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惠洪禅學

　　在黃龍諸徒中，惠洪是一位最值得重視的人物，他的禅學思想和禅史研究，對後呓影響很大。

　　惠洪(１０７１－１１２８)，一作慧洪，後改德洪，字覺範，賜號寶覺圓明禅師，自稱寂音尊者，明白庵人。筠州新昌(今江西宜豐縣)人，俗姓喻。惠洪一生頗爲坎坷曲折，十四歲父母雙亡，因失恃而到叁峰寺作童僧。他天資穎悟，每天能記下數千字的文章，叁峰寺藏經爲遍覽。十九歲試經得度後，修《惟識論》，”臻其奧“，同時博觀了史，外習詩收，並有詩名。後入黃龍二世真淨克文堂室，徹悟于汾陽公案之下，二十九歲後到南方各地參訪遊學，住持過北禅寺(江西臨川)、清涼寺(南京)。惠洪一生執著于佛教，始終以弘揚佛法爲已任，不忘“以法惠人。”他又“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常“野服蕭散，以文章自娛，”所以往往與世俗不相容合。由此，他先後叁次蒙冤入獄。又被流放海外(今海南一帶)，備嘗人生顛沛之苦，“出九死而僅生。”

　　惠洪以博極群書，了無滯礙之長，“發揮經論，光輔叢林”，故其著作豐富而“言滿天下，”有“今世融肇”的美譽。丞相張商英稱他是“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據南宋乾道年間(１１６５－１１７３)雲門僧人石室祖琇《僧寶正續傳》卷二記載，惠洪著作有《林間錄》二卷、《僧寶傳》叁十卷、《高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齊夜話》十卷、《天廚禁脔》一卷、《石門文字禅》叁十卷、《語錄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凡十四種，一百二十七卷又一編，另外尚可見錄的有《臨濟宗旨》一卷、《合古轍》二卷、《易注》叁卷、《甘露集》叁卷共計約一百六十卷，這樣多的著述，在宋以前不立文字的中國禅宗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可惜這些著作大多已不傳，目前可見比較完整的。僅《林間錄》、《禅林僧寶傳》(即《僧寶傳》，其後附有《臨濟宗旨》一文)，《冷齊夜話》和《石門文字禅》、《天廚禁脔》、《智證傳》幾種。

　　《林間錄》二卷，大觀二年(１１０７)成書，是一部以叢林見聞爲內容的雜錄，雖不限一人一事一地一科，也無年代先後編次，但所記“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余論”。所以書中大量保存了當時禅宗人物的趣聞轶事和傳記、行狀、文集、語錄、燈錄以及惠洪本人言行的原始資料，對研究宋代佛教，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僧寶傳》叁十卷，成書于宣和六年(１１２４)，可說是惠洪禅學的代表之作，書中輯錄唐末以來禅門各家宗師“斬然絕出者”八十一人，記錄其平生簡曆，參學行事始末，機緣語句和思想言論，各爲一轉，傳末附以簡短的評論，“行其褒貶”。《冷齊夜話》十卷，形式略似《林間錄》，但內容以論詩書等藝術居多，其中也有不少僧人事迹和言論，可與《林間錄》互參。《石門文字禅》叁十卷，又稱《筠溪集》，是轉錄詩詞偈頌、墓志碑銘、信劄題跋等的合集，有《自序》述生平事迹較詳。

　　惠洪于著述，頗具深刻意旨，嘗自雲：“余涉世多艱，蓋其夙障。聞曼殊舍利言：以法惠人則罪自滅，故有撰述佛祖旨訣之意，欲以惠人而自滅夙障耳，非有他求也。”特別是《僧寶傳》，從形式到內容都反映了他的禅學精神。長沙侯延慶《僧寶傳引》中說“其識達，其學詣，其言恢而正，其事簡而完，其詞精微而華暢，其旨廣大空寂，窘然而深矣。”廣大深寂之旨究竟是什麼，這裏未明說，但引中介紹說，《僧寶傳》是在達觀昙穎(臨濟七世)一部記錄五家宗師機緣語句的腳本上發展而成的，可見其基本的用意有五家宗風，所以明僧達觀(紫柏老人)說：“五家宗派，各有宗綱，宗綱一得，則殺活在已，凡聖莫測。至于家裏人，雖數千裏外，一言相聞，便能鑒定是某家兒孫，甯令野狐外道群起爲妖祥哉。此覺範著書意也。”惠洪爲僧人立傳的標准極高，與當時燈錄的廣攬博收恰成對比，《僧寶傳》與《高僧傳》習禅篇形式上略似，但內容、風格明顯不同；作爲一個虔誠的禅師，他只爲禅門宗師之傳，此其一；《高僧傳》言辭質而艱澀，惠洪之言則如行雲流水，了暢無礙，入情入理，此其二；《高僧傳》多記事迹功過，價值取向側重于世俗，惠洪則集中記載觀點、言論，“入道之緣，臨終之效”，用意在爲禅門樹立典型，拯治末法之弊，價值取向完全在僧人對佛法的契悟，此其叁；《高僧傳》有“系或論”，惠洪用“贊”，形式上是借鑒前者，但評述的內容各有測重，此其四；宋戴良《重刊〈禅林僧寶傳〉》說：“覺範嘗讀唐、宋《高僧傳》，以道宣精于律而文非所長，贊甯博于學而識幾于圓，其于爲書，往往如戶昏按檢，不可屬讀，乃慨然有志于論述”。可見，惠洪爲僧人立傳，意不僅在史，更重在“識”、“見”的“論述”，通過這種以史實爲基礎的論述，使“祖師大統大易之道”，“諸綱目無有弗備”，達到其“以法惠人”的目的。所以惠洪之作是取精用宏，以少勝多的，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也是他的著作曆來受到重視的原因所在，《僧寶傳》和《林間錄》間世以後，在叢要中引起巨大反響，倣效、接續之作不斷産生，其中如《林間錄》一類的宗杲《宗門武庫》、曉瑩《羅湖野錄》、《雲臥紀談》，道融《叢林盛事》、圓悟《枯崖漫錄》、無愠《山庵雜錄》等。如《僧寶傳》一類的則有祖琇的《僧寶正續傳》、宗杲的《正法眼藏》、自融、性磊《南宋元明禅林僧寶傳》等等。惠洪的禅宗史學評論，在這些後續之作中都是具有權成性的。自融盛稱《僧寶錄》與《五燈會元》二書“同爲禅林之龜鑒”，推崇備至，無以複加。由此我們看到惠洪作爲禅宗史學家所占有的重要曆史地位。

　　這裏，有一段曆史公案，即禅宗史上兩個道悟之爭的問題，涉及惠洪治學態度和曆史形象，必須加以說明。

　　據說，惠洪曾提出青原行思下的天皇道悟禅師(雲門、法眼二宗出其下)，本爲馬祖下天王道悟，所以五家傳承世系中，雲門、法眼二宗應歸于南嶽之下，由此，引起數百年禅宗史學界“行思——天皇”與“馬祖——天王”二說的長期紛爭，直到清康熙六年(１６６７)，杭州白岩寺淨符者《法門鋤宄》，始以詳盡的史料和嚴密的論證，得出“馬祖——天王”說是門戶之見下憑空捏造的一種僞說，天王道悟子虛烏有。此後，禅宗史學界便有人認爲惠洪是天王僞說的捏造者，並由此而懷疑惠洪的治學態度，頗多微詞。

　　然而，這對惠洪卻是一個莫大的機會，因爲事實上，捏造天王道悟的人不是惠洪，而是與惠洪同時代的另一禅師達觀昙穎，況且，惠洪當時對昙穎之說，也明顯持懷疑態度，他自己著述五家宗派源流時，仍然堅持天皇道悟出自青原法系的正確主張，並未受到昙穎僞說的影響。後來一些懷著某種私心的人，強把惠洪的推作僞說的代表，使這位具有真知灼見的禅宗史家蒙受不必要的冤枉。

　　兩個道悟之說出自達觀昙穎，惠洪當時記載得相當清楚。《林間錄》卷上雲：

　　荊州天皇道悟禅師，如《傳燈錄》所載，則曰道悟得法于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及觀達觀禅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其略曰……。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沣州龍潭。”南嶽讓禅師碑，唐聞人歸登撰，列法孫數人于後，有道悟名。圭峰《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禀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

　　顯然，惠洪這裏是就親眼所見關于道悟的兩種說法提出自己的疑問，有存疑備考的意思。“馬祖——天王”說的提出者(按，亦即僞造者)明明白白是達觀昙穎，惠洪並未提出天皇(或天王)出自馬祖的主張。惠洪之後，《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幾種重要的禅宗著作相繼問世，也不取天王道悟一說，更沒有人認爲“馬祖——天王”說是惠洪主張。

　　事實上，惠洪在兩個道悟說上，是主張“行思——天皇”說的，這可以從他的代表作《禅林僧寶傳》看得相當清楚。宣和六年(１１２４)《僧寶傳》成書之初，惠洪請他的友人長沙侯延慶爲之作序，序言開頭便說：

　　覺範謂余曰：“自達摩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沩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

　　這難道不足以代表惠洪的觀點嗎？

　　再從《僧寶傳》所記內容來看，卷四法眼系“福州玄沙備禅師”傳末記載玄沙法系盛況後說：“石頭之宗”，則道悟嗣法沙師備是天皇道悟不正傳，稱玄沙中興“石頭之宗”，則道悟嗣法石頭已在不言之中。所以，惠洪對雲門、法眼與青原的淵源關系是完全肯定，不曾懷疑的。他在《林間錄》記載兩個道悟之說，是“每得一事，隨即錄之”的結果，只具有資料性，而不是史學結論。作爲一個忠于佛法，並欲“以法惠人”的禅師，他這樣做，是出于對宗法的負責，正是嚴于治學，慎于治學的表現。可惜的是，這個資料，被後來一些主張“馬祖——天王”說的人所利用。南宋智昭《人天眼目》載有署名爲“覺夢堂”的《重校五家宗派序》一篇，倡“馬祖——天王”說，並以“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作爲立論依據之一。此後，元、明以降，凡主張天王說者，往往就惠洪所記添油四醋，爲已所用，以至人們誤以爲惠洪就是“馬祖)天王”說的炮製者，如今人有的著作即認爲明代漢月法藏倡“馬祖——天王”說，是“弘揚慧洪重新厘定的禅宗的五家系譜”，把“馬祖——天王”僞說歸于惠洪。還有的將《人天眼目》所載《重校五家宗派序》的“著作權”由“覺夢堂”轉到惠洪。讓惠洪來承擔“馬祖——天王”僞說的全部責任，實是冤枉，日本學者忽滑欲快天說很好：“五家系派之爭，……占妄論之首位者，達觀昙穎也。…

《第七章 臨濟法門(二)——黃龍宗派 六、惠洪禅學》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