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述一

　　一任清风送白云——圣严老人自述

　　成立财团法人

　　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东初老人无疾坐化之后，我在美国纽约接获了越洋电话，旋即于隔日夜里飞抵台北，接着，并在十七日召开第一次圆寂会议，商讨如何处理东老人的身后事宜。

　　当时与会人士包括乐观、悟明、灵根、妙然、成一、云霞、莲航、圣开、鉴心等法师，张少齐、陈志臬、张国英、王士祥、方宁书等居士，近二十位，皆是老人生前的僧俗道友及学生弟子。

　　东老人留下的遗嘱共有三份，分别写于：1.民国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2.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二月二日，及3.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其中第一份与第三份时间相距了有两年之久。在第三份遗嘱的尾款中载明：「在此以前，本人所遗嘱文献，应以此为准则，其余留作参考之用。」意思是唯有第三份遗嘱的内容方可作为决定性的依据，其余的仅供参考。

　　▲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东初老人圆寂，作者由美国赶回台湾办理后事。

　　由于这三封遗嘱中所提及的人选稍有出入，使得我在筹组文化馆财团法人的董事会时，很费一番周折。

　　于法的立场，我忠于东老人最后的指示，是做对了，于情的观点，因这些人都是东老人生前护持有功，为其所信赖的人选，若能全部聘为董事，当可为我分忧分劳；结果我毕竟是遵照了第三份遗嘱的指示办理，因此，使得我留下不够圆满的遗憾。

　　好的是，这几年来，在全体董事的支持下，使我为了维持、发展文化馆所付出的努力，并未叫人失望，那些关系人，见到我所作所为均很放心，在此我也感谢他们对我的体谅。

　　民国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三月份，在准备妥了法人登记的各项手续之后，召开了第一次中华佛教文化馆董事会成立会，会中，我被选为财团法人董事长兼任馆长。至四月二十九日再度赴美之时为止，已完成的下列几桩事：1.文化馆财团法人已经组成，并经法院公告完成了法定程序。2.鉴心、锭心两位尼师是东老人一再交待要照顾的文化馆原有住众，均被请为监院，3.东老人的子孙都列入财团法人的成员。4.与美国佛教会合办译经院于文化馆下院农禅寺，由文化馆补助生活费及提供场地，薪水和办公费用则由美国佛教会支出。5.筹备印行《东初老和尚永怀集》。为文化馆成立了两个护法团体，一是徐范五妹居士领导的慈善放生会，一是郭正顺老居士领导的观音消灾会。这些工作均是在东老人圆寂以后，短短的一百多天之内陆续完成的。

　　继承遗志

　　有关东老人留下的产业状况，曾受到许多人的瞩目。虽然他自称已够我作为发展佛教事业的酵头。事实上，在董事会的处理过程中，却发现并不那么单纯。东老人的确是交代下了一些产业，但不动产在成立财团法人之后，就不能动用了。现金部分，他在遗嘱中也自称有限，除去了圆寂时间的费用外，又因缴纳以下多笔款而告用罄：1.老人在生之日，未能办好法人登记，以其个人遗产捐助变更为财团法人名下时，必须照章课征遗赠税。2.东老人生前以分期付款方式买下的文化馆地基，继续以一年多的时间付清尾款。3.东老人已申请要买文化馆另两笔地基，有一百多坪，在不久之后，我们也替他买了。4.东老人在生时，代替信徒及原住众经手的有几笔款子，不论有无单据，一律代为偿付。

　　这绝非东老人始料所及的，也无形中变成了我的负荷。所以当我承担起继任人之后，即在东老人的遗像前禀告：1.尽力维护原有住众生活，2.竭智实践东老人遗志，3.绝不动用东老人的遗产。东老人的遗志可在其遗嘱中一再见到，乃是「兴办佛教教育文化事业及社会慈善事业」。

　　自回国后，我仍有一半时间在美国，行政事务便倚重方宁书董事，财务则交由鉴心当家师代劳。记得我在国内的第一次过年，当家师向我诉穷，我便把皈依弟子们供养的拜年红包，悉数转交给常住，嗣后数年都是如此。东老人过去的经营方式我不会，事实上，我也不清楚他老人家的经营之道。加上我业重障深，福薄慧浅，从未有过经营道场及调教住众的经验。对于人事的处理，常现捉襟见肘的窘态。因此，有位住在文化馆的老菩萨看见我的情形后，很同情地说我是从东老人处接受了一顶愁帽子。这顶帽子使我在一百天左右，突然白了一半的头发！

　　文化播种

　　根据东老人遗嘱所列财团法人的目的事业，已经做和正在做的有如下各项：

　　(一)文化事业有四项：

　　东老人生前便勤于写作，并从事影印《大藏经》等出版事业，民国六十九年(西元一九八○年)我们正式成立了「东初出版社」(法鼓文化前身)，除了出版文化馆原有的书籍外，主要是我的著作，至今已出版了四十多种，并继续出版新书中。

　　《人生》杂志：在停刊了二十一年后，于民国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八月以小型报纸形式复刊。最初是季刊，第二期改为双月刊，十三期以后至今已是三十四期，一直维持月刊的形式。发行量从最初的几千份，增加至目前的一万多份，订户约占其中一千多户。因此，经费来源主要是靠主动捐募及读者发心捐赠、助印。

　　《人生》纯粹是服务性质，为的是宣传正信佛教，内容以我的开示为主，其他各篇文章也都很有可读性，新闻稿倒在其次。先后已经过果梵等多位弟子的编辑，大家均很努力；自第八期开始，增加了不定期的访问稿，许多读者表示喜欢，我们计画着，若因缘许可，将在五十期以后，恢复它「杂志型」的面貌。

　　印经书赠送工作：我们曾印了《课诵本》、《地藏经》、《金刚经》的合订本，林文忠公手书行舆日课。最近也印了「佛学小丛刊」五十开及三十二开的精美小册子赠送，包括《怎样做一个居士》、《怎样修持解脱道》、《原始佛教》、《为什么要做佛事》及为方便老年人阅读而特别设计的《念佛与助念》。这些文字上的宣传，希望能使得佛法普及。

　　《东初老人全集》：将东老人的遗作整理精校，集为精装本二十五开的一大册，现已出至六册。

　　百年树人

　　(二)教育事业有四项：

　　接办佛学研究所：民国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请我和成一法师两人接办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最初是研究机构，聘请了正在国内外各大学或佛学院教书及学有专长的僧俗佛教学者，作为我们的研究员，每年出版一期《华冈佛学学报》，受到海内外学术界非常高的评价。民国六十九年(西元一九八○年)起发展为教育机构，每年招收五至十名已经大学毕业的僧俗研究生，给予硕士课程的训练，三年为期，以研读中国佛学为主，印度佛学为副。同时，特别注重梵文、藏文、巴利文、日文、英文等语文教育。

　　佛研所在招收了三届学生之后，始终无法向教育部请准立案，因此停招了一年。民国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我们另外成立中华佛学研究所，继续招生，其课程、师资、学生、素质，都较以往更充实了阵容和内容。目前，已有两届学生修完学分，第三班也即将于今夏毕业。他们之中，已有人提出相当于硕士的论文，但无法授予硕士学位。更有出国深造的，像威斯康辛麦迪逊校区的梅乃文以及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的惠敏法师，研究所本身及我个人都多少给了他们一些奖励。

　　研究生上课不收学费，并供给零用钱的奖学金。每年的预算约新台币三至四百万元，这笔钱的来源，主要是依靠我的关系和华严莲社成一老法师的关系，筹募而来的。

　　三学研修院：民国六十八年(西元一九七九年)美国佛教会驻台译经院，为了多种因缘而停办，遂以译经员和几个参加我在国内主持第一次禅七的年轻学生为成员，共十名，藉农禅寺而成立了三学研修院。不设年限，以训练弘扬佛法及住持三宝的青年僧众人才为宗旨。直至目前，进进出出的有近四十位，现有学员二十三名，最初，文化馆每月支助三万元经费。逐年渐减，至今文化馆已无有余力支持，而完全由农禅寺以每月教禅坐和一年几次法会的收入自给自足。

　　奖学金的设置：以我个人在文化大学教课的钟点费，成立了「东初老人奖学金」，专门奖励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学生撰写佛学论文者。另外，对留学日本的学僧也提供每年一千元美金以上的奖学金为补助。

　　教书：民国七十年(西元一九八一年)八月，我应聘为中国文化大学终身职的华冈教授，担任哲学研究所的教职，并为文大哲学研究所及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及硕士班的论文指导教授，民国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又应聘为东吴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在学府中接引知识青年研究佛学的教育工作。

　　慈济工作

　　(三)慈济事业：东老人在世的时候，早已举办北投地区的冬令救济，现在我们更扩大到台北县市的几个老人院、教养院、育幼院和精神病院。民国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回国，发放总值约十六万元，去年是民国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已增加至六十二万元，今年除了冬赈发放了六十二万元外，还将历年来零星筹集的救济款项共一百万元，提供给台北市社会局作为救命救急之用。另外，农禅寺的福慧念佛会有一个福田组，也经由实际的访问后给予救急救难，并对特定的「广慈僧伽医药慈善会」等团体及个人给予定期定额的资助。对于几个特定的照顾户，在每年佳节时期，也固定以金钱资助。

　　▲民国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在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主持共修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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