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未受敕額寺院，民間佛像、銅器皆交由官司鑄錢。總計被毀寺院有叁萬叁百叁十六所，大量佛像、鍾、磬等法器被鑄成通錢。
所幸「叁武一宗」的政治生命都非常短暫，他們的皇權頂多只有延續叁、五年不等，即刻就結束了，而且滅佛的帝王皆不得善終，此亦因果示人也！
根據《世界主要宗教》(田海華、陳麟書著)及《宗教福利》(王順民著)等書所說，天主教、基督教在西方的教堂，都是金碧輝煌，傳教士、修士也曾擁有財富，他們也曾遭受政治的迫害；但基本上西方的信徒們都承認天主教的組織，容許輝煌的教堂建築存在。而在中國，佛教因爲不懂從事福利事業，致與民間隔絕，不能走上社會跟全民融和，故而遭受各朝代的嫉恨，僧侶們也不能不切實的反省改進。
經過「叁武一宗」的教難，中國佛教到了明清，已經逐漸衰微。明太祖出身沙彌，知道宗教對社會大衆的影響力，令僧侶移居山林，嚴格禁止社會大衆擅入寺院，也禁止僧衆接觸信衆，以防止僧俗混淆之名，行壓抑佛教之實(《明太祖實錄》)。
元明清年間，更由于皇室多崇拜喇嘛教，對佛、道亦行打壓。甚至清朝法律更禁止婦女至寺院燒香供佛，僧衆不可以在街市中誦經托缽，這些政策都使得佛教一轉成爲山林佛教，遠離了群衆，對佛教發展造成莫大的傷害。
由于明清以來，佛教受外力逼往山林，許多僧侶也以爲出家即是「入山清修」、「了生脫死」，正如唐朝惟政禅師所說：「爲僧只合居岩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就是一種消極、避世的心理。
到了民初時，有些知識份子及政府官員誤解佛教，加上野心份子對廟産的觊觎，于是有假興學之名，行並吞寺産之實的強盜土匪行爲發生；許多寺院財産被侵占，僧尼被迫還俗，那裏像一個文明的國家？
民國以來有關教産被掠奪的事實，如：
西元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張之洞主張用全國寺院財産作爲興學辦教育之用，引起各地土豪劣紳藉辦學名義，公然並吞寺田，影響所及，軍隊、警察、各種團體亦一並侵占寺廟，而當時教界竟無力維護自身權益。後來幸有學者對此重視，如章太炎發表《告佛子書》，呼籲教徒應自辦學校，以迎頭趕上時代趨勢，並且忠告世人對佛教應加以保護發揚。
西元一九一二年，袁世凱頒布「管理寺廟條例」，企圖將全國佛教寺産納入社會公益事業。幸賴當時天童山寄禅法師等教內外人士發起設立「中華佛教總會」，共擬保護廟産對策。
西元一九叁○年，南京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再度提出廟産興學案，主張「打倒僧閥，解散僧衆，劃撥廟産，振興教育」，組織廟産興學促進委員會，消息傳來，教界嘩然，形成全國佛教徒的大團結。翌年，太虛大師撰「上國民會議代表諸公意見書」陳國民會議，表示抗議。同年，幸賴蔣介石因幼年與佛教的因緣，代表政府公布保護寺廟財産規定，廟産興學風波方告平息。
西元一九二七年，軍閥馮玉祥爲擴充武力，對勢力所在的河南、開封等地之大小寺院苛捐雜稅，以「打倒迷信」爲由，包圍相國寺，沒收寺院財産，搗毀佛像，改爲市場，于是千年佛寺毀于一旦。當地學閥地痞趁火打劫，沒收寺産作爲升官發財之路，如中土第一座佛寺－－白馬寺及達磨祖師面壁九年的少林寺，無一幸免；叁十萬僧尼，勒令還俗，寺院改爲救濟院，乃至成爲娛樂場所，宛如一群禽獸的世界，弱肉強食。後來馮玉祥在軍艦上火焚身死，近代人士終能對因果報應有所了解。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雖然曆經叁武一宗、太平天國、馮玉祥等的法難，卻遠不及文革時期對佛教的嚴重迫害，全國各地大寺，百年古剎叢林，乃至鄉間淳樸寺院，或拆或焚，或破或毀者，不知凡幾。所拆除的法物，或當燃料，或蓋廁所，唐宋寫經、木刻經卷、唐彩佛像，無一逃過劫難。僧侶或被迫還俗、勞改、鬥爭，乃至槍殺等，從東北各省到西藏，草木皆兵，風雲變色，有如置身地獄之中。可以說，由于嫉妒、誤解，造成了佛教史上多少的災難，實在是令人痛心！
除了來自外力的教難，造成對佛教莫大的傷害之外，僧團本身尋找其他的方法維生，甚至漸漸淪爲經忏道場，或者只作香火拜拜，以致不能真正發揮寺院教化的功能。像唐、宋之後，有的寺院靠著廣大的田産，以收租來維生，也有的寺院走上了朝山拜佛、接受信徒的維護。後來到了明清時期，佛教更是走上以經忏爲職業、以香火爲收入的窘境，這就讓佛教與文教事業愈走愈遠了。
當然，有心的古德們也提倡僧徒自己本身應該要有道德、學問、技能，如百丈禅師(七二○－八一四)提倡「農禅」的生活，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喊出「工禅」的宣言。數十年來，星雲也一直主張：僧侶可以做醫生、教誨師、心理谘商師、弘法師，比丘尼可以做護士、大中小學幼教的老師、家庭心理谘商的老師，或是藝術家、文學家、音樂家等，讓社會認同佛教擁有的經濟生活，都是靠著自己的能力所得，或者靠著自己的道德、學問，而獲得信徒的供養。
只是從明清直到民國，佛教經濟生活已經以經忏、香火、法會做爲主要的經濟來源。根據《大醒法師遺著》第叁二六頁記載，民國廿叁年八月廿五日，內政部曾下令取締盂蘭盆法會；同書第四四二頁記載，慈溪縣下令要征收經忏的稅捐等，可見政府已經看中佛教在法會經忏上的豐厚收入了。
其他全國各地，有些寺院在信徒心目中認爲有佛菩薩的靈感事迹，因此香火鼎盛，不斷地捐獻香油錢，致使各處的地方官員見了眼紅，例如四大名山、城隍廟、媽祖宮，都有政府強迫繳納稅捐的命令。
其實，政府也不要嫉妒佛教，即使是勞工的作業，也應該有權利維持自己的生活；僧侶以「弘法爲家務，利生爲事業」，何以獨不能享有正當的經濟生活呢？
一個政府到了嫉妒宗教的經濟富有，卻不想宗教的所有一切都是用在社會的福利上；政府如此淺見，這也是宗教界的一大悲哀。
不過說到「經忏佛事」，自從梁武帝(四六四－五四九)禮請寶志公禅師著述《梁皇寶忏》，唐朝悟達國師(八一一－八八叁)編述《慈悲叁昧水忏》，乃至宋朝敕修的《金山禦製水陸齋儀》，甚至瑜伽焰口、叁時系念的各種忏儀經本等，基本上此時中國佛教已經走上了「經忏葬儀」的佛教了。尤其到了清末民初，「經忏香火」更是普及全國，而且維系了絕大部份寺院的經濟生活。
「經忏佛事」到底利弊得失如何？如果站在宗教的立場，僧衆爲生者說法利衆，固然重要；爲亡者誦經超渡，也是需要。正如水陸儀規所說：「冥陽兩利」，能夠「生亡得度」也是宗教對人間的具體貢獻。
例如臺灣九二一震災之後，死亡二千余人，雖然棺木在旁，但是屍體如何搬入棺木之中？所幸佛光山雲水念佛車，在誦經念佛聲中，讓罹難者的屍體得以入殓，以安慰眷屬心靈，你能說經忏佛事沒有需要嗎？
甚至一般人家中有長輩往生，子孫沒有經驗，往往手足無措。此時如果有出家僧侶出面，爲其張羅佛事，家屬總是萬分感謝，因此得度者也不計其數。
再說，經忏的發展，其實一如托缽乞食，也是「財法二施」，彼此互利。不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總認爲經忏製度造成僧才人格的墮落，戕害了佛教文教事業的發展。舉例說，現在的社會，一位講經傳教的法師，往往不容易引起社會的重視，有時舉辦一場弘法大會，不但講者要自己張羅說法處、購買經本，甚至講經時也不容易集衆。反之，一場經忏佛事，爲人誦經超渡，不但受到喪家齋主的恭敬，而且能夠獲得相當豐厚的供養，所謂「會得香雲蓋，到處吃素菜」，所以衍生出青年僧寶甯可念經，卻不願講經弘法等諸多的弊病，這是應該引爲深思的地方。
總之，透過經忏法會，可以接引廣大的信衆接觸佛教，讓佛教得以走向信徒，對佛法的普及，也有許多的功勞。只是另一方面也造成多數僧侶們躲開困難的講經，而去牽就容易的誦經佛事，這就難免要遭受有識之士所垢病了。例如太虛大師的新僧教團、大醒法師、芝峰法師、文濤法師、常惺法師、覺斌法師、默如法師等，因爲他們不做經忏，所以才能弘法利生。
此外，上海的靜安寺、玉佛寺之佛學院的學生，每逢假期都要出外兼做經忏佛事，賺取零用金，才能維持讀書的生活；南京的棲霞寺、毗盧寺等佛學院學生，每年七月，也是必須借著假期外出趕七月，才能添置所需的衣物、書籍等。又如旅臺的煮雲法師(一九一九－一九八七)每每到一個小寺院趕一個七月下來，所得只能買得一條褲子而已。
擅長詩文繪畫，以詩僧自喻的曼殊大師(一八八八－一九一八)，在他的全集(小說集──斷鴻零雁記)裏便曾談到，自己年輕時也曾參與焰口佛事，只是他志行高遠，所以很快便離開趕經忏的應赴僧行列，後來更到南京歐陽竟無的支那內學院去教授英文了。
明代四大僧之一的憨山大師(一五四六－一六二叁)，當初也是一個做經忏的人，有一天，當他放完焰口歸家途中，走路的聲音驚動了一戶人家屋子裏的老夫婦，老太婆驚奇在半夜叁更還有什麼人走路，老頭兒回答說：「半夜叁更走路的，不是賊骨頭，就是經忏鬼。」把賊骨頭和經忏鬼看在一起，憨山大師認爲有辱自家身份，從此發願「甯在蒲團靜坐死，不作人間應赴僧。」
總之，中國的叢林佛寺之多，如揚州便有廿四家叢林，其他小形的寺院更是不計其數。在《洛陽伽藍記》裏便記載了許許多多的寺院，例如上海的海會寺、龍華寺，南京的毗盧寺、古林寺、雞鳴寺；甚至光是一個南京，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盡管道場很多，但是一旦不從事弘法利生的文教事業，或是以香火爲收入，就會失去了宗教化世的力量了。
相同的，一位青年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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