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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密述要》第一部分:唐密流傳▪P3

  ..續本文上一頁相待久矣,今日相見,大好大好。報命欲竭,無人付法,必須速辦香華,入灌頂壇。”于是,叁個月將兩部大法傳承完畢,又囑空海曰:

  “……早歸鄉國,以奉國家,流布天下,增蒼生福。則四海泰,萬人樂,是則報佛恩師德,忠于國孝于家也。義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汝其行矣,傳之東國,努力努力!”

  “義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意思是說,應當明白有義務、有責任供奉兩部大法,並弘法于華夏。

  這是惠果祖師的預言與期待,也是華夏有情的心願與期望。

  第一節 民國時期的一時複興

  唐密在盛唐時期盛極一時,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雖尚有法賢、施護、法天、天息災等一批譯師繼續譯出大量密部經論,然在教理上已無多發明。元代所弘傳者非純正密教,乃是印度後期密教和藏地風俗結合後形成的藏密,明清兩代亦大體如此,且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慮,同時,其流傳也僅限于宮廷和貴族階層,民間不得隨意傳授。因此,總起來說,唐密自元代以後,在中國內地基本上是中斷了。而這中斷的唐密,卻在民國時期得到一時複興,成爲當時佛教界的一大奇觀。

  最早赴日學密的是江西的桂伯華。他大約于清末的1906年前後赴日本留學,到民國四年即1915年叁月病逝于東京時止,計有十余年,但其在國內影響甚微。隨後,出家僧中赴日學密的逐漸增多,先後有大勇、持松、顯蔭、曼殊揭谛(純密)、談玄等在東密根本道場高野山學習密法後帶回中國。居士界則有王弘願、顧淨緣、李诩灼、程宅安等。

  當時的佛教界領袖太虛大師對此十分關注,曾說:“諸師接踵東渡,人才濟濟,絕學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數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顯蔭諸師耳,故真能荷負吾國密宗複興之責任者,亦唯其叁人耳。”(太虛《中國現時密宗複興之趣勢》,文載《海潮音文庫》二編《真言宗》)  

  大勇法師于1919年依太虛法師出家,1922年冬入日本真言宗高野山大學,專修密法,經一年左右,得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國,僅叁、四個月即先後在上海、杭州、武漢等地開灌頂壇十余次,皈依及學法者達數百人之多。一時,中斷千年之久的唐密,頓顯重興之勢。然佛法深奧,有情體悟各殊。由于當時學法時間短,且側重事相,忽視教相,大勇對密法的理解受到其依止上師金山穆韶大阿阇梨的批評。金山穆韶大阿阇梨在《弘法大師之佛教觀》中說:“然嗣後于支那刊行之《海潮音》之雜志,見有大勇法師發表于關于密教之論文,似于弘法大師之佛教觀,有不充分納得大師教義之處,甚爲遺憾焉。由是,余草一文,欲匡法師之謬見。”後來他轉而入藏,惜中途病故。

  顯蔭法師于1923年冬到達日本高野山的,次年春回到上海,然僅過半年即因病圓寂了,年僅二十四歲。顯蔭法師天資聰明,慧解過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驟而英年早逝。

  持松法師與大勇法師一同東渡,于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大阿阇梨修學古義真言宗密法,得叁寶院流五十一世傳法阿阇梨位,1924年春回國。先于上海傳法,後于是年夏應邀至武漢任洪山寶通寺住持,並開壇傳法,並在寶通寺內建造法界宮、瑜祗堂、五輪塔,購置各種法器,請人繪製諸尊曼陀羅,使洪山寶通寺一時成爲唐密重興之根本道場。後法師又乘赴日出席亞洲佛教大會之機,續留東瀛學法,再得新義真言宗傳法院流、古義真言宗中院流兩個阿阇梨位,並專習臺密儀軌,于事相教相均融會貫通,影響甚巨(詳見第二節)。

  總體來看,上世紀的“密宗熱”對社會重新接觸認識密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無庸諱言,也産生了一系列問題,其中問題的症結要麼是“不如法”(越叁昧耶傳授、非器傳授),要麼是缺乏大小乘根基,要麼對密典歪曲理解,還有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失去了大乘戒律的製約。這也是民國時期密法熱不能持久的根本原因。因此,唐密回傳的曆史任務也就無法圓滿完成,期待著後來者再續前緣。

  

  第二節 顯密圓通的持松法師

  持松法師(公元1894-1972年),現代高僧。俗姓張,法名密林,因慕名玄奘,自號師奘沙門,因修密受灌頂,又號入入金剛。法師出生于湖北省荊門縣(現荊門市)沙洋的一世代書香門第。17歲時感人生之無常,投鐵牛寺出家,後往遠安縣觀音洞居住。1913年往漢陽歸元寺求戒。戒期後,往禅堂,一心參禅。1914年,適聞月霞法師在上海辦華嚴大學,欣然投試,被錄取,師事叁載,對大小乘經論,各宗教義,深有所得。1917年隨月霞法師赴歸元寺及宜興、盤山。七月隨居常熟興福寺。半年後,月霞法師示寂,次年二月,嗣法月霞法師接任興福寺住持。五年中:償還積債,贖回寺産;兩次傳戒;設華嚴預科學校;授課之余,撰《攝大乘論義記》十卷,《釋迦如來一代記》一卷。1921年,受太虛法師之邀于杭州淨慈寺講《八識規矩頌》,再次傳戒,度僧百人。次年春,先赴漢口九蓮寺學校,講《攝大乘論》,旋至武昌佛學院,講授《觀所緣緣論》、編《觀所緣緣論講要》一卷。後杖錫安慶迎江寺,講《十二門論》。1922年冬,因閱《*輪寶忏》,深感瑜伽宗密義難解,且原在我國盛行于唐,久已不傳,而今仍盛行于日本,遂立志挽回千載之絕學,毅然辭去興福寺方丈之職,孤身東渡日本,禮高野山五十世阿阇黎金山穆韶,習古義真言宗,得五十一世阿阇黎位,上師賜灌頂,號入入金剛。後因東都地震,加之川資告磬,遂歸國,旋赴杭州菩提寺爲信衆結緣灌頂。1924年春,武漢佛教界暨兩湖巡閱使蕭珩珊(蕭耀南)、李香庭、湯鄉明、李開先、陳元白等迎請來鄂主持武昌洪山寶通寺。法師來此,講經傳法灌頂幾無虛日,其《自述》說:“兩年中,先後受灌頂者數萬人,是五代以來所未有也”。

  1925年秋,法師隨中國佛教代表團赴日本東京參加亞洲佛教大會。會後至新瀉縣,從權田雷斧大僧正受新義真言宗各流灌頂,得“新義真言宗傳法院流相承血脈――密林第四十九世阿阇梨位”。次年,赴京都比睿山延曆寺,習臺密儀規。卒業後,再赴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再受叁寶院安祥寺各流傳授及口訣,兼習梵文文法,得“高野山古義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脈――密林第六十四世阿阇梨位”,盡得鐵塔正傳血統一脈。1927年歸國。抗日期間,法師蟄居歐陽竟無大居士所購贈之上海聖仙寺,杜門謝客,拒敵僞之所誘,如是數載。1947年3月,上海靜安寺恢複十方叢林選賢製,法師被推爲住持,兼任靜安寺佛學院院長。次年創辦《學僧天地》月刊,擔任名譽社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先前有人勸持松法師去臺灣,爲其婉拒,隨繼續住持靜安寺。1953年,在靜安寺設立唐密道場,恢複在我國失傳已久的唐密。此後,被選爲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上海佛教協會副會長、會長;上海市人民代表。1956年,隨中國佛教代表團赴尼泊爾參加第四屆世界佛教大會。1957年,率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赴柬埔寨參加釋迦牟尼涅般2500年周年紀念慶典。1964年,隨中國宗教代表團出席在日本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並多次出訪尼泊爾、緬甸、日本、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國。1972年法師自感來日不長,墨書毛主席詩詞、法華碑文、聖教序、蘭亭集序等饋送諸友。11月16日,于入寢定中安然圓寂。法師示寂于上海,而塔于常熟虞山興福寺,並設紀念堂于靜安寺,世壽七十有九,戒臘五十。

  持松法師愛國愛教、愛人民、愛和平,功德無量,高山仰止,受到了人們的普遍尊敬,他被選爲人民代表,多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每次國慶節都應邀登上觀禮臺,參加檢閱典禮,他和海內外許許多多爲祖國爲人民鞠躬盡瘁的精英誠摯交往,以其學識廣博,待人真誠,富有智慧,贏得了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和廣大信衆的稱贊與敬重。

  持松法師生前結緣灌頂人次衆多,超晔等居士得到良好法理熏陶,並培育指導多名優秀唐密行者。

  第叁節 持松法師的著述傳法

  持松法師精研東、臺二密,通解金、胎兩部大法,又兼修華嚴天臺精義,著述豐富。概言之,法師之著述,先顯後密,或顯中有密、密中有顯,實爲千年來罕見。

  持松法師顯教著述主要有:《攝大乘論義記》拾卷叁冊、《觀所緣緣論講要》一卷(1922年)、《瑜伽師地論淺釋》一卷、《釋尊一代記》一卷、《金剛經淺注》二卷、《勝蔓經淺注》二卷、《十二門論淺注》一卷、《因明易解》一卷、《因明入正理論略解》一冊、《華嚴宗教義始末記》拾卷叁冊。

  持松法師密教著述主要有:《真言宗之戒》一卷、《叁昧耶戒義釋》一卷、《叁陀羅尼釋》一冊、《十八道次第》一冊、《叁陀羅尼釋和十八道略诠》一卷、《四度加行口訣》一卷、《佛頂尊勝陀羅尼纂釋》一卷、《悉懸入門》一冊、《梵語雜名》一冊、《梵語千字文》一冊、《梵語心經異譯本》一冊、《金剛頂經菩提心論纂注》一冊(1927年)、《大日經住心品纂注》一冊(1927年)、《賢密教衡》(1923年)、《賢密教衡釋惑》(1933年)常惺附識超晔附識、《密教通關》十卷(1939年)、《心經闡秘》一卷(1939年)、《理趣經釋》一卷(1928年)、《般若理趣經集解》一冊(1923年)、《金剛頂經大教王經疏》一冊、《蘇悉地羯羅經略疏》一冊、《金剛界行法記》二冊、《胎藏界行法記》叁冊、《護摩行法記》二卷、《密教手印》一冊、《手印》一冊、《密教圖印集》一冊、《一尊供養行法記》一卷、《隨行一尊供養念誦私記注》二卷、《真言宗朝暮行法記》一卷、《四種曼荼羅標幟詳解》一卷、《松華如來密行修證了義經》一卷、《滿月世界依正莊嚴頌》一卷、《尊勝佛頂息災法次第》一卷、《施諸餓鬼食法注》一卷、《息災護摩》一卷、《大灌頂光明真言砂土加持法》一卷、《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及別行儀軌合刻(青龍寺儀軌)唐法全和尚撰“佛頂尊勝陀羅尼纂釋”》密林題一卷、《幾種呼吸法》、《略述長壽息風法》(弟子超逸選摘《東方氣功》一九九七年第四期)、《即身成佛》(《中國佛教》第四輯)、《金胎兩部》(《中國佛教》第四輯)、《仁王護國經闡秘》(該經附儀軌者屬雜密範疇)四卷,還有整理的衆多密教儀軌、詩詞、文鈔等。  

  持松法師雖沒找到的有緣的出家法師傳承唐密大法,留下了“一卷真言卻付誰”的遺憾,但他留下了衆多著述尤其是大量密教典籍及儀軌,以留待後來有緣者學取,以著述傳法也是其本意。因密教本有待機而傳之傳統,如二祖金剛薩埵結集兩部根本大經後經七百余年方得以授與龍樹菩薩,龍樹菩薩又等了八百余年才得以傳給龍智菩薩。持松法師的密法著述珍貴異常,有的目前雖已成絕本,但相信將來必成勝妙之金剛種子。

  

  第四章 唐密複興的期待

  蔡惠明先生在1989年11月第354期《香港佛教》上發表題爲《中國真言宗爲何複而不興》一文,其中指出:

  “靜安寺于1984年成立修複委員會,使關閉了整整16年的古刹重光,已修建了功德堂、僧寮,正重建被焚于火的大雄寶殿,“秘密莊嚴”的真言宗壇場在日本朋友和國內信衆的護持下也恢複舊觀,這是可喜的現象。但令人感到憂慮的是,雖有壇場卻沒有傳法的阿阇梨主持修法和灌頂,使真言宗複而不興,猶待所有佛弟子共同努力,解決這一並非甚難的問題。”

  “佛法僧叁寶是一體的,因爲佛法的發明是佛陀,佛教的重心是正法,佛教的住世是僧衆。崇拜佛寶是爲了法寶,因爲法能使人自行解脫。但佛法的流布要依靠僧。像持松上師叁次赴日,二登高野,盡傳古、新真言宗的教義,回國後通過講經、傳授、修法、灌頂,使失傳千年的絕學重光,功德不可思議。憑著他刻苦鑽研的中、日、梵文的功底撰寫了《密教通關》等28種顯密著述,普施法雨,使真言枯木逢春,確是千載一時的殊勝。現在靜安寺的唐密壇場雖已恢複,陳設得很莊嚴如法,但卻沒有傳法的僧寶,那就無法興旺起來。因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缺了阿阇黎規範師,由誰來傳授、修法、灌頂?到密壇禮佛,竟像上博物館,僅是觀賞而已,沒有宗教活動內容,不能得到實益。我在持老九十五誕辰座談會發言,呼籲佛教協會領導鼓勵和培育青年比丘,步持松上師的後塵,東渡求法,並繼承他的末竟事業,傳燈相續,使真言宗得到全面複興。據悉,靜安寺正編印《持松上師年譜》,籌備重印《密教通關》、出版《持松法師論著選集》,這都是令人歡喜贊歎的好事,如果能高瞻遠矚,把培養接班人列入議事日程,那就更圓滿、更理想了。

  時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的吳立民先生(顧淨緣弟子)在持松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上的講話中也提出了這一問題:

  “持老叁次東渡,二上高野,傳回兩部密教大法,但據說還沒有一個僧人得到他的傳承,他的在家弟子能傳承他的大法的也不多。因此,持老傳回的兩部密教大法,仍面臨著失傳的危險。今天,我借此紀念持老誕生一百周年的機會,向上海佛教界提議,向在座的各位提議,可以再選派一些出家人到日本去留學東密,再把我國的唐代密教從日本請回來。當然,這要限製在一定範圍內,不是很多人都去搞。我想這並不是一件難事,這將有利于彌補我在上面所說的所謂完整中的不足。”

  吳立民先生爲此發出呼籲:“還希望上海佛教界能盡快地培養一些專門人才,選派一些僧人到日本去學習,再將唐密傳回來,以彌補完整中的不足。”

  持松法師的灌頂弟子梁惠慈對此更是感受至深,他在爲《持松法師》一書撰寫的序言中說:“爲今之計,唯有再遣有文學、佛學根底,懂日文、梵文之學僧,步師尊之後塵,再赴日求法。歸國後,一如師尊昔日,繼續弘揚密教,則唐密可以綿延不絕。若其不然,雖密壇莊嚴,聊供觀賞,密典遺著,誰能誦持?于密教之振興,又何補焉?!” 

  再度由具德出家法師東渡受法,已經成爲複興唐密的不二選擇。

  

  

《《唐密述要》第一部分:唐密流傳》全文閱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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