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叁代催生

　　從中國禅宗在精神文化領域舉世公認的特行獨立品格而言，可以把曹洞宗與其它幾個宗派，稱作“思想界的貴族”(真正的思想者)。這個“思想界的貴族”之所以能夠成立，因緣當然不一而足，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以石頭希遷、藥山惟俨和雲岩昙晟爲代表的叁代禅者，代代相續，直接地培育、養成了曹洞宗的思想來源和宗風底蘊，曹洞宗就是以上叁代禅思想家一以貫之培養催生的結晶。

　　在曹洞宗正式創立前夕，即公元九世紀下半葉(以良價和本寂二位創立者活動年代計)之前，中國佛教剛完成了一場前無古人的深刻革命——就是禅宗“南宗”的興起和發展，這場革新運動，由慧能肇其端，當屬確鑿無疑，但是，嚴格地說來，“南宗”在曆史上爭取到其主流地位，特別是在思想義理上完善成熟、得以鞏固其根基，卻是在慧能之後，亦即由公元八世紀初葉開始的百余年間——這段艱苦卓絕又精彩紛呈的曆程，爲時一百五十年左右，胡適之曾這樣描摹過這一段激動人心的曆史：“從公元７００年至８５０年，在這一百多年中，包括盛唐和中唐、是禅宗極盛的時期，這在中國佛教中是一個大的運動，是佛教內部革新的運動。”他認爲，這在于使佛教真正開始了中國化和簡易化的曆程。他在自己的論著中多次強調“公元７００－８５０年的佛教革命，”給予極高的評價。胡適之這一觀點基本上是符合曆史事實的，即以神會爲傑出代表的南宗禅師，直接承繼了慧能革新的成果，高舉“頓門”嫡傳的旗幟，爲南宗成功地爭取到了禅宗正統法系的地位，從而也就爲佛教真正中國化開辟了廣闊的前景。從此，由師說徒受，“言下悟道”，或者弟子將心得呈師印可從而悟得，便成了“頓悟”的主要形式，並沿襲下來。有的論者據此認爲神會是南宗的實際創始者，帝一論點可以商榷，因爲從思想淵源上看，神會之主張“頓悟”和“無念”，直接地源自慧能，上述推論顯然與基本史實不符。

　　公元７００年，神會前往嶺南依慧能爲師，恰巧也是這一年，石頭希遷誕生了，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奇特因緣：南宗禅的開路先峰神會接續慧能法脈在前，慧能法孫石頭希遷誕生于後，前者即將在公元八世紀前半葉來上演爲南宗搖旗呐喊、闖關奪隘、終成正果的雄壯活劇，而後者則注定會于世世紀後半葉，靜處南國大荒山作世外凝思默想，爲“五家七宗”中之叁家南宗子孫開掘思想之正源，說公元７００年是南宗禅的一個邏輯和曆史的起點，就沒有什麼過份之處了。如果我們再將視野擴大一點，就會發現禅宗群星燦爛照耀千秋的星座，正是以公元７００年爲絕妙的坐標原點的，從慧能大師(６３８－７１３)始，有青原行思(？－７４０)、南嶽懷讓(６７７－７４４)、荷澤神會(６８６－７６０)、永嘉玄覺(６７５－７１３)、南陽慧忠(６９０－７７５)爲第一代法子，更遑論馬祖道一(７０９－７８８)、石頭希遷(７００－７９０)以下了。中國禅宗第一度群星燦爛，神宗“五家七宗”莫不發源于此一奇特時空。

　　對于曹洞宗，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無疑是培元固本、先天養成的最佳年代，而在其中，石頭希遷則是其思想的確鑿源頭所在。

　　石頭希遷，少年即在慧能大師門下得度爲沙彌，按理本當成爲直承大師的法子輩，惜年方十四歲，大師入滅，無所依傍。經曆一番求索後，終于在青原行思處得到開悟，與行思遂由師兄弟一度而成師徒之輩，並得到另外一位“大師兄”南嶽懷讓的砥砺。石頭希遷如此豐富而奇特的經曆，可謂盡得慧能及行思、懷讓兩代南宗鼻祖之心要。事實上，石頭本人就直截了當地宣稱過這種再親切不過的心靈意會關系，他初次谒見青原行思的機鋒問答便是：

　　師問曰：“子何方而來？”遷曰：“曹溪。”師曰：“將得什麼來？”遷答：“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恁麼用去曹溪作什麼？”遷答：“若不到曹溪，怎知不失。”

　　作爲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南宗禅思想大家，石頭希遷的思想成熟、圓融，是在他中年以後由江西吉州青原山(在今江西吉安)遷往湖南南嶽的時期，亦即公元八世紀的後期，他在南嶽度過了後半生近半個世紀的時光。雖然僻處一隅，但是終其一生都保持了沈郁孤高、好學深思的隱者氣蘊，十分注意廣泛吸收前賢今人的思想資料，其中既有佛門別家非南宗、非禅宗的成份，如流行中原和江左的華嚴、牛頭諸家，也包括道家和道教這樣的外典之學。既有對當時思想界的積極回應，也顯見追蹤前賢、直溯曆史深處的高古氣質，以上諸多因緣造就了千古一石頭，以致宗密在《禅源諸诠集都序》裏半石頭與牛頭二宗並禅，同歸于“泯絕無寄宗”；石頭畢生結晶“回互不回互”之說，亦直接受華嚴宗十玄緣起以及六祖圓融思想的影響。至于說到追蹤前賢，則石頭讀僧肇《肇論》而豁然受啓發(事見《祖堂集》)，就更是一個明證。應當強調的是：在公元八世紀後半期，亦即慧能以下第二代南宗禅師群體之中，石頭希遷是獨一無二的，這種獨特性就在于：注重多方面的思想義理之間調和融會，始終涵養著一種善于兼收並蓄、長于理認整合，而稍拙于實踐以及自我宣傳的整體氣質，而這一點，正是由馬祖道一洪州宗所煽起的後期南宗禅中，所僅有的“孤例”，也就是說，在當時逐漸興起的南宗禅那種如火如茶的呵佛罵祖氛圍中，惟有石頭希遷保持冷靜超越的風度，對于南宗禅內外，佛門內外的各種思想養料進行著自覺的攝取，實際上恰好彌補了馬祖一系單兵獨進、孤軍深入從而銳氣有余、後勁不足之弊端，使南宗禅得以在寬闊和深刻的層面上進一步發展成爲可能。

　　作爲石頭希遷的思想的結晶，其《參同契》從形式到內容堪可注意，在形式上，此文充滿與道家和玄學親切融通的氣息。題目直接采之于被道教奉爲“丹經王”的《周易參同契》，綜觀全篇，完全不說佛，不言禅，通篇卻參玄論道，以“竺土大仙心”起首，以“謹白參玄人”作結，這不止在當時，就是前後曆史中也屬罕見，乃至印順法師也認爲，直截了當地“把禅學看作玄學，稱參禅爲“參玄”似乎石頭是第一人。”這與其說是石頭希遷對于道家的偏愛，勿甯說體現了他對于舉世滔滔狂禅潮流所熱衷的南北之爭、只知談禅而完全忽視文化傳承和整合這一弊端的獨特態度。“回互不回互”也好，“參同”也好，實際上都是一個中心思想：即要讓修禅者深刻領會萬事萬物之間互不相犯、各住自性同時又相入相涉、無所分別的圓融不二關系，這當然也包括對于佛教不同宗派思想所應持的態度在內。在文中，他明確地說“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這既可理解爲具體針對當時南北宗之爭，更可以理解爲石頭對于馬祖一系“激進派”的深重憂慮；石頭本人當然是禅宗南宗這場革命的積極參與者，但對于“自立規矩”、向超越佛祖乃至呵佛罵祖的方向急劇發展這一潮流，對于當時正在普遍蔓延起來的完全否定看經坐禅的熾熱傾向，這位時代的主要精神導師，充滿憂慮和不安。在這裏，所謂“回互”學說不僅僅是一種理論，更是這位大智者“滿天風雨下西棲”的俯首沈思，是他向那個到處充滿騷動不安、急欲沖決一切羅綱樊籬的大時代所發出的警示：世界是“回互”的，思想與文化同樣是“回互”的——他向禅門同修者門提示著一種重視不同系統、不同層面的文他相關聯系，亦即注重思想文化的繼承整合，注重內在的自我規約和必要秩序的大方向。

　　曹洞宗恰恰是朝著這個方向産生和發展的。

　　石頭與馬祖兩位同時代的禅宗巨匠，便是在這個歧路上分別的。也許石頭這位內向的、喜歡靜默的思考者根本就不善于對別人品頭評足。而機警俏皮的馬祖，卻留下了一句十分見才氣因而也十分生動的評語：“石頭路滑”。何謂“路滑？”路不滑人，人自滑。人何以會滑？石頭《參同契》有言：“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人之腳步前後如此“回互”，豈有不滑之理。當然，這只是馬祖的批語。石頭則完全是另一番道理：“觸目不會道，運足馬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山川滿目而不識前路，擡腳又能邁到哪裏去？如此執迷不悟，又豈可以激進與否作標准來論是否真正有所進步？爲令學人會得“回互”之深意，石頭在《參同契》中運用子母、根葉、本末、尊卑、明暗、用處等比喻，反複說明事物互相關系、互相奇待，其苦口婆心，真似道家《老子》之“道”。

　　石頭的路，注定了悠遠而綿長，端賴其“回互”理念無窮深厚內力之賜。這也就是曹洞宗雖然絕少臨濟宗之開大合、大紅大紫，但卻綿澤不盡、氣力不竭的內因：“回互”者，生生不息，生機無限，這是與馬祖一系截然別樣的另一種生機。後者(從洪州宗始)入手于“即心是佛”，而曆經“非心非佛”，最後拈出“平常心是道”，猶如提攜利劍一柄，在一系列打、蹋、喝、罵的刀光劍影中，如迅雷不及掩耳，單刀直取人“心”。這是南宗禅在“頓悟”方向上的極致，如此活生生地逼人忽然省悟，釋放出無限盎然生意來。而石頭則在“回互”之中強調多方整合，叁分迂回，一片蘊綿，如此一路的“生機”自然來得醇厚綿實。應該說，如此運作之分別，總是後世所謂“臨濟將軍、曹洞士民”之喻的最初底蘊，是“臨天下、曹一角”這一勢力範圍差別的內在由來。

　　如果說，石頭希遷因爲開辟“回互”之路而爲這一路上之肇始者，則藥山惟俨因一肩擔荷石頭家業、在禅宗內部繼續標舉注重思想傳承與文化整合之旗幟而成爲第二代傳人。

　　藥山惟俨(７５１－８３４)俗姓韓，绛州(今山西新峰)人。年１７依潮州西山慧照禅師出家，２３歲戒于衡嶽希操(又作希琛)律師。值此少壯少年，因爲痛感“大丈夫當離法自淨，馬能屑屑事細行于布巾耶？”而徑直“谒石頭，密領玄旨”，這是《宋高僧傳》及《景德傳燈錄》、《祖堂集》一以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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