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述一

　　一任清風送白雲——聖嚴老人自述

　　成立財團法人

　　民國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東初老人無疾坐化之後，我在美國紐約接獲了越洋電話，旋即于隔日夜裏飛抵臺北，接著，並在十七日召開第一次圓寂會議，商討如何處理東老人的身後事宜。

　　當時與會人士包括樂觀、悟明、靈根、妙然、成一、雲霞、蓮航、聖開、鑒心等法師，張少齊、陳志臬、張國英、王士祥、方甯書等居士，近二十位，皆是老人生前的僧俗道友及學生弟子。

　　東老人留下的遺囑共有叁份，分別寫于：1.民國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2.民國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二月二日，及3.民國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其中第一份與第叁份時間相距了有兩年之久。在第叁份遺囑的尾款中載明：「在此以前，本人所遺囑文獻，應以此爲准則，其余留作參考之用。」意思是唯有第叁份遺囑的內容方可作爲決定性的依據，其余的僅供參考。

　　▲民國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東初老人圓寂，作者由美國趕回臺灣辦理後事。

　　由于這叁封遺囑中所提及的人選稍有出入，使得我在籌組文化館財團法人的董事會時，很費一番周折。

　　于法的立場，我忠于東老人最後的指示，是做對了，于情的觀點，因這些人都是東老人生前護持有功，爲其所信賴的人選，若能全部聘爲董事，當可爲我分憂分勞；結果我畢竟是遵照了第叁份遺囑的指示辦理，因此，使得我留下不夠圓滿的遺憾。

　　好的是，這幾年來，在全體董事的支持下，使我爲了維持、發展文化館所付出的努力，並未叫人失望，那些關系人，見到我所作所爲均很放心，在此我也感謝他們對我的體諒。

　　民國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叁月份，在准備妥了法人登記的各項手續之後，召開了第一次中華佛教文化館董事會成立會，會中，我被選爲財團法人董事長兼任館長。至四月二十九日再度赴美之時爲止，已完成的下列幾樁事：1.文化館財團法人已經組成，並經法院公告完成了法定程序。2.鑒心、錠心兩位尼師是東老人一再交待要照顧的文化館原有住衆，均被請爲監院，3.東老人的子孫都列入財團法人的成員。4.與美國佛教會合辦譯經院于文化館下院農禅寺，由文化館補助生活費及提供場地，薪水和辦公費用則由美國佛教會支出。5.籌備印行《東初老和尚永懷集》。爲文化館成立了兩個護法團體，一是徐範五妹居士領導的慈善放生會，一是郭正順老居士領導的觀音消災會。這些工作均是在東老人圓寂以後，短短的一百多天之內陸續完成的。

　　繼承遺志

　　有關東老人留下的産業狀況，曾受到許多人的矚目。雖然他自稱已夠我作爲發展佛教事業的酵頭。事實上，在董事會的處理過程中，卻發現並不那麼單純。東老人的確是交代下了一些産業，但不動産在成立財團法人之後，就不能動用了。現金部分，他在遺囑中也自稱有限，除去了圓寂時間的費用外，又因繳納以下多筆款而告用罄：1.老人在生之日，未能辦好法人登記，以其個人遺産捐助變更爲財團法人名下時，必須照章課征遺贈稅。2.東老人生前以分期付款方式買下的文化館地基，繼續以一年多的時間付清尾款。3.東老人已申請要買文化館另兩筆地基，有一百多坪，在不久之後，我們也替他買了。4.東老人在生時，代替信徒及原住衆經手的有幾筆款子，不論有無單據，一律代爲償付。

　　這絕非東老人始料所及的，也無形中變成了我的負荷。所以當我承擔起繼任人之後，即在東老人的遺像前禀告：1.盡力維護原有住衆生活，2.竭智實踐東老人遺志，3.絕不動用東老人的遺産。東老人的遺志可在其遺囑中一再見到，乃是「興辦佛教教育文化事業及社會慈善事業」。

　　自回國後，我仍有一半時間在美國，行政事務便倚重方甯書董事，財務則交由鑒心當家師代勞。記得我在國內的第一次過年，當家師向我訴窮，我便把皈依弟子們供養的拜年紅包，悉數轉交給常住，嗣後數年都是如此。東老人過去的經營方式我不會，事實上，我也不清楚他老人家的經營之道。加上我業重障深，福薄慧淺，從未有過經營道場及調教住衆的經驗。對于人事的處理，常現捉襟見肘的窘態。因此，有位住在文化館的老菩薩看見我的情形後，很同情地說我是從東老人處接受了一頂愁帽子。這頂帽子使我在一百天左右，突然白了一半的頭發！

　　文化播種

　　根據東老人遺囑所列財團法人的目的事業，已經做和正在做的有如下各項：

　　(一)文化事業有四項：

　　東老人生前便勤于寫作，並從事影印《大藏經》等出版事業，民國六十九年(西元一九八○年)我們正式成立了「東初出版社」(法鼓文化前身)，除了出版文化館原有的書籍外，主要是我的著作，至今已出版了四十多種，並繼續出版新書中。

　　《人生》雜志：在停刊了二十一年後，于民國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八月以小型報紙形式複刊。最初是季刊，第二期改爲雙月刊，十叁期以後至今已是叁十四期，一直維持月刊的形式。發行量從最初的幾千份，增加至目前的一萬多份，訂戶約占其中一千多戶。因此，經費來源主要是靠主動捐募及讀者發心捐贈、助印。

　　《人生》純粹是服務性質，爲的是宣傳正信佛教，內容以我的開示爲主，其他各篇文章也都很有可讀性，新聞稿倒在其次。先後已經過果梵等多位弟子的編輯，大家均很努力；自第八期開始，增加了不定期的訪問稿，許多讀者表示喜歡，我們計畫著，若因緣許可，將在五十期以後，恢複它「雜志型」的面貌。

　　印經書贈送工作：我們曾印了《課誦本》、《地藏經》、《金剛經》的合訂本，林文忠公手書行輿日課。最近也印了「佛學小叢刊」五十開及叁十二開的精美小冊子贈送，包括《怎樣做一個居士》、《怎樣修持解脫道》、《原始佛教》、《爲什麼要做佛事》及爲方便老年人閱讀而特別設計的《念佛與助念》。這些文字上的宣傳，希望能使得佛法普及。

　　《東初老人全集》：將東老人的遺作整理精校，集爲精裝本二十五開的一大冊，現已出至六冊。

　　百年樹人

　　(二)教育事業有四項：

　　接辦佛學研究所：民國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國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其昀先生請我和成一法師兩人接辦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最初是研究機構，聘請了正在國內外各大學或佛學院教書及學有專長的僧俗佛教學者，作爲我們的研究員，每年出版一期《華岡佛學學報》，受到海內外學術界非常高的評價。民國六十九年(西元一九八○年)起發展爲教育機構，每年招收五至十名已經大學畢業的僧俗研究生，給予碩士課程的訓練，叁年爲期，以研讀中國佛學爲主，印度佛學爲副。同時，特別注重梵文、藏文、巴利文、日文、英文等語文教育。

　　佛研所在招收了叁屆學生之後，始終無法向教育部請准立案，因此停招了一年。民國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我們另外成立中華佛學研究所，繼續招生，其課程、師資、學生、素質，都較以往更充實了陣容和內容。目前，已有兩屆學生修完學分，第叁班也即將于今夏畢業。他們之中，已有人提出相當于碩士的論文，但無法授予碩士學位。更有出國深造的，像威斯康辛麥迪遜校區的梅乃文以及留學日本東京大學的惠敏法師，研究所本身及我個人都多少給了他們一些獎勵。

　　研究生上課不收學費，並供給零用錢的獎學金。每年的預算約新臺幣叁至四百萬元，這筆錢的來源，主要是依靠我的關系和華嚴蓮社成一老法師的關系，籌募而來的。

　　叁學研修院：民國六十八年(西元一九七九年)美國佛教會駐臺譯經院，爲了多種因緣而停辦，遂以譯經員和幾個參加我在國內主持第一次禅七的年輕學生爲成員，共十名，藉農禅寺而成立了叁學研修院。不設年限，以訓練弘揚佛法及住持叁寶的青年僧衆人才爲宗旨。直至目前，進進出出的有近四十位，現有學員二十叁名，最初，文化館每月支助叁萬元經費。逐年漸減，至今文化館已無有余力支持，而完全由農禅寺以每月教禅坐和一年幾次法會的收入自給自足。

　　獎學金的設置：以我個人在文化大學教課的鍾點費，成立了「東初老人獎學金」，專門獎勵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學生撰寫佛學論文者。另外，對留學日本的學僧也提供每年一千元美金以上的獎學金爲補助。

　　教書：民國七十年(西元一九八一年)八月，我應聘爲中國文化大學終身職的華岡教授，擔任哲學研究所的教職，並爲文大哲學研究所及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及碩士班的論文指導教授，民國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又應聘爲東吳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在學府中接引知識青年研究佛學的教育工作。

　　慈濟工作

　　(叁)慈濟事業：東老人在世的時候，早已舉辦北投地區的冬令救濟，現在我們更擴大到臺北縣市的幾個老人院、教養院、育幼院和精神病院。民國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回國，發放總值約十六萬元，去年是民國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已增加至六十二萬元，今年除了冬赈發放了六十二萬元外，還將曆年來零星籌集的救濟款項共一百萬元，提供給臺北市社會局作爲救命救急之用。另外，農禅寺的福慧念佛會有一個福田組，也經由實際的訪問後給予救急救難，並對特定的「廣慈僧伽醫藥慈善會」等團體及個人給予定期定額的資助。對于幾個特定的照顧戶，在每年佳節時期，也固定以金錢資助。

　　▲民國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在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主持共修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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