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無形中便産生一種抗拒的力量。但反躬自問，傳統的儒家學說，叁千年來，一直被锢閉在道德倫理的圈子裏，要想以純粹思想，超越于西洋唯心唯物的哲學理論，便有理屈辭窮，難以發揚闡明之感。所以胸懷大志的楊仁山先生之流，到了日本，一經接觸唯識法相宗的思想，發現其中涵有至高無上的形上哲學理論，可以統率唯心、唯物的思想，而其井然不紊的因明邏輯，以及道德倫理，阣至身心修證等學理的致密，抑且概所包容，于是便有“道在是矣”的感覺，不期而然地便投身于佛學的法海，發出覺世救人的大悲宏願了。自此風行草偃，凡是學問淵深，是非今古之間的學者，也就向慕不已，一時趨之若鹜，而風靡了中國學術界。在另一方面，比較傾向西洋文化的學者，當然也爲數不少，至于主張調和論者，自亦大有人在。此系題外，可不具論。
第二，有關佛學思想趨向的答案，老實地說，他們的動機，開始原是要以佛陀的學理來統領東西方的哲學思想，後來愈鑽愈深，不知不覺間，自己便變成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無形中走入宗教的不二法門，自然對于明清以來衰敗的佛教本身，發願要求整頓。因此弄得既不能救世，又無暇自救，結果還與佛教的出家僧衆，無意中形成冰炭，勢不相容，一直鬧到居士弘法爲“非法”的爭論，所以更不能救起沒落了的佛教，誠爲可歎。例如楊仁山先生與歐陽竟無師徒二人，當時受佛教教內的歧視，幾乎到了委屈不能求全，忍辱不能負重的爲難境地，所以竟無先生後來在他的辟邪、昭正學說中，第六條目內，便有辨僧與居士可否弘法的谠論，由此可見當時楊仁山與歐陽竟無二位師徒間，所引起僧俗弘法的爭議，非常嚴重。這個問題，直到如今尚彌漫在佛教徒的僧俗之間，就佛教言，實在是一重大的內傷。
從此以後，支那內學院的學風，又啓一新的方向，倒如竟無先生的弟子熊十力等，因學佛而不成，複慨于覺世牖民之道，全仗佛學未必盡然，便自重理舊學，開創糅合儒佛思想融通的學風。熊十力便將《易經》學理與唯識法相同參，自著《新唯識論》等書，與其師竟無先生決裂分庭，自成一家之言。至于他對易學與唯識學造詣的程度，其實有待商量。但自竟無先生的內學院一系以來，所有文字寫作路線，都是以玄奘法師翻譯唯識宗的筆調爲格式，因此晦澀難通，形成風氣，使“五四”運動以後，介于新舊文字的知識青年讀之，大有高深莫測之感。于是自楊仁山先生至歐陽竟無再傳而至熊十力以後，所謂“新儒家”、“新理學”的思想又形複活。
二、中國佛教的演變
由上節所述中國佛教的複興，就可以了解二十世紀初期，清末民初佛教的機運。這時出家僧衆的佛徒們，雖然也已受到時代的壓力，但他們始終還過著山邊林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寺院生活。其中既乏唐宋時代足以領導學術思想的禅師與法師們，對于時代的趨勢，與世界情況的轉變，不但茫然，而且根本不聞不問。到了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清帝遜位，民國肇造，袁世凱包藏禍心，陰圖帝製，佛教本身，又鑒于外來宗教等有組織、有計劃的傳教行動，同時受政治思想的影響，才由當時享有盛名的詩僧八指頭陀發起，召集全國僧界代表，在上海留雲寺，創立中華佛教總會，議定章程。正當這個佛教會的組織呈請政府，尚未蒙批准立案的時期，袁世凱政府的內政部禮俗司方面，爲了妥籌帝製經費，一眼便看中了全國佛教的寺産，所以在民國二年，便有提拔公私寺産的案件發生，八指頭陀爲此進京力爭，始終不得要領，便憤激而死。因爲盛名詩僧的以死力爭，才由他生前的詩友們，如熊希齡、楊度等八人，對袁世凱加以辟說，因此中華佛教總會的章程，才經過國務院審定公布，佛教寺産，賴以少安。八指頭陀，湖南湘潭黃氏子，法名敬安，字寄禅。少時孤貧，爲了牧牛，未讀書，不識字。常與王湘绮先生等當代名士爲方外友，因苦行修持，忽然有悟，最初作出了“洞庭波送一僧來”的名句，如同宿構，湘绮先生等極爲欣賞，從此便以詩名，以後曆任國內名刹方丈，望重諸方。此後，國民革命尚未完全成功，自推翻袁世凱以來，又進入軍閥割據的局面，兵燹余生，國內名山古刹，日漸侵陵，以爲軍閥兵馬駐屯之地，大有“天下名山兵占多”的情況。這段時期，八指頭陀的弟子中，能夠續承遺志，而且比較具有現代知識的和尚，便是太虛法師了。他在後來的幾十年中，不惜被人罵爲“政治和尚”，決心爲護教而努力，屢次整頓中國佛教會，創辦僧衆教育的學校，出版《海潮音》等刊物，實在爲近代中國的佛教，作了許多值得敬重的事情。
太虛法師，浙江海甯張氏子，幼孤，十五歲即出家。潛心修持，善爲詩文，故得結交當時諸名士，叁十歲時，受革命和尚華山、棲雲兩人的影響，即參加廣州方面國民革命工作。武昌起義，全國光複，法師觐見國父孫中山先生，並在金山寺組織佛教協進會，志欲整頓近代中國的新佛教。因此在當時佛教界中，便有革命新僧太虛大鬧金山寺事件，名震一時。民國初年，又潛心修持，閉關于普陀錫麟禅院。此後叁十年來，悉心致力于佛教的革新運動，到處講學弘法，並主辦僧衆教育等事業。世界佛教聯合的運動，也由他所首倡，民國十二、叁年間，他在廬山即獨標世界佛教聯合的宗旨，有日本名僧，及日本佛學名家木村泰賢等與會，同時也有英、德、法、芬蘭等國佛教徒參加。後來他又到日本各地講演過佛學。此後，擬辦中華佛教大學、世界佛學院等壯舉，都因限于經費，未遂所志，而不果所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先後期間，他辦過廈門閩南佛學院、武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培育新佛教的僧才，確也培植了許多出類拔萃的學僧，例如弘法與留學斯裏蘭卡的名僧法舫，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戰後，曾組團率衆訪問過東南亞各佛教國家。他的一生，對于整頓和振必佛教的願望，雖然尚未普遍見諸事實，但其願力志事，的確值得欽佩。平生著作等身，純疵互見，而其思想卻極爲新穎。他主張“人間淨土”，常有“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的口號，這是很具氣魄也很有見解的中國新佛教的維新精神，應該算是他一生的名言，可供今後佛教徒的啓發。此外，他主張發起世界宗教聯誼會的運動，而且親自參加其事，的確頗具遠見，現代佛教界和許多教外人士，對他頗有微辭，甚至以爲他是熱心政治，或過于好名，其實都非定評。他實在可以說是一個苦行僧。我所謂的“苦”，是指他的心志很苦，他想振興佛教，熱愛國家，那都是出于一片真誠。而他正生當新舊思想的交替和民主政治的新階段，他過于熱情，尚不能完全了解于世界大勢，又缺乏真正的政治見解，對于積習深重的中國佛教，不循漸變的途徑，想用革命的方式，促使驟變，所以弄得有願未償。例如，他所創辦的新僧教育，影響也很遠大，北伐成功以後，各省縣市不但都有佛教會的成立，而且大多數縣市也都有佛學院等的成立，間接直接都曾受他新佛教運動中僧衆教育的影響。但新僧教育的結果，佛教師僧們，對于新時代的普通常識，比較增加認識，而對教義和修證佛法的工夫，反而愈來愈差，不如當初了，這實在也是新僧教育製度上一種最大的遺憾。
自八指頭陀到太虛法師，都是適應時代需要，延續佛教慧命的先哲，這在現代佛教史上，應該可算爲可敬的佛弟子，畢竟功多于過，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人物。此外墨守成規，依照佛法而以修持行爲作一代規模的，在淨土宗，有印光法師；天臺宗，有谛閑法師；律宗，有弘一大師；禅宗，有望重山鬥的虛雲老和尚、號稱當代禅門龍象峨嵋金頂的傳缽和尚、萬縣鍾鼓樓的能緣和尚、蘇州穹窿山的道堅和尚、揚州高旻寺的來果和尚，這幾位還都能保持宗風，卓然獨立，而爲佛法中的中流砥柱。這許多佛教耆宿，也都是當代的佛教大師中，品德莊嚴，或學問淵博的代表人物。由清末到民國叁十七、八年間，他們後先輝映，將近半個世紀，對于佛教風氣，與知漢分子及學佛人士等的影響很大。乃至男女老幼，名公巨卿，販夫走卒，或多或少，直接的或間接的，都受過他們的感召，他們維系世道人心，默然輔助國家政治教育的不足，可謂功不唐捐，實在未可泯滅。除了上述的高僧名宿以外，各省各地也都有若幹德行可風的和尚們，一時難以盡述。在以上所說的這許多高僧當中，尤其以印光、虛雲、弘一叁位大師聲望之隆，名高一時。印光大師原是清末宿儒，在他未出家以前，本來也是崇尚理學，排斥佛教，出家以後，以平實教人，常以儒家孔孟做人的道理，作爲學佛的津梁，以老實念佛爲究竟的法門。他的文章言行，充滿仁慈的氣韻，有《印光法師文鈔》等著述行世。虛雲老和尚，更爲萬方景仰的大德，他的言行，白有專集流通于海內外，不必另作介紹。弘一法師，在未出家以前，以名士、才子，而兼藝術家，舉如書法、繪面、音樂、詩詞歌賦等，無一不精，而且飄逸出群。他出家以前的風流韻事，流傳滬杭和東瀛日本的也小少。出家後，言行勤修，一衣一缽，嚴持戒律，使人望而起敬，曾在福州、泉州、廈門、溫州等地，住過相當長久的時間。他的俗家弟子，有名畫家豐子恺等，都受了他的感召，畢生作畫，爲弘揚佛法的慈悲戒殺而努力。此外，在南方江浙一帶講經說法的法師們，著名的有圓瑛、慈舟、應慈等法師；在北方，有倓虛老法師；在川滇，有昌圓、戒塵老和尚，同時都是倡導淨土宗念佛的高僧。較爲後起，弘揚東密的，有持松、超一等法師。弘揚藏密的，有能海、法尊等法師。此外，在民國初年以迄現在，由章太炎先生與“南社”詩人們烘托，擅長鴛鴦蝴蝶派的文字，以寫作言情小說如《斷鴻零雁記》等而出名，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意志沈緬于情欲之間的蘇曼殊，實際並非真正的出家人。他以不拘形迹的個性，在廣州一個僧寺裏，偶然拿到一張死去的和尚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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