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甘情願 -- 往事百語1 星雲法師
心甘情願
家師志開上人有兩個弟子，一個是師兄滿成法師，一個是我。但是師兄已另有師承，是受過戒後才來禮拜家師的。因此，他自謙說他只能算半個徒弟。
師兄在年輕時，比我更苦，因爲做人老實，不很聰明，經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婦一樣，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時，被罵、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過去，上前安慰他，他總是很泰然的對我說道：「沒有關系，那些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他的忍耐，他的無爭，他說話曠達的語氣、磊落的胸襟，令我欽佩不已，我于是將這句「心甘情願」的話，牢記在心。
後來，在十年的參學期間裏，我也飽受無情的打罵與無理的要求，尤有甚者，嚴苛封閉的叢林教育，非但隔絕了一切外緣，連眼見耳聞也受到限製。不准看，不准說，這對于一個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滿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說是莫大的考驗；而物質之奇缺、作務之辛勞，更是令人難以想象！我所以能夠安住身心，不以爲苦，就是憑著師兄的一句「心甘情願」，作爲我的座右銘。出家，是我心甘情願的；讀書，是我心甘情願的；苦行，是我心甘情願的；各種打罵委屈，都是我心甘情願的。因此我心平氣和地度過了十年寒暑，期間所培養的堅忍負重的性格，成就了我日後修行辦道的雄厚資糧。
我最初離開叢林時，二十一歲擔任一所鄉村國民小學的校長，我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會，只憑著因緣際會，抱持堅忍負責、「心甘情願」的認知，以勤補拙，謙沖學習，竟然也做得有聲有色。
二十二歲，出任南京華藏寺監寺時，是一九四八年。雖然明知當時國家局勢和佛教狀況已不可爲，我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聯合同道創辦《怒濤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能力挽狂瀾于既倒。盡管多次幾至死地，但是我們仍然抱著「心甘情願」爲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決心，屢仆屢起，愈挫愈勇。
隨著政府來臺之初，到處人心惶惶，我請求寺院給予挂單，總是遭到拒絕，甚至食宿都沒有著落。雖然當時也曾有《今日青年雜志》邀我當編輯，更有《戡戰日報》聘我爲記者，然而我自己細細思忖：既然身爲出家人，就應該把出家人做好，怎麼可以舍本逐末？因此都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饑寒交迫下度過漫漫的長夜；多少人笑我迂腐冬烘，不識時務，我還是「心甘情願」，只想一心一意作好「和尚」的本分。
後來，終于在一家寺院安頓了下來，我早起晚寐，做種種粗活：拉車買菜、擔柴運水、看守林園、跋涉收租，乃至灑掃扒糞、掩埋死屍……，雖然時常感到事務繁忙，但是爲了感謝他們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願」以勞力作務來報答。
在工作之余，我爲教撰文。我向各大報刊投寄破邪顯正的文章，我反對政府最初取締拜拜，而建議改良拜拜，我反對宗教管理辦法，建議訂定各宗教一體遵行的宗教法。那時我除了爲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無所有。
我經常看到同道們外出作完經忏佛事，攜回大包小包的供養，而我自己卻連購買紙筆的金錢都沒有著落，但是我一點兒也不羨慕，因爲只有「弘法利生」才是我畢生的志向。
有一天，正在提筆寫作時，一位常在寺中幫忙的達賢姑走來，苦口婆心地對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然你會呒飯呷(吃)唷！」後來，我才發覺，每當我埋首讀書和撰稿時，寺衆都投以異樣的眼光。這也難怪，因爲在那個年代裏，一般人都不注重搖筆杆、爬方格子的文人。雖然如此，有識于文字般若對弘傳佛教的重要性，我還是筆耕不懈。我爲中央廣播電臺撰寫廣播稿，我爲各雜志撰寫文章，即使呒飯呷，我也「心甘情願」！
甚至爲了協助東初長老編輯《人生月刊》，我節衣縮食，自掏腰包，購買郵票稿紙，還倒貼車資，前後達六年之久。爲了辦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憚辛勞，經常往返臺北宜蘭之間。多少個夜晚，我爲了撰文審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爲了趕稿送件而粒米未進。我默默耕耘，不以爲苦，因爲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願」爲佛教慧命的長存而舍身舍命！
早年，懂得爲佛教文化盡心盡力的人實在太少了。因此，對于願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爲上賓，給予種種的款待服務；對于文字有興趣的初學者，我也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寫作，盡管耗時費力，我也「心甘情願」，樂此不疲。
于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鄭羽書想要發行宮廷大內典藏的佛經，我便「心甘情願」作不請之友，向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商借；采風出版社的姚家彥要編印佛教書刊，我也幫助他行銷。甚至當年素少往來的張曼濤以及朱蔣元，我也建議他們出版《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並且一再贊助他們。後來，他們財政發生困難，向我求援時，我也不計嫌隙，四處爲他們籌款，不下數百萬元，助他們度過了難關。當時徒衆都不以爲然，而我爲了佛教文化的傳揚，還是「心甘情願」，力排衆議，搶救了這兩套書。今天這兩套書對佛教的貢獻，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從《覺世旬刊》到《普門雜志》，從「佛教文化服務處」到「佛光出版社」，從《佛光大藏經》的編纂到《佛光大辭典》的發行，叁十年來佛光山文化單位經常入不敷出，然而財務的拮據從未影響我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的決心！
過去，我省吃儉用，每到一處，便廣爲搜集佛教文物，爲了節省運費，我抱著沈重的佛像法器、經書聖典，國內國外，上機下機，出入海關，往往引起旁人奇異的眼光，甚至被譏爲經商販賣。其實，我爲了實踐自我期許的理想和目標，「心甘情願」忍受一切難堪與汙蔑。後來，從臺北到高雄，從國內到國外，因爲我的努力，近十間的圖書館成立了，佛光山、西來寺、巴黎道場的佛教寶藏館完成了，我的心願逐漸實現，見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漸增加，雖然數十年來屢賠不賺，還是覺得非常「心甘情願」！
我曆經動亂紛擾的年代，初來民智未開的臺灣時，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當壽山寺落成時，我便決心創建壽山佛學院，以作育佛教的專業人才。信衆得知之後，無不爲我擔憂，因爲以我當時微薄的財力，光是應付平時的食宿費用，便已捉襟見肘，更遑論其他龐大的開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說：「師父！你會因此沒飯吃！」然而想到培養僧才的迫切性，我以爲：即使窮苦潦倒，效法武訓的乞討興學，我也「心甘情願」。
因此，我還是堅持辦學。從此我自奉更儉，每獲些微供養，便購買桌椅文具，而且時時留心延攬飽學之士來院授課。爲了籌建東方佛教學院，不主張趕經忏的我，也曾到太平間通宵誦經。在籌設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時，我率領學生煮飯賣面，以誠心及勞力募得資金，終于把學校辦了起來。後來，開辦國際學部英文佛學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禮聘名師來佛光山教學，管理財務的職事們常因所費不赀而大吐苦水，我何嘗不知此中的種種艱難？但是，只要人才能夠得到培養，佛法能夠弘傳世界，一切一切的犧牲奉獻，我都「心甘情願」啊！
在佛光山創辦沙彌學園，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歲左右的孩子們，由少不更事，把他們培育到長大成人，不知花費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們長大之後，難過兵役一關，一個個都因爲禁不起環境的誘惑而流失于社會。每見及此，我總像失落掉什麼一般的痛心。但是只要有人申請入學，我還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見我經常失望難過，往往力圖阻止，並且痛切地說道：「師父！您真傻，這些孩子將來不會記住您的恩德的！」常常爭執不下時，我的一句「心甘情願」，即刻令他們爲之語塞。
二十余年後的今天，當年近五十人的沙彌，鳳毛麟角只留下慧龍、慧尚等人。目前他們都擔任佛光山的要職。雖然是播種多，收成少，我已覺得彌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彌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數何止是當年的叁倍，將來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們過去所說的話又在耳邊響起：「師父！您真傻喔！」而我，還是那句話：我「心甘情願」作一個「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與南亭、悟一兩位法師共同創辦了智光高級商工。不料到了後來，各種信函和文件的創辦人欄中，都沒有了我這個創辦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參與會議。一些人爲我忿忿不平，我總是一笑置之。
其實在辦學的經驗中，不能盡如人意的事還有很多，舉其荦荦大者，如：一九八○年，我在文化大學初設印度文化研究所時，不但南北往返，親自授課，還要奔走各處，募集資金，可謂辛苦至極。辦了叁屆，後來張創辦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辦，心血盡付流水，我始終毫無怨言，畢竟辦學培才是我「心甘情願」的！直至近來張鏡湖校長開始重視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複該研究所，可見真理的光明畢竟不會永遠隱晦。
走過多年的風風雨雨，如今我在社會教育建設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園不算，在國外，我們有西來大學以及多所的中華學校，在國內則有六所佛教學院，還有普門中學。目前，佛光大學的籌建工作已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我又要開始爲教育而費心費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爲了作育英才，無論多麼艱困，我都「心甘情願」，面對挑戰。
文教事業固然不是立竿見影的百年大計，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爲構思說法的內容而殚精竭慮；我爲了爭取布教的自由而與警察頻生沖突；我以現代的活潑方式講經，而屢遭自許捍衛傳統的佛教人士非議；甚至勒緊褲帶，自貼車資來往各地弘法。
記得二十八歲那年，我到東部講演，爲節省運費，自己抱著大臺錄音機來回，結果得了嚴重的風濕腿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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