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甘情願 -- 往事百語1 星雲法師
沒有待遇的工作
在泰國法身寺負責國際弘法部門的範淑智小姐，今年(一九九八年)五月代表法身寺陪同世界佛教青年會的會長帕拉普先生將佛牙恭送到臺灣的時候，曾經來山住了幾天。有一天，她說：「我在法身寺十年了，非常歡喜、安住，因爲我在法身寺不是從事職業，而是一件沒有待遇的工作。」我雖然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但還是繼續問她：「沒有待遇的工作有什麼好處？」她說：「如果我有待遇，就是一種職業，我會計較待遇多少、休假日期、工作成果，反而失去了歡喜。現在因爲沒有待遇，我覺得是法身寺的法務，是我良心的責任，是我人生的使命感，因此我覺得沒有待遇的工作比職業性的工作要快樂的多。」善哉斯言！難怪多少年來我看到範小姐在法身寺忙而忘食，樂而忘憂，原來她已經深入快樂工作的叁昧了，這大概就如同佛光山大衆從信仰裏，從服務中所激發的法喜禅悅吧！
不少各界人士想要了解佛光山入門的長老職事，爲什麼能數十年發長遠心，爲佛門奉獻，無怨無悔？仔細想來，不正是因爲他們不計「待遇」，只求佛法能發揚光大嗎？像心平原本在中華印刷廠服務，慈莊原本在蘭陽女子中學服務，慈惠在稅捐處服務，慈容在製藥公司服務，心定在郵局服務，蕭慧華在電信局服務……，叁十年前他們爲了信仰，不惜辭去千元待遇優厚的工作，投入佛門的弘法事業，每月只領取區區二十元的零用金，但每天所發揮的力量比受薪更多數倍以上，推究原由，不外因爲他們弘法利生的代價不是外來的金錢數字，而是內心的功德法喜。
記得有一次，一位遊教授到西來寺參加佛教會議時，看到住衆從早到晚忙得如此歡喜，不禁慨歎自己經常找不到一位樂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而我爲什麼有那麼多人不分晨昏跟我投入工作，于是問我其中有什麼秘訣？我說：「這是因爲我以『弘法爲家務，利生爲事業』，所做的一切都是『沒有待遇』，心甘情願的工作。」回想多少年來，我經常想到自己只是大衆中的一個，所以從來不以師長自居，命令別人做事，結果大家對于這種沒有命令，「沒有待遇的工作」反而更加熱心。
像在臺灣榮民總醫院爲我心髒開刀的張燕醫師、美國皮膚科的沈仁義醫師、眼科的羅嘉醫師、牙科的李錦興醫師，不但視我如親，耐煩問診，即使聽說任何一個佛光山的住衆生病了，他們都會自動放下手邊的工作，親爲治療，長遠以來，從不接受金錢或物質上的「待遇」，比「爲待遇而工作」的人更加認真。
「沒有『待遇』的工作做起來更加起勁。」臺北佛光青年團團長黃金寶如是說。看著她領導一群青年幹部，在公暇課余，從普門寺做到臺北道場，從臺北道場做到佛光山，任勞任怨，十數年如一日，不禁讓我回憶數十年的弘法生涯中，許多不求「待遇」的義工，那種爲法忘軀的精神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像李決和居士在宜蘭雷音寺爲我義務擔任總務主任二十年以上時間，後來隨我出家，法名慧和；省議員陳伯汾先生爲佛光山萬壽園和佛光大學的建校工作，在臺北、臺中忙碌奔走；此外從早期的林松年、郭愛、陳慈如、洪呂淑貞等，到近來佛光山各別分院的義工，如臺北的蘇月桂、李虹慧、遊登瑞、許卉吟，基隆的孫翠英、李鳳英，以及臺灣中部的沈尤成、洪嘉隆、賴義明，臺灣南部的曾進＊
、陳順章、葉惠貞、蕭英芳……，甚至加拿大的蔡辰光，溫哥華的趙翠慧，波士頓的馮文銮，休士頓的趙辜懷箴，洛杉矶的陳居，香港的嚴寬祜，馬來西亞的陳瑞萊，日本的西原佑一，澳洲的遊象卿、廖德培，布裏斯本的劉招明，巴黎的江基明，巴西聖保羅的張勝凱，南非的熱內等。尤其，總統府資政吳伯雄先生公開表示自己是佛光山臺北道場的義工，要「將政治擺兩邊，佛教放中間」，更是令人感動。
近年來，我在臺北道場出入頻繁，常常天還沒亮，就看到義工們已忙著擦窗、洗廁、沏茶、拖地……，有的做完道場的工作就搭公車去上班，有的繼續留在道場值日服務，其中有許多人在家裏是被供奉如神的富豪士紳、千金嬌女，一到了寺院，立刻放下身段，從事金剛、侍席的工作，如果只有待遇，沒有道情，那裏會有人肯如此熱心？所以我常說：「光榮歸于佛陀，成就歸于大衆。」
在佛光山的職事員工達千人以上，一年叁百六十五日，沒有假期，每天供應信衆飯食、帶領香客參觀、照顧佛殿香火、從事文教工作之余，還得自修佛學，早晚課誦，朝醒夜寐，無時無刻不在分秒必爭中度過，但是大家都一致認爲這種「沒有待遇的工作」讓心靈更充實，更快樂。因爲在「沒有待遇的工作」裏面，有自己的尊嚴，有奉獻的誠意，有發心的喜悅，有無限的價值。
佛光山佛教學院的學生不但每天下午有出坡作務，寒暑假有勞動，過年過節還得爲衆忙碌，有時第二天就要考試了，但爲了讓來山的信衆都能心無旁鹜，安住修道，所以依然精神抖擻地從事行堂、典座、香燈、知客等工作。有時我和老師們說：「學業要緊，應該讓學生有多一點時間准備考試。」沒想到學生們卻說：「我們在佛門裏修行，要爲弘揚佛法多做一點事情，佛光山是選佛場，我們要經得起佛陀的考試。」──「沒有待遇的工作」實際上是一張滿分的成績單！
記得過去在臺灣，著名的臺南大仙寺，裏面有叁百多位住衆，他們寺院規定在做苦工十五年後，可以換得一間房間居住。如今佛光山的大衆，連房間的觀念都沒有，每天沈醉在奉獻的法喜中，像慈莊在美國開山時，曾經以馬場爲家；滿徹初到德國時，以車庫爲房……。如果不是諸佛菩薩的威德感召，何能致此？如果不是使命感沛然填膺，何能讓四衆弟子攜手合作，在全球各地共建佛光淨土？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實則獲得更多；「不求待遇的人」，實則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黃世梁和林秀蘭夫婦是四十五年前我在宜蘭度化的信徒，那時他們還沒結婚，雙方都曾要求隨我出家，但我當時沒有道場，無法教養他們，所以勸他們在家結婚一樣可以修行，不必出家。後來他們雖然成家立業，但雙方約定，不被家庭所囚，不生養子女。當我建佛光山時，他們結束事業，和我共同開山，二十余年來，黃先生從事水電修繕，黃師姐爲大衆服務，不但不要求待遇，還將臺北房屋的租金捐獻給各種佛教事業。發菩提心容易，發長遠心難；做沒有待遇的工作容易，作幾十年還能保持如此歡喜更是大不易了。
有一年，臺北的工商界爲了要求加薪，紛紛遊行街頭，示威抗爭，一時之間，震動了整個臺灣。我在一次集會中，和佛光山近千名員工幽默地說：「你們也可以搖旗吶喊，走到大雄寶殿或朝山會館前要求增加待遇。」原本以爲大家不免也會對「待遇」提出一些要求，但出乎意料之外，一位在山上負責清潔掃地的老先生起身發言，說道：「我們不是爲待遇而來的，我們是爲歡喜和功德而來的。」我問他：「你在佛光山工作有什麼歡喜呢？」他說：「法師們遇到我們的時候，都稱我們『老伯』，而且對我們微笑、尊重，種種關懷，在這裏工作，有很大的尊嚴，有很多的喜悅，這些就是無上的『待遇』，爲什麼要去遊行增加『待遇』呢？」
「沒有待遇的工作」蘊含了多少的樂趣！回想我一生做事，不但沒有周末、沒有假期、沒有暑寒假、沒有年節，也從來沒有要求過「待遇」。在大陸做小學校長的時候雖有待遇，但我沒有領過一毛錢薪水，因爲我和師兄說：「校長的薪水，請您一半交給常住，一半交給我的母親。」
由于十年叢林教育養成我沒有用錢的習慣，所以有「待遇」也像沒有「待遇」一樣。記得我初到臺灣，在臺灣省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時，那時發的錢，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單銀」，每個月可以領到單銀五十元。但是我都將這筆錢拿來訂佛教雜志或購買圖書送給學生閱讀。
後來在宜蘭念佛會服務幾十年當中，每月收到的叁百元單銀，我用來添置弘法道具，率領青年到各處布教講演。當時蘇澳到瑞芳所有火車站的站長都皈投叁寶座下，宜蘭鐵路局運務段段長張文炳居士認爲我們對宜蘭佛教有貢獻，因此每次看到我們一行多人搭乘火車到各地布教時，都不收車票錢。讓我得以將省下的車資作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來，仍感念不已。布教之外，我將單銀余款購買紀念品、卍字項鏈和青年朋友結緣。那時耶教盛行，挂十字項鏈者比比皆是，這些可愛的佛教青年們卻將我送他們的卍字項鏈挂在頸項上，露在衣領外面，穿梭在機關行號、市街大道上，引來許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當時的情景，都不禁歡喜鼓舞，因爲在那個佛教備受壓抑的社會裏，在那種民風保守的年代裏，他們這種大膽的行動是多麼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開山之初，每逢周末，臺北等地都有許多人成群結隊朝山，在早課時皈依叁寶，我的紅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沒有接受待遇的習慣，所以就將紅包聚集起來，爲大衆購買桌椅、拜墊。幾十年來，看到信徒上山，所坐的桌椅、所拜的拜墊，無一不含藏了我誠摯的心意，偶爾在內心也會洋洋自得。
我經常應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專院校講學，我一概拒絕酬勞，但企業行號、公司工廠等地方，因爲是生産單位，我恐怕不接受顯得太過矯情，所以收下來之後，就盤算如何用之于大衆。甚至于臺灣省省訓團公務人員集訓時，我是講師之一；成功嶺大專青年集訓時，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學、東海大學，我也曾擔任教席，像這些常態性上課的鍾點費，我都集合起來購買圖書，供大家閱讀。現在佛光山別分院幾十個圖書館裏都有我購買的書籍，當青年們閱讀時，雖然不知道書裏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內心的歡喜，卻依然是無與倫比的。
我曾經擔任中佛會理監事數十年，也曾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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