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华，入灌顶坛。”于是，三个月将两部大法传承完毕，又嘱空海曰：

　　“……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

　　“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意思是说，应当明白有义务、有责任供奉两部大法，并弘法于华夏。

　　这是惠果祖师的预言与期待，也是华夏有情的心愿与期望。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一时复兴

　　唐密在盛唐时期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元代所弘传者非纯正密教，乃是印度后期密教和藏地风俗结合后形成的藏密，明清两代亦大体如此，且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其流传也仅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民间不得随意传授。因此，总起来说，唐密自元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中断了。而这中断的唐密，却在民国时期得到一时复兴，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奇观。

　　最早赴日学密的是江西的桂伯华。他大约于清末的1906年前后赴日本留学，到民国四年即1915年三月病逝于东京时止，计有十余年，但其在国内影响甚微。随后，出家僧中赴日学密的逐渐增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纯密)、谈玄等在东密根本道场高野山学习密法后带回中国。居士界则有王弘愿、顾净缘、李诩灼、程宅安等。

　　当时的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对此十分关注，曾说：“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趣势》，文载《海潮音文库》二编《真言宗》)　　

　　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1922年冬入日本真言宗高野山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得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国，仅三、四个月即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断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然佛法深奥，有情体悟各殊。由于当时学法时间短，且侧重事相，忽视教相，大勇对密法的理解受到其依止上师金山穆韶大阿阇梨的批评。金山穆韶大阿阇梨在《弘法大师之佛教观》中说：“然嗣后于支那刊行之《海潮音》之杂志，见有大勇法师发表于关于密教之论文，似于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有不充分纳得大师教义之处，甚为遗憾焉。由是，余草一文，欲匡法师之谬见。”后来他转而入藏，惜中途病故。

　　显荫法师于1923年冬到达日本高野山的，次年春回到上海，然仅过半年即因病圆寂了，年仅二十四岁。显荫法师天资聪明，慧解过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骤而英年早逝。

　　持松法师与大勇法师一同东渡，于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大阿阇梨修学古义真言宗密法，得三宝院流五十一世传法阿阇梨位，1924年春回国。先于上海传法，后于是年夏应邀至武汉任洪山宝通寺住持，并开坛传法，并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瑜祗堂、五轮塔，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陀罗，使洪山宝通寺一时成为唐密重兴之根本道场。后法师又乘赴日出席亚洲佛教大会之机，续留东瀛学法，再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古义真言宗中院流两个阿阇梨位，并专习台密仪轨，于事相教相均融会贯通，影响甚巨(详见第二节)。

　　总体来看，上世纪的“密宗热”对社会重新接触认识密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庸讳言，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问题的症结要么是“不如法”(越三昧耶传授、非器传授)，要么是缺乏大小乘根基，要么对密典歪曲理解，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失去了大乘戒律的制约。这也是民国时期密法热不能持久的根本原因。因此，唐密回传的历史任务也就无法圆满完成，期待着后来者再续前缘。

　　第二节　显密圆通的持松法师

　　持松法师(公元1894－1972年)，现代高僧。俗姓张，法名密林，因慕名玄奘，自号师奘沙门，因修密受灌顶，又号入入金刚。法师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县(现荆门市)沙洋的一世代书香门第。17岁时感人生之无常，投铁牛寺出家，后往远安县观音洞居住。1913年往汉阳归元寺求戒。戒期后，往禅堂，一心参禅。1914年，适闻月霞法师在上海办华严大学，欣然投试，被录取，师事三载，对大小乘经论，各宗教义，深有所得。1917年随月霞法师赴归元寺及宜兴、盘山。七月随居常熟兴福寺。半年后，月霞法师示寂，次年二月，嗣法月霞法师接任兴福寺住持。五年中：偿还积债，赎回寺产；两次传戒；设华严预科学校；授课之余，撰《摄大乘论义记》十卷，《释迦如来一代记》一卷。1921年，受太虚法师之邀于杭州净慈寺讲《八识规矩颂》，再次传戒，度僧百人。次年春，先赴汉口九莲寺学校，讲《摄大乘论》，旋至武昌佛学院，讲授《观所缘缘论》、编《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后杖锡安庆迎江寺，讲《十二门论》。1922年冬，因阅《*轮宝忏》，深感瑜伽宗密义难解，且原在我国盛行于唐，久已不传，而今仍盛行于日本，遂立志挽回千载之绝学，毅然辞去兴福寺方丈之职，孤身东渡日本，礼高野山五十世阿阇黎金山穆韶，习古义真言宗，得五十一世阿阇黎位，上师赐灌顶，号入入金刚。后因东都地震，加之川资告磬，遂归国，旋赴杭州菩提寺为信众结缘灌顶。1924年春，武汉佛教界暨两湖巡阅使萧珩珊(萧耀南)、李香庭、汤乡明、李开先、陈元白等迎请来鄂主持武昌洪山宝通寺。法师来此，讲经传法灌顶几无虚日，其《自述》说：“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

　　1925年秋，法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亚洲佛教大会。会后至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各流灌顶，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相承血脉――密林第四十九世阿阇梨位”。次年，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规。卒业后，再赴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再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文法，得“高野山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密林第六十四世阿阇梨位”，尽得铁塔正传血统一脉。1927年归国。抗日期间，法师蛰居欧阳竟无大居士所购赠之上海圣仙寺，杜门谢客，拒敌伪之所诱，如是数载。1947年3月，上海静安寺恢复十方丛林选贤制，法师被推为住持，兼任静安寺佛学院院长。次年创办《学僧天地》月刊，担任名誉社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前有人劝持松法师去台湾，为其婉拒，随继续住持静安寺。1953年，在静安寺设立唐密道场，恢复在我国失传已久的唐密。此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上海市人民代表。1956年，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1957年，率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柬埔寨参加释迦牟尼涅般2500年周年纪念庆典。1964年，随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并多次出访尼泊尔、缅甸、日本、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1972年法师自感来日不长，墨书毛主席诗词、法华碑文、圣教序、兰亭集序等馈送诸友。11月16日，于入寝定中安然圆寂。法师示寂于上海，而塔于常熟虞山兴福寺，并设纪念堂于静安寺，世寿七十有九，戒腊五十。

　　持松法师爱国爱教、爱人民、爱和平，功德无量，高山仰止，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他被选为人民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每次国庆节都应邀登上观礼台，参加检阅典礼，他和海内外许许多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英诚挚交往，以其学识广博，待人真诚，富有智慧，赢得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广大信众的称赞与敬重。

　　持松法师生前结缘灌顶人次众多，超晔等居士得到良好法理熏陶，并培育指导多名优秀唐密行者。

　　第三节　持松法师的著述传法

　　持松法师精研东、台二密，通解金、胎两部大法，又兼修华严天台精义，著述丰富。概言之，法师之著述，先显后密，或显中有密、密中有显，实为千年来罕见。

　　持松法师显教著述主要有：《摄大乘论义记》拾卷三册、《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1922年)、《瑜伽师地论浅释》一卷、《释尊一代记》一卷、《金刚经浅注》二卷、《胜蔓经浅注》二卷、《十二门论浅注》一卷、《因明易解》一卷、《因明入正理论略解》一册、《华严宗教义始末记》拾卷三册。

　　持松法师密教著述主要有：《真言宗之戒》一卷、《三昧耶戒义释》一卷、《三陀罗尼释》一册、《十八道次第》一册、《三陀罗尼释和十八道略诠》一卷、《四度加行口诀》一卷、《佛顶尊胜陀罗尼纂释》一卷、《悉悬入门》一册、《梵语杂名》一册、《梵语千字文》一册、《梵语心经异译本》一册、《金刚顶经菩提心论纂注》一册(1927年)、《大日经住心品纂注》一册(1927年)、《贤密教衡》(1923年)、《贤密教衡释惑》(1933年)常惺附识超晔附识、《密教通关》十卷(1939年)、《心经阐秘》一卷(1939年)、《理趣经释》一卷(1928年)、《般若理趣经集解》一册(1923年)、《金刚顶经大教王经疏》一册、《苏悉地羯罗经略疏》一册、《金刚界行法记》二册、《胎藏界行法记》三册、《护摩行法记》二卷、《密教手印》一册、《手印》一册、《密教图印集》一册、《一尊供养行法记》一卷、《随行一尊供养念诵私记注》二卷、《真言宗朝暮行法记》一卷、《四种曼荼罗标帜详解》一卷、《松华如来密行修证了义经》一卷、《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一卷、《尊胜佛顶息灾法次第》一卷、《施诸饿鬼食法注》一卷、《息灾护摩》一卷、《大灌顶光明真言砂土加持法》一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别行仪轨合刻(青龙寺仪轨)唐法全和尚撰“佛顶尊胜陀罗尼纂释”》密林题一卷、《几种呼吸法》、《略述长寿息风法》(弟子超逸选摘《东方气功》一九九七年第四期)、《即身成佛》(《中国佛教》第四辑)、《金胎两部》(《中国佛教》第四辑)、《仁王护国经阐秘》(该经附仪轨者属杂密范畴)四卷，还有整理的众多密教仪轨、诗词、文钞等。　　

　　持松法师虽没找到的有缘的出家法师传承唐密大法，留下了“一卷真言却付谁”的遗憾，但他留下了众多著述尤其是大量密教典籍及仪轨，以留待后来有缘者学取，以著述传法也是其本意。因密教本有待机而传之传统，如二祖金刚萨埵结集两部根本大经后经七百余年方得以授与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又等了八百余年才得以传给龙智菩萨。持松法师的密法著述珍贵异常，有的目前虽已成绝本，但相信将来必成胜妙之金刚种子。

　　第四章　唐密复兴的期待

　　蔡惠明先生在1989年11月第354期《香港佛教》上发表题为《中国真言宗为何复而不兴》一文，其中指出：

　　“静安寺于1984年成立修复委员会，使关闭了整整16年的古刹重光，已修建了功德堂、僧寮，正重建被焚于火的大雄宝殿，“秘密庄严”的真言宗坛场在日本朋友和国内信众的护持下也恢复旧观，这是可喜的现象。但令人感到忧虑的是，虽有坛场却没有传法的阿阇梨主持修法和灌顶，使真言宗复而不兴，犹待所有佛弟子共同努力，解决这一并非甚难的问题。”

　　“佛法僧三宝是一体的，因为佛法的发明是佛陀，佛教的重心是正法，佛教的住世是僧众。崇拜佛宝是为了法宝，因为法能使人自行解脱。但佛法的流布要依靠僧。像持松上师三次赴日，二登高野，尽传古、新真言宗的教义，回国后通过讲经、传授、修法、灌顶，使失传千年的绝学重光，功德不可思议。凭着他刻苦钻研的中、日、梵文的功底撰写了《密教通关》等28种显密著述，普施法雨，使真言枯木逢春，确是千载一时的殊胜。现在静安寺的唐密坛场虽已恢复，陈设得很庄严如法，但却没有传法的僧宝，那就无法兴旺起来。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缺了阿阇黎规范师，由谁来传授、修法、灌顶？到密坛礼佛，竟像上博物馆，仅是观赏而已，没有宗教活动内容，不能得到实益。我在持老九十五诞辰座谈会发言，呼吁佛教协会领导鼓励和培育青年比丘，步持松上师的后尘，东渡求法，并继承他的末竟事业，传灯相续，使真言宗得到全面复兴。据悉，静安寺正编印《持松上师年谱》，筹备重印《密教通关》、出版《持松法师论著选集》，这都是令人欢喜赞叹的好事，如果能高瞻远瞩，把培养接班人列入议事日程，那就更圆满、更理想了。

　　时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吴立民先生(顾净缘弟子)在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

　　“持老三次东渡，二上高野，传回两部密教大法，但据说还没有一个僧人得到他的传承，他的在家弟子能传承他的大法的也不多。因此，持老传回的两部密教大法，仍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今天，我借此纪念持老诞生一百周年的机会，向上海佛教界提议，向在座的各位提议，可以再选派一些出家人到日本去留学东密，再把我国的唐代密教从日本请回来。当然，这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是很多人都去搞。我想这并不是一件难事，这将有利于弥补我在上面所说的所谓完整中的不足。”

　　吴立民先生为此发出呼吁：“还希望上海佛教界能尽快地培养一些专门人才，选派一些僧人到日本去学习，再将唐密传回来，以弥补完整中的不足。”

　　持松法师的灌顶弟子梁惠慈对此更是感受至深，他在为《持松法师》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为今之计，唯有再遣有文学、佛学根底，懂日文、梵文之学僧，步师尊之后尘，再赴日求法。归国后，一如师尊昔日，继续弘扬密教，则唐密可以绵延不绝。若其不然，虽密坛庄严，聊供观赏，密典遗著，谁能诵持？于密教之振兴，又何补焉？！”　

　　再度由具德出家法师东渡受法，已经成为复兴唐密的不二选择。

《《唐密述要》第一部分：唐密流传》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