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当医生宣布需要锯腿的诊断时,我并不害怕,也不怨悔。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今日为度化众生,为弘扬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何况行动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读书著作,一样可以弘扬佛法啊!后来因为传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药而愈,于是我更加勤于说法。
我曾经在宜兰、高雄两地之间,每周来回布教达十年之久;也常沿着荒郊小径步行数小时,到偏远的寺院开示佛法。后来,弘法的邀约不断,经年的赶场赴会不但使我居无定所,连吃睡读写都是在车厢机位上进行;而为了一句承诺,奔波百里,甚至洲际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现在,我虽已从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闲,经常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只要有人要我,只要是为了佛法的弘扬,我还是「心甘情愿」,勤于赴会。
决意兴建佛光山时,信徒们见到遍山的荆棘麻竹,个个都惊惧起来。他们认为:当时已经有寿山寺足以栖身课徒,又何必千辛万苦,另外开山?在海外建立道场时,一些人又说:「何必将寺庙建得那么多?那么大呢?」这些意见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为了安僧度众,我「心甘情愿」承受辛苦;为了弘化更广,我「心甘情愿」喜舍千金。
佛光山创建后,我为地方修桥铺路,兴学教化,甚至慈善救济,带动繁荣进步,无奈一些乡民反而需索无度,谤佛毁僧。海外道场一一落成了,又有国人埋怨我将资金带往国外。其实,当国际人士对台湾丰厚的外汇存底咋舌眼红之时,我在海外建寺,宣扬中华文化,为国人回馈世间尽棉薄之力;当初台湾接受美援时,贫穷辛苦,现在能施舍结缘于世界,为什么不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富人呢?人心之贪瞋愚痴,实在令人扼腕唏嘘!但是为了佛教的弘扬、文化的传播,我还是义无反顾,因为我习惯了「心甘情愿」,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语。
基于一片弘法的赤忱,我采现代方式宣扬教义;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为大众演说生活化的佛法;我将佛教带入国际化的境地。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愿以拔苦与乐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苍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众;我关怀国事,直陈建言;我急公好义,为民喉舌;信徒来山,我以礼相待;政要访问,我也竭诚欢迎;百姓邀约,我满其所愿;军警请法,我也乐说不拒。清夜扪心自问:为教为僧,我不遗余力;为国为民,我用心良苦;区区善意,从不望褒扬,但不意得来「企业和尚」、「政治和尚」之称。尽管如此,能为佛教走出更宽广康庄的天地,我「心甘情愿」背负讥毁,不以为苦!
大家见到我的徒众与日俱增,好生羡慕,但是其中的辛苦,鲜为人知。《维摩经》云:「弟子众尘劳,随意之所转。」我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众,或施以开导,或软言慰藉,或赞扬鼓励,或再三教诫……。此外,我更方便权巧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环境,提供进修深造的机缘,建设清幽的居住房舍,成立各种的福利措施。我以养兰之心护覆弟子,我以植苗之诚培养徒众,感恩图报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背义忘情者也会让我遗憾惋惜!记得十年前,我曾供给一对姊妹习医,不料她们医学院毕业后,不仅不思回馈,反而耻笑同门;一些弟子们身怀长才后,贡高我慢,觅枝另栖。自己的心血、希望付诸东流还算小事,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徒众走出山门之后,是否会迷失掉自己?
所幸还有许多以教为命的优秀弟子,日夜精勤,为教为众而奉献自己。如:宅心仁厚的心平,早年「心甘情愿」随我开山辟土,继任住持后,接下佛光山庞大的组织和债务,仍一本初心,无怨无悔;耐心柔和的慈庄,四十年前未出家时,脚蹬高跟鞋,挨家挨户把佛书推展到每一户人家,后来到美国创建西来寺,历时十年,备尝艰难,一直都是「心甘情愿」,任劳任怨;才华洋溢的慈惠,当年放下高薪的职位,「心甘情愿」地跟着我到处弘法,随侍翻译,并曾在大学任教;能干练达的慈容,自一九五三年皈投三宝后,便「心甘情愿」地以弘法利生为己任,以瘦弱之躯,现在负责中华佛光总会的工作,未尝稍懈;淡泊恬正的慈嘉,日本留学后,「心甘情愿」地回国为僧伽教育克尽厥责,三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慈怡、心定、依严、依恒、慧开、依空、依谛、依淳、依法等……,乃至我后期的弟子,如尼泊尔的满乘,「心甘情愿」地以弘扬大乘佛法为己志;美国籍的满仁,「心甘情愿」地以清除垃圾、美化佛光山来广结善缘;韩国籍的李仁玉,于成功大学毕业后,「心甘情愿」地来到中华佛光总会服务人群……。他们的发心奉献,已获得大家的肯定与赞赏,所以我奉劝未来的门徒弟子,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
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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