仍然优礼有加。就佛教来讲，作为有利于维护政治统治的手段，唐王朝对它也十分重视。唐太宗优待唐玄奘，武则天推重法藏，主要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三教并重、三教并行是唐王朝的基本政策。这三大思想流派，既相互论争，又互相影响，形成了一种相互融合的潮流。
和这种潮流相呼应，李通玄试图纳儒入佛、纳道入佛。他说：言外道名遍行者，菩萨化邪不化正，名为外道。凡所修进未至究竟一乘法界理智妙行、一多同异自在、身土交彻、十方世界如因陀罗网门，皆是外道。如是通凡及圣，尽以同行方便引之，名为遍行外道，即如此孔丘、老庄之流亦是其类。如名潜相隐，随类而行，众生但受其益，总不知谁是谁非。如是之行，常遍十方无时不现，如影随行，如响应声。非往来之质，以智通万有，常对现色身。(《华严经合论》卷100，《续藏经》第一辑，第七套)
这段话中包含了如下的几层含义：第一，李通玄认为，“外道”就是未能体证华严圆融无碍境界者，或者，凡没有入于佛果，同于佛之智慧，都是外道。这样，佛教的信徒乃至菩萨都属于外道。第二，“外道”中能“通凡及圣”者，称为“遍行外道”。如菩萨已能入证佛位，但为教化众生，随众生不同情况而化作其同类，入于世间，引导示范。众生虽身受其益，但却不知是“外道”还是菩萨。这种教化众生的活动时时刻刻都在进行，菩萨的智慧能通达一切存在，也能随时针对不同情况变现色身，故称“遍行”。又因菩萨教化的对象是外道，常以外道身份出现，故总名为“遍行外道”。第三，李通玄认为儒家、道家者流，如孔子、老子、庄子等，也是“遍行外道”。李氏认为，这些遍行外道实际上是佛的化身，具有无上的智慧与大悲心，他们随时变现色身，或为儒、或为道、或为菩萨，处处惠及众生，众生却惘然不知。
一般意义上讲，佛教所谓“外道”是指佛教之外的学说及信徒。《三论玄义》卷上说：“夫至妙虚通，目之为道，心游道外，故名外道。”李通玄这里把外道的内涵与外延都加以扩大，提出了“遍行外道”的概念，最后又将儒、道学说归为“遍行外道”，从而实际上将儒、道纳入佛教的话语系统之中。
李通玄还特别对儒家的奠基人——孔子的姓名出生地作了一番佛教分析，他说：如此土孔丘之流，明世间师范门。……姓孔者，圣人无名无姓，以德立名为姓，非以俗姓为姓。约德以有宽明之德，以之姓孔，孔者宽也。以行化蒙，名之为丘。丘者山岳之称，以艮为山，为小男为童蒙。因行所化而立名也，故名丘也。亦以德超过俗，名之为丘。亦至德尊重无倾动之质，名之为丘。生在兖州者，艮之分也。主以化小男童蒙之位。兖州上值于角，角为天门，主众善之门，亦主以僧尼道士。以乘角气而生，此非世凡流之能体。(《华严经合论》卷115， 《续藏经》第一辑，第七套)
大意是说：孔子是世俗社会的表率、榜样、师范。孔子的姓有着特殊含义，他是以德行作为姓。“孔”，有宽的含意，以“孔”为姓表示他宽厚、通达。孔子名丘，丘是山岳的别名，象征德行至高而无倾覆之虞。另一方面，山是艮卦之象，艮卦表示“小男”、“童蒙”，因而丘又有教化童蒙的含义。再联系孔子的出生地兖州，八卦方位处于艮位，是主导教化众生的方位。从天象上看，兖州上又值二十八宿之角星，角星也主导诸种善行，是掌管僧尼、道士之星宿。孔子乘角星而生，表示其从僧位中而出，是佛教中人。李通玄力图通过这种测字等方术，以肯定孔子和儒家在社会政治伦理中的主导地位，把儒家的教化作用视为佛教的一种方便手段，最终把儒家消解于佛教之中。
李通玄还进一步认为，一切世间学问都是佛的教法。他说：
一切十方世界诸佛，皆说四谛*轮，但随类音不同。尔如世间孔老一切治众生法，总是四谛法，但随器所授深浅不同。或说十二分教门，或作咒说，皆为四谛*轮所收。(《新华严经论》卷6， 《大正藏》卷36)
“四谛”包括苦、集、灭、道四条真理，是佛教论述人生痛苦及其解脱的理论，乃佛教的基本教义。李氏以为，包括儒家、道家在内的一切教化众生的学说，都不出佛教的四谛法之外，只是随教化对象不同，有深浅的差别。换言之，儒、道两家学说是佛教中的浅显义理。
总之，在当时三教融合的文化背景下，李通玄凭借自己学习佛教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以佛教为基点，以佛学融摄儒道学说，李氏以《易》解释《华严经》，沟通《易》与《华严》的思想，实也是这种文化融摄工作的一部分。
二
李通玄以《易》解释《华严经》，主要应用了《易》象数学说。他注意到了《华严经》中主方神与八卦方位比附的可能性，首先把两者加以比配。所谓主方神，按李通玄以名配行的解释，是菩萨修行之十行中“难得行”之神，此神在“十波罗蜜”中表示“愿波罗蜜”，以愿力使众生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此神能使其功德遍及十方，饶益众生。李通玄认为《华严经》之所以提出主方神，是因为“方”指十方，有回转之意。以此表示佛法没有定体，随条件不同而时有变通；“神”指佛智、“真智慧”，表示虽处十方之中，而智体无染。如果把主方神与八卦方位联系起来，就是“主方神随方回转者，震、巽、离、坤、兑、乾、坎、艮、上下二方为十方，皆有神随逐回转而行。(《决疑论》卷3上，《大正藏》卷36)意思是说， 在由八卦及上下二方位构成的十个方位中，都有神相随出现。李通玄认为各方位的佛教意义如下：
东方。李通玄说：“又表法中震为木，以木中都含十方之法，以十下八为木字；震为音声，为震动，为青龙，为吉庆，为春生，为发明，为众善之首，以此法事先东方为首。”(同上)大意是，震卦的五行配属为木。从“木”字的构造看，它是由“十”下加“八”构成的，含有十方佛法的意义。又，震的卦象为雷，春天打雷，冬天蛰伏的万物都苏醒了，所以此卦为通顺之卦。震(附图{图})卦还表示一阳始生，位于东方，具有象征春天始来之意。总括这三层意思，李通玄把震卦看成是佛法之开端，同时又总含十方佛法，“震”又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使众生产生对佛法的信仰。
南方。李通玄说：“南方为离，为虚无、为正，为日，为目，为心，为文章，为盛明，若达心虚无，即有智慧文章明也。”(同上)离的方位在南方，《离·彖传》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大意是讲，离卦，有附着的意义。日月附着在天上，百谷草树附着在地上，双重光明附着在正法上，于是就化育成为天下万物。李通玄依据《易传》的这层意思，认为离卦属于南方，表明日月正当中天，象征处在核心地位，光明遍照四方，所以南方是达解佛教智慧的重要方位；又李通玄认为离为中虚象，表心体虚无。心体虚无，即能接受佛教智慧。
北方。李通玄认为：“北方者为坎，为水，为玄武，为始明，北方以明暗创分，以为北字。……又表正在玄武，迷愚奸邪之际，善恶不和，不相信顺，亦是明暗之比，皆相违背，故云北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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