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对于往后正信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西晋初年，洛阳一带造立寺塔者不少，达官显贵多有舍宅为寺者。根据《洛阳伽蓝记》里的统计，西晋末年虽乱事频仍，但永嘉年间的洛阳城里也有四十二座佛寺。至北魏孝文帝时，由于帝王崇佛，建寺风气鼎盛，洛阳一处的佛寺竟达一千三百六十七座之多，且一间比一间更为华丽，如其所述：「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剎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第九九九页上)《晋书》卷一四七则记载：姚秦时代，「﹝姚﹞兴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可见帝王影响力之大，外地来的僧人就有五千多众，推测当时位在长安的佛寺应该也是不少的。北朝如此，南朝佛教也很兴隆。根据《南史》，有「菩萨皇帝」之称的梁武帝由于虔诚事佛，光是都城建业(南京)一处，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万余人。于此亦可得知寺院与僧人在京城的多寡和主政者向佛与否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比丘尼僧团也在这段时期成立，不但个个戒行精峻，且活跃于京师都城，建立了不少「都市寺院」。西晋的净检尼是中国第一位比丘尼，出家后与二十四位比丘尼在建康宫城西门共建竹林寺；后赵的安令首尼从佛图澄及净检尼受戒之后，仿效净检尼，在都城洛阳建了一座建贤寺，后来随其披剃者达两百余人，所造精舍多达五十六座；前秦的智贤尼因志节高超，苻坚闻名，特地为她绣制袈裟，三年始成，而在她座下出家者有百余人；东晋的道馨尼，是第一位公开讲经的比丘尼，因遭嫉被人下毒，临终前说此乃业力所致，要人不必追究，说罢安详而亡，德操可见一斑；另如僧基尼、昙备尼、道容尼、明感尼、慧湛尼等在当时道誉隆盛，均为诸朝王室所钦敬，并为她们营建尼寺安居弘法。能上与诸王同座，下与众生同行，可见当时的比丘尼素质均齐，不让须眉，也应列于「人间比丘」之列，凡此都是佛教传来之初即能兴盛于中土的原因。
总之，「都市寺院」的兴起对于中土佛教的发展助益良多，已被大家所公认，而佛教最初传来时，住锡京师的僧尼本身戒行高超，诚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此外，历史上有不少高僧大德因德学兼具而被帝王迎入都城，乃至建寺供养。众鸟依大树而居，人也是如此，有贤僧住锡的地方，必能广招徕者，此即所谓的「人杰地灵」，这也是为何历来「都市寺院」繁兴，僧人也喜欢聚集都市的原因之一。像东晋‧道安因逃难而率众一路来到襄阳，十五年后被苻坚迎去长安，临行前命五百名弟子分散各地弘法，但到了长安五重寺之后，各地僧人闻名而来者竟有数千众之多，道誉感人若此，无怪乎有「印手菩萨」之美称。鸠摩罗什被姚兴迎请至长安西明阁及逍遥园主持译业，从学者三千，长安一时之间成为当时佛教的重镇。与鸠摩罗什并列为「中国四大译师」之一的玄奘，在西行取经回国后，为唐太宗、高宗所钦重，供养于大内，并先后敕住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寺等处，请其译经，一时之间，也是俊彦翕从。像这些高僧大德在当时被尊为国师，实则乃今之「国策顾问」，在法务倥偬，领众熏修之余，还得不时跟随帝王巡幸各处，其辛苦可想而知，若非深具菩萨悲愿的「人间比丘」，何能行此难事！？
尽管「都市寺院」人文荟萃，众僧聚集，但世间上也有这么一群「兰若比丘」，他们视法界为家，以穹苍为屋顶，以大地为床铺，以鸟兽为道侣，以林木为良友。他们一心向往任性逍遥的悟道生活，因此红尘世俗的一切，在他们看来，有如片云点太虚，不值得在意。像梁朝的道超，独处一房，屏绝宾侣，有人怪他屋子里「虫鸣聒耳，尘土埋膝，安能对此而无忤耶？」他却潇洒地说：「时闻此声，足代箫管；尘随风来，我未暇扫。」(《续高僧传》卷六，《大正藏》第五十册，第四七二页中－下)另如唐朝的左溪，「洗钵则群猿争捧，诵经则众禽交翔」(《佛祖统记》卷七，《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一八八页上)，这么美好的天地，也难怪他要几次拒绝刺史邀约入城的美意了；而法常，不仅辞却盐官的招请，甚至唯恐行踪再度外泄，将茅蓬又往深山迁移，留下一首意境超然的偈子：「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有余食；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古今禅藻集》卷七)你说他们不通情理，不晓事故吗？但看晋代的僧群为了保护独木桥上一只折断翅膀的野鸭，不惜在桥的那头绝饮而终；隋代的智舜为了挽救一只山雉的性命，割下自己的耳朵给猎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牺牲奉献，因为他们已经和大自然的一切合而为一了。
此外，还有另一类「人间比丘」，他们远离都市，建立「山林寺院」，甚至一辈子影不出山，拒不付诏。他们看来好象是不问世事的「兰若比丘」，实则怀抱远大的理想，平日过着「六和敬」的群体生活，心心念念都是众生，由于行持高洁，自然也吸引了一批有志之士，同来学习。著名者如禅宗四祖道信为了接引学僧，在双峰山开创道场，一住三十载，从学者五百余众。唐太宗曾三次诏请入京，道信均以老辞。帝再遣使，谓若不起，将取首级。道信却引颈就刃，神色俨然。五祖弘忍继承道信的禅风，二十年不出山门，拒受皇帝的诏请。禅宗之所以能在长江流域奠定发展的基础，道信和弘忍不慕荣利，默默培才的苦心功不可没。
或曰僧人出家，虽爱教，但不爱国。在此暂不说他们净化人心、安定社会的贡献，但看历史上，刘宋武帝西伐长安时，僧导不负重托，以身命保护其子之安全，使免于后顾之忧；唐太宗率军征讨王世充时，仰赖嵩山少林寺十三位武僧下山助战，才得以反败为胜(见〈赐少林寺柏谷庄御书碑记〉)；安禄山叛变时，两京板荡，情势危急，荆州开元寺的神会号召教界以发度牒来筹募款项，解决了军资的问题；对日抗战，政府西迁时，栖霞山的寂然成立难民收容所，许多将领均在此受到掩护；乃至太虚则组团宣扬国风，揭穿日本的虚伪宣传，获得英、美、锡、缅之支持，他们对抗战大业，可谓助益良多……。
凡此均可看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佛教界里挺身而出的，往往也是这许多敢作敢为的「人间比丘」。有一句话说：「覆巢之下无完卵。」「出家」不是「出国」，爱国不分彼此，住在「山林寺院」或「都市寺院」的方外比丘，无论是「人间比丘」或「兰若比丘」，都应该奉献身心，为国效力。
总之，不管是有为有守的「人间比丘」，或涤尽俗尘的「兰若比丘」，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也有冲天的气慨；他们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他们的许多行径往往出乎常人的肉眼凡心之外，必须要用另一种深邃的心思，方能体悟他们超然的境界。
虽说僧人有志一同，为兴隆圣教而携手努力，乃人生一大乐事，但也会有因故生变而走离他乡者，尤其「我执易消，法执难除」，即使证得阿罗汉果的比丘仍有法执余习，是以早在佛灭之初于王舍城七叶窟结集三藏时，被公认为「人间比丘」典范之一的富楼那，因与深具「兰若比丘」性格的主事者──大迦叶在戒律上意见不同，僵持不下，转而赴往他处弘法；后来阿育王在位时，因判定大天所提之「五事」为合法，不同意之比丘悉皆迁往迦湿弥罗，自此僧团分裂为大众部及上座部，之后又繁衍出枝枝叶叶的二十部派，这也是「人间比丘」与「兰若比丘」处事方式不同有以致之。
佛法流传中土之初，由于中、印两地风俗习性不同，在法执上所引致的冲突自然比较明显些，例如倾向于「兰若比丘」作风的佛驮跋陀罗远从印度来华参与译经，虽与鸠摩罗什也曾几次促膝畅议佛法，但终因不习长安世俗，又与罗什门下的「人间比丘」思想不合，故而率领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远走庐山慧远处，继续未竟之译业，但只住了一年就下山了，后又应刘裕之请，到建康的道场寺译出《华严经》六十卷。于此可见僧人移居外地宣教，实大不易也，若无过人的毅力，难以完成悲愿。因此对于那些前往海外弘法的僧侣，无论他们是「兰若比丘」或是「人间比丘」，我们都应该予以礼敬，因为若非他们携手努力，法水哪能遍流十方，润泽有情？
另如「什门四杰」中高居首位的道生，原本被刘宋武帝延至首都建康住锡佛法，因他「孤明先发，独见忤众」，首先宣扬「阐提人皆得成佛」之说，与当时译出之经文不符，乃遭僧团摈逐，他悲愤之余，走投苏州虎丘山建光寺，「旬日之中，学徒数百」，而且留下「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之美谈，不久「投迹庐山，销影岩岫」，在此埋首博研经论。后来昙无谶所译之《大般涅槃经》传至南方，内容果如其说，大众始对他的卓见叹服不已(以上见《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三六六页下－三六七页上)。其实，姑不论道生慧解超人之处，即以其对真理的坚持，对弘法的热忱，便令人钦佩不已！由上述的例子亦可得知，古来的高僧大德无论从「都市寺院」走入「山林寺院」，或从「山林寺院」赴往「都市寺院」，往往是为了随顺当时的因缘，以便圣教的开展。
身为「人间比丘」，不仅要具备「宁教老僧堕地狱，不拿佛法作人情」的精神与「言所当言，为所当为」的勇气，有时也得善观时变，委屈求全。像达摩从南天竺泛海来到中土，与出城躬迎的梁武帝话不投机，故而远涉山海，来到魏地，另谋法缘，但「取相存见之流，乃生讥谤」(《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八十五册，第一二八五页上)，甚至根据《历代法宝记》卷一之说，他曾遭人毒害达六次之多。为了找寻上善根器的徒众来承接衣钵，他坚此百忍，终于，慧可前来受业。而慧可，为了宣扬妙谛，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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