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弘法活动

　　(四)法会：除了文化馆定期的地藏法会及年忏外，最初一年有四次禅七，后来减为两次，目前是两次禅七、两次佛七。禅七限定人数三十名，因常住众逐渐增加，又扩展为五十名。佛七一为清明佛七，一为弥陀佛七，每次总有两、三百人，我们的物质条件非常简陋，主要是提供大众的修行道场及修行方法，因此便用四句话来勉励我们自己：「没有琉璃飞瓦的建筑，没有盘龙雕壁的殿堂，我们只有赤忱的愿心，奉献给你修行的家园。」这四句话是农禅寺的常住众倡出的，因为他们的感受上是如此。

　　我个人也尽本分在各大学佛学社团演讲，每年并有一、两次假台北市*轮讲堂公开讲经，去年才移来农禅寺。国父纪念馆曾讲出两次，高雄、台南、台中、嘉义、新竹、中坜、花莲等各地，也经常有政府机关或民间团体邀我做学术或通俗性的演讲。听讲的人多至两、三千人，少则数百人。有些训练机构像电信局，政党机关像市党部，民间社团如狮子会、扶轮社、青商会等单位若请到我，只要有空，我都会去。这几年来，在体力、脑力上支出很大，又缺乏时间好好休养，因此，感觉越来越衰老。

　　农禅寺有一个「般若禅坐会」及一个「福慧念佛会」。「禅坐会」，是民国六十八年(西元一九七九年)成立的，主要是提供给曾在文化馆及农禅寺打过禅七的人，每星期都有打坐共修的机会，参加者总有几十人到百来人。对于禅的开示，即使未打过禅七的人，听起来也有一番受用。根据「禅坐会」的基础，而有「般若禅坐会」的筹组。

　　「念佛会」，成立于民国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那是一些人自觉不适合打坐参禅，但他们也很喜欢农禅寺，因此，我们便提出念佛法门，藉以接引根性不同的人。念佛和禅本不相抵触，从宋以后，更有合流的迹象。农禅寺两方面同时并进，情况也越来越好。念佛会开始只二十来人，现已有二百八十多人。临时或经常来但尚未入会的，人数更多，这使得北投街上，学打坐和念佛的民众，渐渐增多，出家人上街也常有居士合掌请安的镜头了，这算是农禅寺为地方上提供的一种佛教化的服务。

　　节流．开源

　　(五)建筑：文化馆本身在东老人省吃俭用的开创下，已有不到二百坪的平房，因受地形限制，房子建得不规则，也不实用。所以，东老人一直盼望着将它卖掉，另找山坡地，建新道场。在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二月的第二份遗嘱中便如此说：「待迁新址，以山坡地为宜，隔绝尘市为要，再议兴学办法。」但找地不简单，从他老人家到我现在都没找到。尤其文化馆是台北市的财团法人，依法不能迁出市区另建。因此，在民国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我们便与商人议谈，签定就原地合建的条约，民国七十三年(西元一九八四年)正式建筑，我们只提供土地，并且还以无息贷款的方式向商人借了一千多万元，购买附近畸零地，增加建筑面积，但仍然比照合约四六分的分配法，分到了增购地的权利，这固然是因为我们有优先购买权的关系，但建筑商汉升公司的笃信三宝，也是重要的原因。

　　▲新建之中华佛教文化馆。

　　新馆已建完成，并且在民国七十五年(西元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举行落成开光典礼。房子独立一栋，每层一百坪，不包括地下室共有五层。在另一栋的公寓房子内，尚有二十个单位的房间，还保留了三百多坪土地的所有权，这使文化馆的不动产增加了原有的三倍有余。其中部分将拨为中华佛学研究所使用。

　　农禅寺原来只有两层加起来约一百坪，本为农舍的建筑，当住众逐年增加了，由文化馆的合建商人义务替我们搭建一些铁架棚子，又由善信乐助增搭了一些现在像鸽笼式的寮房，可住二十多人，佛七之中，大殿能容纳两百人，全寺并可留宿一百多人。道场虽十分简陋，来的人，都还相当喜欢，这虽是临时的，又有什么不是临时的呢？能使用便好。不过，如果我还不死，也不遁走，还须准备另外地方安住大众哩！

　　新馆落成以后，电梯、佛像、家具，各方面添置都需要钱。而文化馆及农禅寺，从原有的五人，到现在已增至三十多人，本身既没有固定的收入做经济基础，教育、文化及出版事业又不断在做，当然维持得十分辛苦，好在鉴心当家师非常节俭，她节流，我开源，共相努力下，仍可撑持下来。

　　创建东初禅寺

　　我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底回国之前，在美国已有点基础，有学生跟着我学佛法，而且有人要跟我出家，因此，除了在台湾进行文化馆的维持与发展外，在美国也同时进行另一道场的开创，那便是民国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在美国纽约创建的东初禅寺。

　　最初身上只有七百元美金，沈家桢先生、仁俊法师、应太太在经济上面，多少帮了些忙，我很大胆地便以分期付款方式，在纽约的皇后区买了一栋连地下室计三层的房子，又花了两万美金，用两年时间，整理出地下室，打禅七可容纳二十五人，听经可容纳百人。

　　开创之时，我已离开美国佛教会，为了找房子，虽在漫天飞雪的隆冬季节，我带了美国徒弟，背着睡袋、衣

　　四处奔走，时时准备睡在马路边上。有时夜宿信徒家里，多半在中国城的浩霖法师处挂单，在这里我很感谢他给予我不少方便；此期间遇到不少的人情冷暖，有的寺院，口上客气说设备不好，恐怕待慢，实则是拒绝我们借住。我却过得非常愉快，常听人说为法忘躯，以天地为家的生活，我多少体验到了一点。那时，由于美国及中国弟子们苦苦哀求我，不要拋弃他们，我带着他们从赤手空拳，发展到今天这程度，乃是不可为而为的情形下走过来的。

　　▲美国纽约东初禅寺。

　　到目前为止，东初禅寺的维持，仍是以会员按月缴会费的方式，主要是支持房子分期付款的钱。日常开销的水电、瓦斯、饮食，则靠我上课、演讲、教禅训班、打禅七收费来供给，最初很艰困，也很踏实，现在已比较稳定了。

　　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三月起创办了英文季刊《禅杂志》，民国六十八年(西元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起增加发行英文月刊《禅通讯》，对象是英语社会中，对禅有兴趣的人。民国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为出版我的英文书，便于纽约成立了法鼓出版社。现正请专人编辑，将我在美国的演讲、上课等一系列的东西，系统性向英语社会介绍出来，已出版者有《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这本书本钱已经收回来了，我们也在翻译一些佛经和祖师们的诗偈、语录，集结成小册子贴钱出版。

　　随缘．结缘

　　非常可惜的是，我的身体始终不好，在美国要赶工作，在台湾也要赶工作，忙得没有节制。本(西元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在文化馆召开的董事会中，董事悟因法师听了我的报告后，替我捏了一把冷汗，她说：「法师要命，还是要弘化工作？」我倒真的没想到要命不要命的事，能拖一天算一天，只是越拖好象越累，大概快近六十岁了，毕竟老了罢。所以向董事会提出辞去文化馆馆务的要求，结果未被会中接受，我再建议将文化馆请董事鉴心比丘尼为住持，感谢大家体谅我，已于三月十九日落成之日，正式就任了。

　　因我目前，往往一睡下去，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爬起来，第二天早晨总要以很大的意志力才能起床。主要是头晕，身体不受指挥，但只要每天有一、两小时打坐的时间，体力就能恢复一些。然在国内期间，有时似乎连这一点也成了奢望。

　　有段时间，到了美国，就不想回来台湾，但一回到台湾，又以为台湾才是我埋身葬骨之地；既有人希望我在美国，也有人希望我在台湾，而我个人的力量实微不足道，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世间的因缘不可思议，我只希望随缘消旧业、随缘结净缘，如此而已。

　　薪传

　　足以告慰于东老人的，他老人家的关系长辈、僧俗道侣、弟子学生，八年多来，仍在竭力护持文化馆。文化馆的新厦落成日起，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本馆交由鉴心法师负责，暂时作为纪念东老人的祖庭。而其目的事业，在他老人家及三宝的庇佑之下，逐渐地由年轻一辈的出家弟子们，接替着来做，因为东老人的遗愿，便是凡我佛子，人人有责荷担住持正法、续佛慧命的如来家业。

　　四月二十二日，我与祖庭及农禅寺的同修，特地去日月潭畔的鱼池乡，探望师弟圣开法师，见其道场庄严，出家弟子数十人，威仪整齐，素质优秀，又是另一件可慰之事。(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刊于《人生》第三十四期)

《补述一 一任清风送白云——圣严老人自述》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