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對于往後正信佛教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西晉初年，洛陽一帶造立寺塔者不少，達官顯貴多有舍宅爲寺者。根據《洛陽伽藍記》裏的統計，西晉末年雖亂事頻仍，但永嘉年間的洛陽城裏也有四十二座佛寺。至北魏孝文帝時，由于帝王崇佛，建寺風氣鼎盛，洛陽一處的佛寺竟達一千叁百六十七座之多，且一間比一間更爲華麗，如其所述：「昭提栉比，寶塔骈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绨繡，土被朱紫而已哉！」(《大正藏》第五十一冊，第九九九頁上)《晉書》卷一四七則記載：姚秦時代，「﹝姚﹞興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圖于永貴裏，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禅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可見帝王影響力之大，外地來的僧人就有五千多衆，推測當時位在長安的佛寺應該也是不少的。北朝如此，南朝佛教也很興隆。根據《南史》，有「菩薩皇帝」之稱的梁武帝由于虔誠事佛，光是都城建業(南京)一處，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萬余人。于此亦可得知寺院與僧人在京城的多寡和主政者向佛與否也有著莫大的關系。
比丘尼僧團也在這段時期成立，不但個個戒行精峻，且活躍于京師都城，建立了不少「都市寺院」。西晉的淨檢尼是中國第一位比丘尼，出家後與二十四位比丘尼在建康宮城西門共建竹林寺；後趙的安令首尼從佛圖澄及淨檢尼受戒之後，仿效淨檢尼，在都城洛陽建了一座建賢寺，後來隨其披剃者達兩百余人，所造精舍多達五十六座；前秦的智賢尼因志節高超，苻堅聞名，特地爲她繡製袈裟，叁年始成，而在她座下出家者有百余人；東晉的道馨尼，是第一位公開講經的比丘尼，因遭嫉被人下毒，臨終前說此乃業力所致，要人不必追究，說罷安詳而亡，德操可見一斑；另如僧基尼、昙備尼、道容尼、明感尼、慧湛尼等在當時道譽隆盛，均爲諸朝王室所欽敬，並爲她們營建尼寺安居弘法。能上與諸王同座，下與衆生同行，可見當時的比丘尼素質均齊，不讓須眉，也應列于「人間比丘」之列，凡此都是佛教傳來之初即能興盛于中土的原因。
總之，「都市寺院」的興起對于中土佛教的發展助益良多，已被大家所公認，而佛教最初傳來時，住錫京師的僧尼本身戒行高超，誠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此外，曆史上有不少高僧大德因德學兼具而被帝王迎入都城，乃至建寺供養。衆鳥依大樹而居，人也是如此，有賢僧住錫的地方，必能廣招徕者，此即所謂的「人傑地靈」，這也是爲何曆來「都市寺院」繁興，僧人也喜歡聚集都市的原因之一。像東晉‧道安因逃難而率衆一路來到襄陽，十五年後被苻堅迎去長安，臨行前命五百名弟子分散各地弘法，但到了長安五重寺之後，各地僧人聞名而來者竟有數千衆之多，道譽感人若此，無怪乎有「印手菩薩」之美稱。鸠摩羅什被姚興迎請至長安西明閣及逍遙園主持譯業，從學者叁千，長安一時之間成爲當時佛教的重鎮。與鸠摩羅什並列爲「中國四大譯師」之一的玄奘，在西行取經回國後，爲唐太宗、高宗所欽重，供養于大內，並先後敕住弘福寺、大慈恩寺、玉華宮寺等處，請其譯經，一時之間，也是俊彥翕從。像這些高僧大德在當時被尊爲國師，實則乃今之「國策顧問」，在法務倥偬，領衆熏修之余，還得不時跟隨帝王巡幸各處，其辛苦可想而知，若非深具菩薩悲願的「人間比丘」，何能行此難事！？
盡管「都市寺院」人文荟萃，衆僧聚集，但世間上也有這麼一群「蘭若比丘」，他們視法界爲家，以穹蒼爲屋頂，以大地爲床鋪，以鳥獸爲道侶，以林木爲良友。他們一心向往任性逍遙的悟道生活，因此紅塵世俗的一切，在他們看來，有如片雲點太虛，不值得在意。像梁朝的道超，獨處一房，屏絕賓侶，有人怪他屋子裏「蟲鳴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他卻潇灑地說：「時聞此聲，足代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續高僧傳》卷六，《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七二頁中－下)另如唐朝的左溪，「洗缽則群猿爭捧，誦經則衆禽交翔」(《佛祖統記》卷七，《大正藏》第四十九冊，第一八八頁上)，這麼美好的天地，也難怪他要幾次拒絕刺史邀約入城的美意了；而法常，不僅辭卻鹽官的招請，甚至唯恐行蹤再度外泄，將茅蓬又往深山遷移，留下一首意境超然的偈子：「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有余食；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古今禅藻集》卷七)你說他們不通情理，不曉事故嗎？但看晉代的僧群爲了保護獨木橋上一只折斷翅膀的野鴨，不惜在橋的那頭絕飲而終；隋代的智舜爲了挽救一只山雉的性命，割下自己的耳朵給獵人。他們不覺得自己是在犧牲奉獻，因爲他們已經和大自然的一切合而爲一了。
此外，還有另一類「人間比丘」，他們遠離都市，建立「山林寺院」，甚至一輩子影不出山，拒不付诏。他們看來好象是不問世事的「蘭若比丘」，實則懷抱遠大的理想，平日過著「六和敬」的群體生活，心心念念都是衆生，由于行持高潔，自然也吸引了一批有志之士，同來學習。著名者如禅宗四祖道信爲了接引學僧，在雙峰山開創道場，一住叁十載，從學者五百余衆。唐太宗曾叁次诏請入京，道信均以老辭。帝再遣使，謂若不起，將取首級。道信卻引頸就刃，神色俨然。五祖弘忍繼承道信的禅風，二十年不出山門，拒受皇帝的诏請。禅宗之所以能在長江流域奠定發展的基礎，道信和弘忍不慕榮利，默默培才的苦心功不可沒。
或曰僧人出家，雖愛教，但不愛國。在此暫不說他們淨化人心、安定社會的貢獻，但看曆史上，劉宋武帝西伐長安時，僧導不負重托，以身命保護其子之安全，使免于後顧之憂；唐太宗率軍征討王世充時，仰賴嵩山少林寺十叁位武僧下山助戰，才得以反敗爲勝(見〈賜少林寺柏谷莊禦書碑記〉)；安祿山叛變時，兩京板蕩，情勢危急，荊州開元寺的神會號召教界以發度牒來籌募款項，解決了軍資的問題；對日抗戰，政府西遷時，棲霞山的寂然成立難民收容所，許多將領均在此受到掩護；乃至太虛則組團宣揚國風，揭穿日本的虛僞宣傳，獲得英、美、錫、緬之支持，他們對抗戰大業，可謂助益良多……。
凡此均可看出，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佛教界裏挺身而出的，往往也是這許多敢作敢爲的「人間比丘」。有一句話說：「覆巢之下無完卵。」「出家」不是「出國」，愛國不分彼此，住在「山林寺院」或「都市寺院」的方外比丘，無論是「人間比丘」或「蘭若比丘」，都應該奉獻身心，爲國效力。
總之，不管是有爲有守的「人間比丘」，或滌盡俗塵的「蘭若比丘」，他們有獨立的人格，也有沖天的氣慨；他們有所爲，也有所不爲。他們的許多行徑往往出乎常人的肉眼凡心之外，必須要用另一種深邃的心思，方能體悟他們超然的境界。
雖說僧人有志一同，爲興隆聖教而攜手努力，乃人生一大樂事，但也會有因故生變而走離他鄉者，尤其「我執易消，法執難除」，即使證得阿羅漢果的比丘仍有法執余習，是以早在佛滅之初于王舍城七葉窟結集叁藏時，被公認爲「人間比丘」典範之一的富樓那，因與深具「蘭若比丘」性格的主事者──大迦葉在戒律上意見不同，僵持不下，轉而赴往他處弘法；後來阿育王在位時，因判定大天所提之「五事」爲合法，不同意之比丘悉皆遷往迦濕彌羅，自此僧團分裂爲大衆部及上座部，之後又繁衍出枝枝葉葉的二十部派，這也是「人間比丘」與「蘭若比丘」處事方式不同有以致之。
佛法流傳中土之初，由于中、印兩地風俗習性不同，在法執上所引致的沖突自然比較明顯些，例如傾向于「蘭若比丘」作風的佛馱跋陀羅遠從印度來華參與譯經，雖與鸠摩羅什也曾幾次促膝暢議佛法，但終因不習長安世俗，又與羅什門下的「人間比丘」思想不合，故而率領弟子慧觀等四十余人遠走廬山慧遠處，繼續未竟之譯業，但只住了一年就下山了，後又應劉裕之請，到建康的道場寺譯出《華嚴經》六十卷。于此可見僧人移居外地宣教，實大不易也，若無過人的毅力，難以完成悲願。因此對于那些前往海外弘法的僧侶，無論他們是「蘭若比丘」或是「人間比丘」，我們都應該予以禮敬，因爲若非他們攜手努力，法水哪能遍流十方，潤澤有情？
另如「什門四傑」中高居首位的道生，原本被劉宋武帝延至首都建康住錫佛法，因他「孤明先發，獨見忤衆」，首先宣揚「闡提人皆得成佛」之說，與當時譯出之經文不符，乃遭僧團擯逐，他悲憤之余，走投蘇州虎丘山建光寺，「旬日之中，學徒數百」，而且留下「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美談，不久「投迹廬山，銷影岩岫」，在此埋首博研經論。後來昙無谶所譯之《大般涅槃經》傳至南方，內容果如其說，大衆始對他的卓見歎服不已(以上見《高僧傳》卷七，《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叁六六頁下－叁六七頁上)。其實，姑不論道生慧解超人之處，即以其對真理的堅持，對弘法的熱忱，便令人欽佩不已！由上述的例子亦可得知，古來的高僧大德無論從「都市寺院」走入「山林寺院」，或從「山林寺院」赴往「都市寺院」，往往是爲了隨順當時的因緣，以便聖教的開展。
身爲「人間比丘」，不僅要具備「甯教老僧墮地獄，不拿佛法作人情」的精神與「言所當言，爲所當爲」的勇氣，有時也得善觀時變，委屈求全。像達摩從南天竺泛海來到中土，與出城躬迎的梁武帝話不投機，故而遠涉山海，來到魏地，另謀法緣，但「取相存見之流，乃生譏謗」(《楞伽師資記》，《大正藏》第八十五冊，第一二八五頁上)，甚至根據《曆代法寶記》卷一之說，他曾遭人毒害達六次之多。爲了找尋上善根器的徒衆來承接衣缽，他堅此百忍，終于，慧可前來受業。而慧可，爲了宣揚妙谛，也是…
《山林寺院與都市寺院─兼論蘭若比丘與人間比丘》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