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惠洪禅学

　　在黄龙诸徒中，惠洪是一位最值得重视的人物，他的禅学思想和禅史研究，对后呓影响很大。

　　惠洪(１０７１－１１２８)，一作慧洪，后改德洪，字觉范，赐号宝觉圆明禅师，自称寂音尊者，明白庵人。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县)人，俗姓喻。惠洪一生颇为坎坷曲折，十四岁父母双亡，因失恃而到三峰寺作童僧。他天资颖悟，每天能记下数千字的文章，三峰寺藏经为遍览。十九岁试经得度后，修《惟识论》，”臻其奥“，同时博观了史，外习诗收，并有诗名。后入黄龙二世真净克文堂室，彻悟于汾阳公案之下，二十九岁后到南方各地参访游学，住持过北禅寺(江西临川)、清凉寺(南京)。惠洪一生执着于佛教，始终以弘扬佛法为已任，不忘“以法惠人。”他又“好论古今治乱，是非成败，”常“野服萧散，以文章自娱，”所以往往与世俗不相容合。由此，他先后三次蒙冤入狱。又被流放海外(今海南一带)，备尝人生颠沛之苦，“出九死而仅生。”

　　惠洪以博极群书，了无滞碍之长，“发挥经论，光辅丛林”，故其著作丰富而“言满天下，”有“今世融肇”的美誉。丞相张商英称他是“天下之英物，圣宋之异人”。据南宋乾道年间(１１６５－１１７３)云门僧人石室祖琇《僧宝正续传》卷二记载，惠洪著作有《林间录》二卷、《僧宝传》三十卷、《高僧传》十二卷、《智证传》十卷、《志林》十卷、《冷齐夜话》十卷、《天厨禁脔》一卷、《石门文字禅》三十卷、《语录偈颂》一编、《法华合论》七卷、《楞严尊顶义》十卷、《圆觉皆证义》二卷、《金刚法源论》一卷，《起信论解义》二卷，凡十四种，一百二十七卷又一编，另外尚可见录的有《临济宗旨》一卷、《合古辙》二卷、《易注》三卷、《甘露集》三卷共计约一百六十卷，这样多的著述，在宋以前不立文字的中国禅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惜这些著作大多已不传，目前可见比较完整的。仅《林间录》、《禅林僧宝传》(即《僧宝传》，其后附有《临济宗旨》一文)，《冷齐夜话》和《石门文字禅》、《天厨禁脔》、《智证传》几种。

　　《林间录》二卷，大观二年(１１０７)成书，是一部以丛林见闻为内容的杂录，虽不限一人一事一地一科，也无年代先后编次，但所记“莫非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士大夫之余论”。所以书中大量保存了当时禅宗人物的趣闻轶事和传记、行状、文集、语录、灯录以及惠洪本人言行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宋代佛教，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僧宝传》三十卷，成书于宣和六年(１１２４)，可说是惠洪禅学的代表之作，书中辑录唐末以来禅门各家宗师“斩然绝出者”八十一人，记录其平生简历，参学行事始末，机缘语句和思想言论，各为一转，传末附以简短的评论，“行其褒贬”。《冷齐夜话》十卷，形式略似《林间录》，但内容以论诗书等艺术居多，其中也有不少僧人事迹和言论，可与《林间录》互参。《石门文字禅》三十卷，又称《筠溪集》，是转录诗词偈颂、墓志碑铭、信札题跋等的合集，有《自序》述生平事迹较详。

　　惠洪于著述，颇具深刻意旨，尝自云：“余涉世多艰，盖其夙障。闻曼殊舍利言：以法惠人则罪自灭，故有撰述佛祖旨诀之意，欲以惠人而自灭夙障耳，非有他求也。”特别是《僧宝传》，从形式到内容都反映了他的禅学精神。长沙侯延庆《僧宝传引》中说“其识达，其学诣，其言恢而正，其事简而完，其词精微而华畅，其旨广大空寂，窘然而深矣。”广大深寂之旨究竟是什么，这里未明说，但引中介绍说，《僧宝传》是在达观昙颖(临济七世)一部记录五家宗师机缘语句的脚本上发展而成的，可见其基本的用意有五家宗风，所以明僧达观(紫柏老人)说：“五家宗派，各有宗纲，宗纲一得，则杀活在已，凡圣莫测。至于家里人，虽数千里外，一言相闻，便能鉴定是某家儿孙，宁令野狐外道群起为妖祥哉。此觉范著书意也。”惠洪为僧人立传的标准极高，与当时灯录的广揽博收恰成对比，《僧宝传》与《高僧传》习禅篇形式上略似，但内容、风格明显不同；作为一个虔诚的禅师，他只为禅门宗师之传，此其一；《高僧传》言辞质而艰涩，惠洪之言则如行云流水，了畅无碍，入情入理，此其二；《高僧传》多记事迹功过，价值取向侧重于世俗，惠洪则集中记载观点、言论，“入道之缘，临终之效”，用意在为禅门树立典型，拯治末法之弊，价值取向完全在僧人对佛法的契悟，此其三；《高僧传》有“系或论”，惠洪用“赞”，形式上是借鉴前者，但评述的内容各有测重，此其四；宋戴良《重刊〈禅林僧宝传〉》说：“觉范尝读唐、宋《高僧传》，以道宣精于律而文非所长，赞宁博于学而识几于圆，其于为书，往往如户昏按检，不可属读，乃慨然有志于论述”。可见，惠洪为僧人立传，意不仅在史，更重在“识”、“见”的“论述”，通过这种以史实为基础的论述，使“祖师大统大易之道”，“诸纲目无有弗备”，达到其“以法惠人”的目的。所以惠洪之作是取精用宏，以少胜多的，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的著作历来受到重视的原因所在，《僧宝传》和《林间录》间世以后，在丛要中引起巨大反响，倣效、接续之作不断产生，其中如《林间录》一类的宗杲《宗门武库》、晓莹《罗湖野录》、《云卧纪谈》，道融《丛林盛事》、圆悟《枯崖漫录》、无愠《山庵杂录》等。如《僧宝传》一类的则有祖琇的《僧宝正续传》、宗杲的《正法眼藏》、自融、性磊《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等等。惠洪的禅宗史学评论，在这些后续之作中都是具有权成性的。自融盛称《僧宝录》与《五灯会元》二书“同为禅林之龟鉴”，推崇备至，无以复加。由此我们看到惠洪作为禅宗史学家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

　　这里，有一段历史公案，即禅宗史上两个道悟之争的问题，涉及惠洪治学态度和历史形象，必须加以说明。

　　据说，惠洪曾提出青原行思下的天皇道悟禅师(云门、法眼二宗出其下)，本为马祖下天王道悟，所以五家传承世系中，云门、法眼二宗应归于南岳之下，由此，引起数百年禅宗史学界“行思——天皇”与“马祖——天王”二说的长期纷争，直到清康熙六年(１６６７)，杭州白岩寺净符者《法门锄宄》，始以详尽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得出“马祖——天王”说是门户之见下凭空捏造的一种伪说，天王道悟子虚乌有。此后，禅宗史学界便有人认为惠洪是天王伪说的捏造者，并由此而怀疑惠洪的治学态度，颇多微词。

　　然而，这对惠洪却是一个莫大的机会，因为事实上，捏造天王道悟的人不是惠洪，而是与惠洪同时代的另一禅师达观昙颖，况且，惠洪当时对昙颖之说，也明显持怀疑态度，他自己著述五家宗派源流时，仍然坚持天皇道悟出自青原法系的正确主张，并未受到昙颖伪说的影响。后来一些怀着某种私心的人，强把惠洪的推作伪说的代表，使这位具有真知灼见的禅宗史家蒙受不必要的冤枉。

　　两个道悟之说出自达观昙颖，惠洪当时记载得相当清楚。《林间录》卷上云：

　　荆州天皇道悟禅师，如《传灯录》所载，则曰道悟得法于石头，所居寺曰天皇，……及观达观禅师所集《五家宗派》，则曰道悟嗣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几千言，其略曰……。考其传，正如两人，然玄素所载，曰有传法一人，“崇信住沣州龙潭。”南岳让禅师碑，唐闻人归登撰，列法孙数人于后，有道悟名。圭峰《答裴相国宗趣状》，列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禀径山，”今妄以云门、临济二宗竞者，可发一笑。

　　显然，惠洪这里是就亲眼所见关于道悟的两种说法提出自己的疑问，有存疑备考的意思。“马祖——天王”说的提出者(按，亦即伪造者)明明白白是达观昙颖，惠洪并未提出天皇(或天王)出自马祖的主张。惠洪之后，《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五灯会元》几种重要的禅宗著作相继问世，也不取天王道悟一说，更没有人认为“马祖——天王”说是惠洪主张。

　　事实上，惠洪在两个道悟说上，是主张“行思——天皇”说的，这可以从他的代表作《禅林僧宝传》看得相当清楚。宣和六年(１１２４)《僧宝传》成书之初，惠洪请他的友人长沙侯延庆为之作序，序言开头便说：

　　觉范谓余曰：“自达摩之来，六传至大鉴，鉴之后析为二宗；其一为石头，云门、曹洞、法眼宗之；其一为马祖，临济、沩仰宗之。是为五家宗派。”

　　这难道不足以代表惠洪的观点吗？

　　再从《僧宝传》所记内容来看，卷四法眼系“福州玄沙备禅师”传末记载玄沙法系盛况后说：“石头之宗”，则道悟嗣法沙师备是天皇道悟不正传，称玄沙中兴“石头之宗”，则道悟嗣法石头已在不言之中。所以，惠洪对云门、法眼与青原的渊源关系是完全肯定，不曾怀疑的。他在《林间录》记载两个道悟之说，是“每得一事，随即录之”的结果，只具有资料性，而不是史学结论。作为一个忠于佛法，并欲“以法惠人”的禅师，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宗法的负责，正是严于治学，慎于治学的表现。可惜的是，这个资料，被后来一些主张“马祖——天王”说的人所利用。南宋智昭《人天眼目》载有署名为“觉梦堂”的《重校五家宗派序》一篇，倡“马祖——天王”说，并以“寂音尊者亦尝疑之”作为立论依据之一。此后，元、明以降，凡主张天王说者，往往就惠洪所记添油四醋，为已所用，以至人们误以为惠洪就是“马祖)天王”说的炮制者，如今人有的著作即认为明代汉月法藏倡“马祖——天王”说，是“弘扬慧洪重新厘定的禅宗的五家系谱”，把“马祖——天王”伪说归于惠洪。还有的将《人天眼目》所载《重校五家宗派序》的“著作权”由“觉梦堂”转到惠洪。让惠洪来承担“马祖——天王”伪说的全部责任，实是冤枉，日本学者忽滑欲快天说很好：“五家系派之争，……占妄论之首位者，达观昙颖也。…

《第七章 临济法门(二)——黄龙宗派 六、惠洪禅学》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