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复的理论，久而久之，遂与佛陀的人间本怀渐行渐远，崇尚实践的大乘佛教乃应运而兴，龙树、提婆等「人间比丘」相继挺身而出，他们本着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悲心，不仅著书立说，从理论上破除异论，显扬佛陀的人间正法，更躬身力行，利生不辍。像龙树因当时「南天竺王甚邪见，承事外道，毁谤正法」，故设法「赤旛在王前行，经历七年」，终于引起国王的注意而借机度化，最后「王乃稽首伏其法化，殿上有万婆罗门，皆弃束发，受成就戒」(《龙树菩萨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一八六页上－中)；提婆则追随老师龙树的脚步，为度化国王而「应募为其将，荷戟前驱」，因军纪严明，获得国王的器重，之后由上而下度化国人也就不难了，据史传记载，三个月之内竟有百余万人皈信佛教，但他也因此遭到邪道弟子的嫉恨而引来杀机。当他遇害的时候，为恐门下复仇而告诉杀手：「吾有三衣钵釪，在吾坐处，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慎勿下，就平道！」临终之际，还谆谆教诲号哭的弟子们：「言诸法之实，谁冤？谁酷？谁割？谁截？诸法之实，实无受者，亦无害者。谁亲？谁怨？谁贼？谁害？汝为痴毒所欺，妄生着见而大号咷，种不善业。彼人所害，害诸业报，非害我也。汝等思之………。」(《提婆菩萨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一八七页上－一八八页上)慈心感人，于此可见他是一位有修有证的「人间比丘」！
西元五世纪以降，以那烂陀寺为首的僧院以高等学府的姿态出现，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记载的那烂陀寺：
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曲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德众所居，自然严肃，建立已来七百余载，未有一人犯讥过者。(《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二三七页中－下)
义净晚玄奘约四十年后西行取经，从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亦可想见那烂陀寺当年的盛况：
那烂陀寺人众殷繁，僧徒数出三千，造次难为详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但可随时当处自为礼诵。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导师，每至晡西，巡行礼赞，净人童子持杂香花，引前而去，院院悉过，殿殿皆礼，每礼拜时，高声赞叹，三颂五颂，响皆遍彻，迄乎日暮，方始言周。(《大正藏》第五十四册，第二二七页上－中)
每日举行寺讲百场，万人聚集研习经论，通解者达千余人之多；而光是每天的礼诵，便有数千人行动，仪式之进行，热闹中不失庄严，活泼中不失威仪。凡此显见佛法与文教结合无间，僧众与信众水乳交融，遥想当年的那烂陀寺没有现代进步的交通及种种设施，却能够将人间道场的活力发挥到极致，实非易事，也难怪培养出来的僧人个个都是解行并重的「人间比丘」，而非仅滞于学解之徒了！
遗憾的是，自玄奘大师返国、戒贤论师圆寂之后，乏人传承，导致后期的大乘佛教走入经院的胡同。佛教一旦缺乏了人间的实践，既如同截断源头的江河，丧失了向前迈进的动能；又好比斩除根部的草木，禁不起风吹雨打的冲击。再加上溶入印度教色彩的金刚乘佛教兴起之后，天乘思想浓厚，繁华缛丽的祝祷仪式固然也能启发道念，但一味借助他力来求得自己的幸福，反而忘失了自己身而为人的力量。最后佛教终究敌不过回教的入侵，在印度的国土中逐渐消失。
幸而早在西元前三世纪顷阿育王在位时，曾大量派遣僧尼、使节到海外弘传佛法，建寺度众，佛教的慧命乃得以在其他国家地区延续下来。尤其在汉地，不但保存了最多的佛教典籍，而且至今仍是人间佛教最活跃的地区，之所以如此，「人间比丘」辈出，承先启后，且代有阐发，是其主要的原因。
根据正史记载，佛教是在东汉末年时传入中土，自此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结束是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但说也奇怪，这五百年间却是佛教发展最快的关键时期，究其原因，不外是因为佛教能在此一开始传来中土之际，就能融入当地的传统，所以很快便被人们所接受。
最明显的例子如寺院的建筑在一开始的时候，便承袭传统宫廷、官署、民宅的形式，将佛教的主体建筑设在中轴线上，且檐瓦翻飞，院落分明，后来历经不同朝代，虽在格局上稍有变更，但总体而言，仍维持着中国传统样式，予人熟悉亲切而庄严古雅的美感。有人曾说，相较于其他宗教，这就是佛教得以在中土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想来也有几分道理。
在弘法的方式上，由于佛教在中土弘传的初期，南方盛行清谈，当地的僧人为弘传佛法，遂迎其所好，创立「法社」，与之对话，因此吸收了不少名流士子作为佛法的后盾；至于高僧大德如在高邑立寺授徒的竺法雅、于中山开座讲法的康法朗等，常以老庄思想来解释佛理，形成所谓的「格义佛教」，虽然后人非其「迂而乖本」(僧睿〈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大正藏》第五十五册，第五十九页)，难达佛法真髓，但毕竟不失为引导时人进入佛法堂奥的门槛。而北人则崇尚神异方术及建塔造寺，当地僧侣也从其所好，成立「义邑」，率领在家邑子学佛熏修，同时以种种方便摄受帝王同来护持，尤其在沙门统昙曜建议下所设立的僧祇户、佛图户，不但解决了北魏的社会问题，繁荣了当时的民间经济，而且扩大了民众的信仰层面。「法社」和「义邑」，类似现在的「布教所」，可以看成是迷你型的「都市寺院」。试想若非这些担任先锋的「人间比丘」深入城镇乡邑，融入百姓的生活，佛法在中土生根可能都很困难，遑论开展了。
唐宋以降，为适应一般民众的需要，寺院的讲经说法除了正式的大座开示之外，更发展出俗讲、变文、变相等，是为戏曲、小说之滥觞，不但对于佛法的大众化、普及化、艺文化助益甚多，而且使得寺院成为当地文教活动的中心，对于佛教地位之提升、社会人心之净化也有很大的贡献。凡此也应归功于「人间比丘」所作的种种努力。
至于一些栖止岩穴的「兰若比丘」，他们以其严净的修持行无言之教化，在重禅轻讲的北朝，很能符合朝野的需要，甚至由于「兰若比丘」性喜禅寂，林谷是托，是以北魏孝文帝、北齐文宣帝等帝王分别为佛陀禅师在嵩山建造少林寺，为僧稠禅师在龙山建造云门寺，诸如此类的「山林寺院」在当时也发挥了不小的度众功能。
民情风俗的不同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初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当深目高鼻、袒肩托钵的胡僧来到中土，众人异样的眼光可想而知，但他们为了将菩提种子遍撒中土，仍不惮辛劳，前仆后继，跋涉千里而来。即使后来汉地人士纷纷加入弘法行列，但僧人剃除须发、舍家求道的形貌不啻引人侧目，且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在在形成议论的焦点。可贵的是，这许多有为的僧侣为了弘法利生，不但无惧困难，迎向社会，甚至不惜身命，在权贵之间周旋应对。
像康僧渊初至江南时，以清约自处，人多不识，故经常餐风露宿，在市场边行乞维生，直至拜访殷浩，与满座名流缙绅对谈如流，才令人刮目相看，从此声名大噪，后来在豫章山建寺，从学者众；竺法汰奉师命南下建康(南京)弘法，最初也是衣食无着，幸赖东晋丞相王导的第三子王洽的接济，强颜欢笑于名流士子之间，始得顺利进行教化工作。余如支遁、法友、于法开、竺法崇、智顗、道宣等高僧大德虽然在远离市区的「山林寺院」里潜修课徒，仍不时应邀赴京师讲学。古时候的交通并不发达，更何况是在山野林间，一路颠簸难行，可谓辛苦备至。像智顗即在应诏进京的路上病故。他们为法忘躯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若非具有高度淑世热忱的「人间比丘」，何能致此！
对于「人间比丘」而言，形体上的饥羸冻饿、疲累奔波，精神上的称讥毁誉、利衰荣辱或许还不算什么，最可怖的应该是经常游走在生死边缘，朝不夕保。像帛法远、帛法祚兄弟因不愿还俗从政，而相继被秦州刺史张辅、梁州刺史张光所害。沮渠蒙逊因不愿昙无谶为北魏太武帝所重用，而派人将之暗杀。玄高虽贵为太子的老师，却因名盛遭忌，被崇道毁佛的北魏太武帝所拘捕缢亡。后秦王姚兴则一再胁迫道恒、道标罢道未果，又命身兼僧主的僧 予以规劝，不意僧 无惧生死，抗旨修书，义正辞严地说道：「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复夺道与俗，违其适性？」(《弘明集》卷十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册，第七十四页下)姚兴遂不再提起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佛图澄更是了不起，他因不忍生灵涂炭，策杖军中，先以咒术神通敛服杀人如麻的石勒、石虎兄弟，再继之以善诱劝化：
帝王之事佛当在心，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
(《高僧传》卷九，《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三八五页中)
佛图澄不仅在宫中说法，也经常开坛讲经，受业弟子几达一万，常随左右者数百。他常告诫在家信众：
事佛在于清靖(净)无欲，慈矜为心。檀越虽仪奉大法，而贪吝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受现世之罪，何福报之可悕耶？(《高僧传》卷九，《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三八五页中)
可见他虽以咒术神通为初方便，实则系以正法化世的「人间比丘」。
在古印度，佛教的僧团与王室之间保持密切关系，佛陀尚且不时出入王宫，为公卿贵冑说法，何况古代的中国向来以王权至上。为弘传大法，中土的「人间比丘」不但得随缘教化王室公卿，以收上行下效之功，更必须在王法与僧情之间衡量轻重，取得协调。例如在「沙门…
《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兼论兰若比丘与人间比丘》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