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複的理論，久而久之，遂與佛陀的人間本懷漸行漸遠，崇尚實踐的大乘佛教乃應運而興，龍樹、提婆等「人間比丘」相繼挺身而出，他們本著不忍衆生苦，不忍聖教衰的悲心，不僅著書立說，從理論上破除異論，顯揚佛陀的人間正法，更躬身力行，利生不辍。像龍樹因當時「南天竺王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故設法「赤旛在王前行，經曆七年」，終于引起國王的注意而借機度化，最後「王乃稽首伏其法化，殿上有萬婆羅門，皆棄束發，受成就戒」(《龍樹菩薩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一八六頁上－中)；提婆則追隨老師龍樹的腳步，爲度化國王而「應募爲其將，荷戟前驅」，因軍紀嚴明，獲得國王的器重，之後由上而下度化國人也就不難了，據史傳記載，叁個月之內竟有百余萬人皈信佛教，但他也因此遭到邪道弟子的嫉恨而引來殺機。當他遇害的時候，爲恐門下複仇而告訴殺手：「吾有叁衣缽釪，在吾坐處，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慎勿下，就平道！」臨終之際，還諄諄教誨號哭的弟子們：「言諸法之實，誰冤？誰酷？誰割？誰截？諸法之實，實無受者，亦無害者。誰親？誰怨？誰賊？誰害？汝爲癡毒所欺，妄生著見而大號咷，種不善業。彼人所害，害諸業報，非害我也。汝等思之………。」(《提婆菩薩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一八七頁上－一八八頁上)慈心感人，于此可見他是一位有修有證的「人間比丘」！
西元五世紀以降，以那爛陀寺爲首的僧院以高等學府的姿態出現，根據《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叁記載的那爛陀寺：
主客常有萬人，並學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曲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習。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余人；叁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並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耆，爲衆宗匠。寺內講座日百余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余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二叁七頁中－下)
義淨晚玄奘約四十年後西行取經，從他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亦可想見那爛陀寺當年的盛況：
那爛陀寺人衆殷繁，僧徒數出叁千，造次難爲詳集。寺有八院，房有叁百，但可隨時當處自爲禮誦。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導師，每至晡西，巡行禮贊，淨人童子持雜香花，引前而去，院院悉過，殿殿皆禮，每禮拜時，高聲贊歎，叁頌五頌，響皆遍徹，迄乎日暮，方始言周。(《大正藏》第五十四冊，第二二七頁上－中)
每日舉行寺講百場，萬人聚集研習經論，通解者達千余人之多；而光是每天的禮誦，便有數千人行動，儀式之進行，熱鬧中不失莊嚴，活潑中不失威儀。凡此顯見佛法與文教結合無間，僧衆與信衆水乳交融，遙想當年的那爛陀寺沒有現代進步的交通及種種設施，卻能夠將人間道場的活力發揮到極致，實非易事，也難怪培養出來的僧人個個都是解行並重的「人間比丘」，而非僅滯于學解之徒了！
遺憾的是，自玄奘大師返國、戒賢論師圓寂之後，乏人傳承，導致後期的大乘佛教走入經院的胡同。佛教一旦缺乏了人間的實踐，既如同截斷源頭的江河，喪失了向前邁進的動能；又好比斬除根部的草木，禁不起風吹雨打的沖擊。再加上溶入印度教色彩的金剛乘佛教興起之後，天乘思想濃厚，繁華缛麗的祝禱儀式固然也能啓發道念，但一味借助他力來求得自己的幸福，反而忘失了自己身而爲人的力量。最後佛教終究敵不過回教的入侵，在印度的國土中逐漸消失。
幸而早在西元前叁世紀頃阿育王在位時，曾大量派遣僧尼、使節到海外弘傳佛法，建寺度衆，佛教的慧命乃得以在其他國家地區延續下來。尤其在漢地，不但保存了最多的佛教典籍，而且至今仍是人間佛教最活躍的地區，之所以如此，「人間比丘」輩出，承先啓後，且代有闡發，是其主要的原因。
根據正史記載，佛教是在東漢末年時傳入中土，自此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結束是中國最動蕩不安的時期，但說也奇怪，這五百年間卻是佛教發展最快的關鍵時期，究其原因，不外是因爲佛教能在此一開始傳來中土之際，就能融入當地的傳統，所以很快便被人們所接受。
最明顯的例子如寺院的建築在一開始的時候，便承襲傳統宮廷、官署、民宅的形式，將佛教的主體建築設在中軸線上，且檐瓦翻飛，院落分明，後來曆經不同朝代，雖在格局上稍有變更，但總體而言，仍維持著中國傳統樣式，予人熟悉親切而莊嚴古雅的美感。有人曾說，相較于其他宗教，這就是佛教得以在中土迅速傳播的原因之一，想來也有幾分道理。
在弘法的方式上，由于佛教在中土弘傳的初期，南方盛行清談，當地的僧人爲弘傳佛法，遂迎其所好，創立「法社」，與之對話，因此吸收了不少名流士子作爲佛法的後盾；至于高僧大德如在高邑立寺授徒的竺法雅、于中山開座講法的康法朗等，常以老莊思想來解釋佛理，形成所謂的「格義佛教」，雖然後人非其「迂而乖本」(僧睿〈毗摩羅诘提經義疏序〉，《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五十九頁)，難達佛法真髓，但畢竟不失爲引導時人進入佛法堂奧的門檻。而北人則崇尚神異方術及建塔造寺，當地僧侶也從其所好，成立「義邑」，率領在家邑子學佛熏修，同時以種種方便攝受帝王同來護持，尤其在沙門統昙曜建議下所設立的僧祇戶、佛圖戶，不但解決了北魏的社會問題，繁榮了當時的民間經濟，而且擴大了民衆的信仰層面。「法社」和「義邑」，類似現在的「布教所」，可以看成是迷你型的「都市寺院」。試想若非這些擔任先鋒的「人間比丘」深入城鎮鄉邑，融入百姓的生活，佛法在中土生根可能都很困難，遑論開展了。
唐宋以降，爲適應一般民衆的需要，寺院的講經說法除了正式的大座開示之外，更發展出俗講、變文、變相等，是爲戲曲、小說之濫觞，不但對于佛法的大衆化、普及化、藝文化助益甚多，而且使得寺院成爲當地文教活動的中心，對于佛教地位之提升、社會人心之淨化也有很大的貢獻。凡此也應歸功于「人間比丘」所作的種種努力。
至于一些棲止岩穴的「蘭若比丘」，他們以其嚴淨的修持行無言之教化，在重禅輕講的北朝，很能符合朝野的需要，甚至由于「蘭若比丘」性喜禅寂，林谷是托，是以北魏孝文帝、北齊文宣帝等帝王分別爲佛陀禅師在嵩山建造少林寺，爲僧稠禅師在龍山建造雲門寺，諸如此類的「山林寺院」在當時也發揮了不小的度衆功能。
民情風俗的不同是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之初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當深目高鼻、袒肩托缽的胡僧來到中土，衆人異樣的眼光可想而知，但他們爲了將菩提種子遍撒中土，仍不憚辛勞，前仆後繼，跋涉千裏而來。即使後來漢地人士紛紛加入弘法行列，但僧人剃除須發、舍家求道的形貌不啻引人側目，且與中國傳統觀念相悖，在在形成議論的焦點。可貴的是，這許多有爲的僧侶爲了弘法利生，不但無懼困難，迎向社會，甚至不惜身命，在權貴之間周旋應對。
像康僧淵初至江南時，以清約自處，人多不識，故經常餐風露宿，在市場邊行乞維生，直至拜訪殷浩，與滿座名流缙紳對談如流，才令人刮目相看，從此聲名大噪，後來在豫章山建寺，從學者衆；竺法汰奉師命南下建康(南京)弘法，最初也是衣食無著，幸賴東晉丞相王導的第叁子王洽的接濟，強顔歡笑于名流士子之間，始得順利進行教化工作。余如支遁、法友、于法開、竺法崇、智顗、道宣等高僧大德雖然在遠離市區的「山林寺院」裏潛修課徒，仍不時應邀赴京師講學。古時候的交通並不發達，更何況是在山野林間，一路顛簸難行，可謂辛苦備至。像智顗即在應诏進京的路上病故。他們爲法忘軀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若非具有高度淑世熱忱的「人間比丘」，何能致此！
對于「人間比丘」而言，形體上的饑羸凍餓、疲累奔波，精神上的稱譏毀譽、利衰榮辱或許還不算什麼，最可怖的應該是經常遊走在生死邊緣，朝不夕保。像帛法遠、帛法祚兄弟因不願還俗從政，而相繼被秦州刺史張輔、梁州刺史張光所害。沮渠蒙遜因不願昙無谶爲北魏太武帝所重用，而派人將之暗殺。玄高雖貴爲太子的老師，卻因名盛遭忌，被崇道毀佛的北魏太武帝所拘捕缢亡。後秦王姚興則一再脅迫道恒、道標罷道未果，又命身兼僧主的僧 予以規勸，不意僧 無懼生死，抗旨修書，義正辭嚴地說道：「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複奪道與俗，違其適性？」(《弘明集》卷十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七十四頁下)姚興遂不再提起此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佛圖澄更是了不起，他因不忍生靈塗炭，策杖軍中，先以咒術神通斂服殺人如麻的石勒、石虎兄弟，再繼之以善誘勸化：
帝王之事佛當在心，體恭心順，顯暢叁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于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複傾財事法，無解殃禍。
(《高僧傳》卷九，《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叁八五頁中)
佛圖澄不僅在宮中說法，也經常開壇講經，受業弟子幾達一萬，常隨左右者數百。他常告誡在家信衆：
事佛在于清靖(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悕耶？(《高僧傳》卷九，《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叁八五頁中)
可見他雖以咒術神通爲初方便，實則系以正法化世的「人間比丘」。
在古印度，佛教的僧團與王室之間保持密切關系，佛陀尚且不時出入王宮，爲公卿貴冑說法，何況古代的中國向來以王權至上。爲弘傳大法，中土的「人間比丘」不但得隨緣教化王室公卿，以收上行下效之功，更必須在王法與僧情之間衡量輕重，取得協調。例如在「沙門…
《山林寺院與都市寺院─兼論蘭若比丘與人間比丘》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