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生態學與佛教生態觀的內涵及其現實意義
吳言生
[北京]中國宗教，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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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世界是當前國際社會致力達成的目標，也是中國宗教界特別是佛教界致力達成的目標。對外部環境的改善、對內在心靈的改善，是建構和諧世界的兩個重要內容。對外部環境的改善，關涉到上世紀 ２０年代以來在西方世界形成的顯學——深層生態學；對內在心靈的改善，關涉到中國佛學的根本思想。
一、人類中心主義的弊端與深層生態學的産生
西方文明傳統是人類中心主義(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ｃ)。人類中心主義相信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只是爲人類所利用的工具，人類優越于自然萬物，與其他生物無倫理關系。人類中心主義觀念被認爲是生態危機的根源，隨著生態危機的加劇，西方人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早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哲學家海德格爾就開始對自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哲學提出了批評，指出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傳統爲統治自然的技術決定論思想鋪平了道路。他看到了這種技術決定論對現代世界存在的巨大危險，發出了“拯救地球”的呼籲，因而被看成是現代生態倫理學的思想先驅。隨著日益嚴重的環境惡化狀況的出現，“人類中心主義”越來越多地被人們質疑，被當今西方社會看成一種有缺陷的倫理，必須加以深刻反省，以非人類中心主義(ｎｏ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取而代之。思想家們提出了“生命中心倫理”、“生態中心倫理”，以取代人類中心主義的位置，爲解決現實環境問題的迫切需要而進行哲學思辯所産生的深層生態學遂應運而生。
“生態”指生物與其環境的關系，生態觀是人們對生態問題的看法、觀念。１８６６年，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提出“生態學”一詞， 意謂“研究環境中的生命體”的科學。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生態學發展爲一門獨立的學科。及至中葉，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劇，惡化的環境對人類生存構成了愈來愈嚴重的威脅，生態學被賦予指導人類善待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的重任，成爲顯學。生態哲學、生態現象學、生態倫理學、生態建築學、生態文藝學、生態美學、靈性生態學、社會生態學等思潮風起雲湧，乃至于這一時代開始被稱爲生態學時代。在這些思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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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層生態學”(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影響最巨。
深層生態學的始祖是李奧波(Ａｌｄｏ 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８８７－１９４８)，他的經典之作《沙鄉年鑒》被美國人視爲 ２０ 世紀最重要的自然主義經典作品，被生態學界奉爲“綠色聖經”。出于對大自然的觀察和熱愛，李奧波構思出迥異于傳統西方思想的大自然哲理，《沙鄉年鑒》中的《大地倫理篇》是表達其思想的佳作。李奧波將倫理關系分成叁個層次，並創造性地使用“社區”一詞：原始倫理是調節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後來發展爲調節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這兩者的倫理範圍只限于“人類社區”，只重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隨著人類對環境的認識，應當出現第叁層倫理，即大地倫理。大地倫理將“社區”擴展爲包含無情世界的草木、山水、動物等的“生物社區”。在這個社區內，人與自然界和諧共存，其中的每一件事物，與任何其他事物均有關聯和依賴性(即華嚴宗所說的相即相入)，組成了一個有情與無情世界交融共舞的生命共同體。“一種最終極的民主已經實現，它把所有植物和動物都視同人類。”(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８９)
深層生態學認爲不僅需要改善人類與環境的關系，也需要改變人類自身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深層生態學追求一種“人處于自然之中”(ｈｕｍａｎ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ｅ)而非在其上的新形上學，把人置于跟其它生存物平等的層次。深層生態學拒斥將工業社會作爲發展的典範，擁護生態中心倫理，主張人是依賴著生態界來存活，所以不該像主人對待奴隸一般剝削它。
深層生態學是因應現代環境危機而發展的哲學運動，它首先致力于改變被視爲破壞生態罪魁禍首的“主宰性世界觀”(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要消除“人本主義的自大”，再建立一個整體性的生態和諧的生態哲學，而此哲學的思想基礎是“自我實現”和“萬物平等”。自我實現指超越小我以實現整體性的大我。奈斯認爲，“自我覺悟”(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必須經過叁個階段：從“本我”(ｅｇｏ)到社會化的“自我”(ｓｅｌｆ)，再由“自我”到形上的“大我”(ｓｅｌｆ)。當一個人體悟了“生態大我”之後，生態系統中的所有東西，都是“大我”的一部分。
深層生態學強調“萬物平等”、“生態中心主義的平等”、“生物圈平等”，超越了以往僅僅把自然物、非人類的生命體看作“工具”或“資源”的狹隘認識，肯定“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內在價值”，都有生存與發展的平等權利，它們在生態系統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是對西方固有文化和道德價值觀念的挑戰。比爾·迪伏和喬治·塞遜斯指出：“幾千年以來，西方文化變得日益迷戀于“控製”的觀念：以人類控製非人類的自然界，以男性控製女性，以富裕和權力控製貧窮，以西方文化控製非西方文化。深層生態學允許我們去審視這些錯誤和危險的幻想。”(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１９９８)從“自我實現”和“萬物平等”思想基礎出發，奈斯歸結出深層生態學基本原則，強調地球生生不息的生命，包含人類及其它生物，都有其自身的價值，都有其自身存在的意義。
二、深層生態學向東方佛教的轉向
深層生態學不只講求物質環境的改善，更講求精神層面的內省。在深層生態學的興起與發展過程中，呈現著一個受東方思想熏陶的曆史過程，而發掘並引入東方文明的精神資源，向佛教思想的轉向，更是深層生態學的一個重要的趨勢。叔本華、史懷澤、赫胥黎、湯因比、池田大作、卡普拉、羅爾斯頓等許多思想家和生態哲學家都強調了古代東方生態智慧的重要意義。哈佛大學出版社近年來連續出版了多部著作，深入探討東方思想對當今生態文化思潮的巨大價值，如《佛教思想與生態學》(１９９７)、《儒家與生態》(１９９８)、《道家思想與生態學》(２００１)。西方學者認爲生態困境的根源出自于人類中心主義，其解決之道就是要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觀、自然觀、價值觀，于是他們紛紛向東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尋求答案。
與西方文明人類中心主義不同，東方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圓融一體、胎息相通、共生共榮的。西方環境運動思想家納什(Ｎａｓｈ)對東方宗教、哲學贊譽有加。他說：“這些信仰 (東方諸宗教) 的核心是對傳統基督教一向所不能免除的二元論與人類中心主義的排斥。東方宗教認爲自然的各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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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終究是融爲一體的。由于宣稱個人的我是浸淫在一個更大的有機體中，東方宗教爲環境倫理開出一條智性的康莊大道。古代的東方思想與生態學的說法是不謀而合的。”(Ｎａｓｈ，１９８９)
西方人對東方佛教的了解，主要得益于禅學大師鈴木大拙(１８７０－１９６６)。２０ 世紀初，鈴木大拙從日本來到美國，傳播佛教思想。鈴木大拙在其著作中試圖打破西方二元的世界觀，主張我們內在的生命融入自然並同它合而爲一，自然不是我們要去征服的對象。受此影響，２０世紀 ６０年代興起了反西方社會文化、貶抑基督教而崇尚東方宗教思想的風潮，美國詩人史耐德將東方宗教哲學思想和西方的生態學做了完美的結合； 艾倫·瓦茲深受鈴木的影響，認爲自然界(包括人類本身)是一個整體，其著作《自然、男人與女人》主張一種全面發展的道德意識必須涵蓋自然中的所有存在物，佛教與生態思潮有著思想的親密性；美國環境學者羅爾斯頓等人則認爲佛教因果報應、六道輪回學說對東方人保護生命起過很大作用，《華嚴經》裏的因陀羅網是對生態系統網絡的極好描繪。這些觀點代表了西方學界對佛教所蘊含的生態學價值的充分肯定。奈斯指出：“佛教爲深層生態學提供了適當的背景或淵源聯系。”在構建其深層生態學理論時，佛教思想爲其關鍵概念(如自我實現、內在價值)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明。
具有深層生態學意味的環保運動開始後，對佛教生態思想的發揚，以１９７５年普立茲獎得主、美國詩人史耐德(Ｇａｒｙ Ｓｎｙｄｅｒ)的影響最爲巨大。史耐德從小對荒野充滿同情心及好奇心，他在日本習禅 １０ 年，廣讀鈴木的著作。６０年代後期，史耐德回到美國，開始構思一種獨特的佛教生態哲學。史耐德將佛教教義與深層生態學密切結合，用佛教教義和美國印地安原住民的自然觀架構他的生態倫理，最具體的表現就是他的《龜島》與《斧柄》兩本詩作。他主張“草木和動物都是人(ｐｅｏｐｌｅ)”，其思想源自中國佛教所說的“無情有性”。在此基礎上，史耐德提倡自然界的一切萬物也有其基本權利，動物有“動物權”，草木有“草木權”，草木也有“解脫的潛力”。
深層生態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深受大乘佛教教義的影響。大乘佛教的衆生平等思想、無情有性思想、尊重生命思想、圓融無礙思想，都爲深層生態學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受佛教思想的影響，深層生態學者主張實現“輕踩大地”(ｔｒｅａｄ ｌｉｇｈｔｌｙ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的生活形態，提倡居住在一個簡樸的、較少科技化的、自給自足的有情與無情相依相惠的“小區”裏，使消費和物質需求達到最小，使人類的生活對地球上其它物種的影響度減到最低。此外，佛教物我一如、愛物護生、克製私欲、祛除妄念等主張，都成爲深層生態學所關注、吸納的哲學智慧。
叁、佛教生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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