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甘情愿 -- 往事百语1 星云法师
心甘情愿
家师志开上人有两个弟子，一个是师兄满成法师，一个是我。但是师兄已另有师承，是受过戒后才来礼拜家师的。因此，他自谦说他只能算半个徒弟。
师兄在年轻时，比我更苦，因为做人老实，不很聪明，经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妇一样，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时，被骂、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过去，上前安慰他，他总是很泰然的对我说道：「没有关系，那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他的忍耐，他的无争，他说话旷达的语气、磊落的胸襟，令我钦佩不已，我于是将这句「心甘情愿」的话，牢记在心。
后来，在十年的参学期间里，我也饱受无情的打骂与无理的要求，尤有甚者，严苛封闭的丛林教育，非但隔绝了一切外缘，连眼见耳闻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说，这对于一个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说是莫大的考验；而物质之奇缺、作务之辛劳，更是令人难以想象！我所以能够安住身心，不以为苦，就是凭着师兄的一句「心甘情愿」，作为我的座右铭。出家，是我心甘情愿的；读书，是我心甘情愿的；苦行，是我心甘情愿的；各种打骂委屈，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因此我心平气和地度过了十年寒暑，期间所培养的坚忍负重的性格，成就了我日后修行办道的雄厚资粮。
我最初离开丛林时，二十一岁担任一所乡村国民小学的校长，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只凭着因缘际会，抱持坚忍负责、「心甘情愿」的认知，以勤补拙，谦冲学习，竟然也做得有声有色。
二十二岁，出任南京华藏寺监寺时，是一九四八年。虽然明知当时国家局势和佛教状况已不可为，我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联合同道创办《怒涛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尽管多次几至死地，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心甘情愿」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决心，屡仆屡起，愈挫愈勇。
随着政府来台之初，到处人心惶惶，我请求寺院给予挂单，总是遭到拒绝，甚至食宿都没有着落。虽然当时也曾有《今日青年杂志》邀我当编辑，更有《戡战日报》聘我为记者，然而我自己细细思忖：既然身为出家人，就应该把出家人做好，怎么可以舍本逐末？因此都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饥寒交迫下度过漫漫的长夜；多少人笑我迂腐冬烘，不识时务，我还是「心甘情愿」，只想一心一意作好「和尚」的本分。
后来，终于在一家寺院安顿了下来，我早起晚寐，做种种粗活：拉车买菜、担柴运水、看守林园、跋涉收租，乃至洒扫扒粪、掩埋死尸……，虽然时常感到事务繁忙，但是为了感谢他们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愿」以劳力作务来报答。
在工作之余，我为教撰文。我向各大报刊投寄破邪显正的文章，我反对政府最初取缔拜拜，而建议改良拜拜，我反对宗教管理办法，建议订定各宗教一体遵行的宗教法。那时我除了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无所有。
我经常看到同道们外出作完经忏佛事，携回大包小包的供养，而我自己却连购买纸笔的金钱都没有着落，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因为只有「弘法利生」才是我毕生的志向。
有一天，正在提笔写作时，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达贤姑走来，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然你会呒饭呷(吃)唷！」后来，我才发觉，每当我埋首读书和撰稿时，寺众都投以异样的眼光。这也难怪，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一般人都不注重摇笔杆、爬方格子的文人。虽然如此，有识于文字般若对弘传佛教的重要性，我还是笔耕不懈。我为中央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我为各杂志撰写文章，即使呒饭呷，我也「心甘情愿」！
甚至为了协助东初长老编辑《人生月刊》，我节衣缩食，自掏腰包，购买邮票稿纸，还倒贴车资，前后达六年之久。为了办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惮辛劳，经常往返台北宜兰之间。多少个夜晚，我为了撰文审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为了赶稿送件而粒米未进。我默默耕耘，不以为苦，因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愿」为佛教慧命的长存而舍身舍命！
早年，懂得为佛教文化尽心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因此，对于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为上宾，给予种种的款待服务；对于文字有兴趣的初学者，我也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写作，尽管耗时费力，我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于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郑羽书想要发行宫廷大内典藏的佛经，我便「心甘情愿」作不请之友，向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商借；采风出版社的姚家彦要编印佛教书刊，我也帮助他行销。甚至当年素少往来的张曼涛以及朱蒋元，我也建议他们出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和《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并且一再赞助他们。后来，他们财政发生困难，向我求援时，我也不计嫌隙，四处为他们筹款，不下数百万元，助他们度过了难关。当时徒众都不以为然，而我为了佛教文化的传扬，还是「心甘情愿」，力排众议，抢救了这两套书。今天这两套书对佛教的贡献，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从《觉世旬刊》到《普门杂志》，从「佛教文化服务处」到「佛光出版社」，从《佛光大藏经》的编纂到《佛光大辞典》的发行，三十年来佛光山文化单位经常入不敷出，然而财务的拮据从未影响我办理佛教文化事业的决心！
过去，我省吃俭用，每到一处，便广为搜集佛教文物，为了节省运费，我抱着沉重的佛像法器、经书圣典，国内国外，上机下机，出入海关，往往引起旁人奇异的眼光，甚至被讥为经商贩卖。其实，我为了实践自我期许的理想和目标，「心甘情愿」忍受一切难堪与污蔑。后来，从台北到高雄，从国内到国外，因为我的努力，近十间的图书馆成立了，佛光山、西来寺、巴黎道场的佛教宝藏馆完成了，我的心愿逐渐实现，见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渐增加，虽然数十年来屡赔不赚，还是觉得非常「心甘情愿」！
我历经动乱纷扰的年代，初来民智未开的台湾时，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当寿山寺落成时，我便决心创建寿山佛学院，以作育佛教的专业人才。信众得知之后，无不为我担忧，因为以我当时微薄的财力，光是应付平时的食宿费用，便已捉襟见肘，更遑论其他庞大的开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说：「师父！你会因此没饭吃！」然而想到培养僧才的迫切性，我以为：即使穷苦潦倒，效法武训的乞讨兴学，我也「心甘情愿」。
因此，我还是坚持办学。从此我自奉更俭，每获些微供养，便购买桌椅文具，而且时时留心延揽饱学之士来院授课。为了筹建东方佛教学院，不主张赶经忏的我，也曾到太平间通宵诵经。在筹设中国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时，我率领学生煮饭卖面，以诚心及劳力募得资金，终于把学校办了起来。后来，开办国际学部英文佛学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礼聘名师来佛光山教学，管理财务的职事们常因所费不赀而大吐苦水，我何尝不知此中的种种艰难？但是，只要人才能够得到培养，佛法能够弘传世界，一切一切的牺牲奉献，我都「心甘情愿」啊！
在佛光山创办沙弥学园，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岁左右的孩子们，由少不更事，把他们培育到长大成人，不知花费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们长大之后，难过兵役一关，一个个都因为禁不起环境的诱惑而流失于社会。每见及此，我总像失落掉什么一般的痛心。但是只要有人申请入学，我还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见我经常失望难过，往往力图阻止，并且痛切地说道：「师父！您真傻，这些孩子将来不会记住您的恩德的！」常常争执不下时，我的一句「心甘情愿」，即刻令他们为之语塞。
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当年近五十人的沙弥，凤毛麟角只留下慧龙、慧尚等人。目前他们都担任佛光山的要职。虽然是播种多，收成少，我已觉得弥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弥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数何止是当年的三倍，将来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们过去所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师父！您真傻喔！」而我，还是那句话：我「心甘情愿」作一个「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与南亭、悟一两位法师共同创办了智光高级商工。不料到了后来，各种信函和文件的创办人栏中，都没有了我这个创办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参与会议。一些人为我忿忿不平，我总是一笑置之。
其实在办学的经验中，不能尽如人意的事还有很多，举其荦荦大者，如：一九八○年，我在文化大学初设印度文化研究所时，不但南北往返，亲自授课，还要奔走各处，募集资金，可谓辛苦至极。办了三届，后来张创办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办，心血尽付流水，我始终毫无怨言，毕竟办学培才是我「心甘情愿」的！直至近来张镜湖校长开始重视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复该研究所，可见真理的光明毕竟不会永远隐晦。
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在社会教育建设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园不算，在国外，我们有西来大学以及多所的中华学校，在国内则有六所佛教学院，还有普门中学。目前，佛光大学的筹建工作已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我又要开始为教育而费心费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为了作育英才，无论多么艰困，我都「心甘情愿」，面对挑战。
文教事业固然不是立竿见影的百年大计，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为构思说法的内容而殚精竭虑；我为了争取布教的自由而与警察频生冲突；我以现代的活泼方式讲经，而屡遭自许捍卫传统的佛教人士非议；甚至勒紧裤带，自贴车资来往各地弘法。
记得二十八岁那年，我到东部讲演，为节省运费，自己抱着大台录音机来回，结果得了严重的风湿腿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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