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列」、「亦摄思连真」等多人受封为国师(见《新元史》，释老传)。国师的迎立，必需先遣大臣颁珠字诏，仪式隆重，如同元首。
此外，胆巴受八思巴推荐入朝，号为金刚上师，圆寂后进号「帝师」；阿鲁浑萨理是维吾尔人，从八思巴学习，亦精通其他民族语言及汉文经史百家，曾官拜集贤学士及平章政事；沙罗巴，西域人，小时即礼八思巴为剃度师，精通藏文，并且担任八思巴及元世祖之间翻译；达益巴，亲近八思巴十三年学习，元武宗即位时，曾受召进朝问法，圆寂后，谥号为「佑圣国师」；迦鲁纳答思是维吾尔族人，通达佛理及各民族语言，元世祖命他跟从八思巴学习佛法及藏文，曾用维吾尔文翻译梵文和藏文经论；必兰纳识里，维吾尔族学者，精通佛教三藏及诸国语言，至顺二年(西元一三三一年)受封为「国师」。
国师的地位尊荣，不仅帝后、太子受教，大臣也会相继前往受戒。除了封国师外，喇嘛优异而受朝廷赐封勋爵者，亦达十余人，如教瓦班受封「翰林丞旨左丞相知枢密院事」、从吉祥受封「荣禄大夫司加禄大夫司徒」等(见《元史》〈本纪〉二十九、三十三、三十五)。
当时辅佐帝王朝政者有宰相耶律楚材，僧人刘秉忠等。据《元史》卷一四六载：「楚材自幼聪敏好学，涉猎群书，天文、地理、术数、律历、释老、医卜之术等无一不通。楚材二十七岁时，太祖成吉思汗攻袭金都燕京，风闻楚材名声，召来陪侍左右，做政治顾问，礼遇有加。其后成吉思汗讨伐西域，每有楚材参划，屡次上谏而使太祖终有大成。」
在《翰林学士王盘碑铭文》则详细记载刘秉忠的事迹，说他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名僧侣。世祖即位，从朝仪官制创订到元号更新，悉依其草案，厘订社稷大计。刘秉忠虽位居人臣，仍斋居素食，未忽僧行，并且以天下为己任，贡献元朝发展。最重要的是，刘秉忠将中国佛教灌输到异族帝王心中，汉族受惠无计，带给国家社会影响很大。
元朝宫廷相当重视佛事，如大婚、出行，无不受戒；或者启建法会，法会内容相当多，例如《元史》〈本纪〉二十九记载：泰定元年二月，修西番佛事于寿安寺；同卷又载：昭献元圣皇后忌，白修佛事，饭僧百万人。《元史》〈本纪〉十五提到：命思麻等七百余人作佛事于玉塔殿、寝殿、万寿山护国仁王寺四十五会等等。其它如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也都是元朝宫廷中常作的佛事。甚至，如元世祖、元裕宗、元仁宗、元成宗之后等，往生后，皆奉祀在喇嘛寺中。诸帝的谥号更以梵、藏文取名，以表示聪明、吉祥等意义。
整个元朝由朝廷兴建的佛寺达千五百所，如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城南寺、兴教寺、大崇国寺、大崇恩福元寺等等。根据《元史》各本纪中记载，当代由大内召宣所刊行的藏经多种，如元世祖刊大藏三十六藏；成宗刊河西吐蕃两体字藏经；仁宗命杭州刊经八藏；文宗命江浙刊经二十七藏，以泥金写经规模宏伟，空前盛况；其它还有金字藏经、梵文维摩经、西番字藏经、畏兀字无量寿佛经一千部等；其中以元世祖召集汉藏大德僧人编辑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最为著名，是研究西藏经典与汉译经典比较研究的重要文献。
到了明朝，喇嘛仍然受到相当的尊重。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曾经出家为汉僧，他深知元代因为崇尚喇嘛教，因此衍生出诸多的流弊，例如供养糜费，国库亏空等，但是他为了怀柔蒙古、西藏地区，还是一样给予喇嘛诸多的殊遇。
另一方面，由于朱元璋自己曾经当过和尚，他深知宗教凝聚群众的力量，所以为了强化对宗教的管理，一直想方设法，务要切断佛教与民众的连系。只是尽管他废除喇嘛教在内地中央的特权，最终还是没有削弱喇嘛教在汉地的重要地位。他不仅设西宁僧纲司，任喇嘛三刺为都纲，甚至在甘肃河州设置番汉二僧纲司，任用西藏僧人为僧官。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元朝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明太祖封「炽盛佛宝国师」；七年，八思巴的后代公哥列思八纳思监藏班藏卜入朝，亦被加封「国师」称号。
明成祖即位后，对喇嘛更加尊重。永乐元年(一四○三)曾派遣中官侯显进入西藏，迎请哈立麻喇嘛至南京，除了亲自前往慰问外，封他为「DB法王」，并且请他在南京灵谷寺启建法会；此外，当时在西藏弘法的宗喀巴派他的首座弟子释迦智到中土来，明成祖即封他为「大慈法王」，后来释迦智还当了永乐、宣德两代国师。
根据《明史会要》的记载，明成祖永乐时代所封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及十八灌顶国师。
后来的宪宗、孝宗、武宗三代，也都相当敬崇喇嘛，东来中土的西藏喇嘛，多给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的尊称。
因为元明王朝一直崇拜喇嘛，汉传各大乘宗派至此黯然失色，并且渐趋没落。直到清朝，大抵承袭明朝，连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相同(见《大清会典》卷七十一)。清皇室相当崇敬喇嘛教，顺治九年时(一六五二)达赖五世应世祖之邀入京，受朝廷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鄂济达赖喇嘛」，这也是西藏黄教取得中国政府认同之始，而成为正式的法王地位。
此外，《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建库伦，广敷黄教。」自此至干隆年间，哲布尊丹巴都受到清朝朝廷的重视和礼遇。
最著名的是雍正捐舍自己位在北京紫禁城内潜邸，设成喇嘛教本山的雍和宫，以表示对佛教的尊敬。
世宗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收辑古德禅语成为《御选语录》十九卷，世祖喜受参禅，并且以禅门宗匠自居。他曾召请憨璞性聪、玉林通琇及木陈道忞等禅师先后入京说法。另外还曾选点一千五百位僧人从玉林通琇受戒，并尊为国师，以表示他对汉人佛教的贡献。(见《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
此外，世宗也从章嘉活佛学禅，并言自己在禅方面的造诣多得力于章嘉，他曾赞叹章嘉是「乃真再来人，度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见《御选语录卷十八》)后又称赞他是「秉质灵异，符验显然；且其教法流行，徒众日广。」
干隆四十四年时(一七七九)，第六世班禅抵达北京，自干隆皇帝起，归依班禅为师，亲受佛教教义，宫中大臣、后妃、嫔妾、太监等，无不敬班禅如佛。
虽然从元到明清，朝廷崇佛如仪，遗憾的是，历代的喇嘛并未真正在佛法上引导帝王治国之道，只是一味地以密法来迎合帝王富贵欢乐的美梦，以致帝王被世间声色之娱所迷，朝纲不振，国势积弱，诚所谓「因地不正，果遭迂曲」。帝王信佛的出发心不正，本身之因已偏；帝师喇嘛又未能施之以佛法善缘，其它汉传宗派亦未能受到重视，难怪元朝历任皇帝的政权短暂，国祚不长，自是意料中事，又何足为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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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忏香火时期(满清民国时期)
教僧团经济生活的来源，在佛世时是靠托钵乞食，或者由信徒供养。这样的佛教生活，透过托钵跟信徒建立了相互的关系，信徒供养饮食，僧众给予说法，此即《金刚经》所谓的「财法二施，等无差别」。
但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到气候、风俗习惯的影响，托钵生活不容易实践，所以就建立寺庙，由信徒来供养僧侣的资生物用。供养的生活制度如果能够树立、健全，必能养成僧众人格道德的提升；否则僧众人格堕落，不易受到供养。
佛教初传时期，帝王宰官竞相建立佛寺，供养土地。由于历代官方捐建寺院，以及帝王护持，有的设立「无尽藏」，有的成立「僧祇户」，甚至有的供养大片的田园土地，使得佛教的经济生活无有忧虑。
然而，由于国家社会给予佛教的经济支援，使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增加了许多的困难与障碍。因为一般社会大众，尤其官僚体系的政治人物，总觉得僧侣应该有清贫的苦行，如果寺院建得庄严堂皇，生活过得与社会人士一样优渥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嫉妒，有的人就会批评，甚至南北朝魏、周时期所发生的「三武一宗」等教难，也是缘于佛教经济太富裕，因而引发危机。
根据《梁传》记载：北魏太武帝在太平真君六年(四四五)，下令诛杀长安僧侣，焚毁佛像，全国废佛。翌年，再度下令各地官员焚毁佛像、经籍，坑杀寺僧。幸有太子晃暗中相告，各地僧侣得以隐匿，免去劫难。然而北魏境内一切的佛像、经典，全遭破坏。这次事件在中国佛教史上，划下了第一道伤痕。
在《广弘明集》第八卷也记载着：北周武帝因听信道士张宾奏言「沙门身缠黑衣，于国不祥。」加上还俗沙门卫元嵩附和「沙门怠惰，多贪财食，不足为尚。」武帝于是在建德二年(五七三)下令所有的沙门、道士还俗；禁绝儒家以外的祭祀；官立或私立寺院一概拆除，还给王公作舍地；寺院财物尽充官府，废去四万寺院；三百万僧众还俗为军民，充作攻伐北齐的军容。
会昌五年(八四五)，唐武宗也下诏废佛。在《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加上改铸钟磬铜像为通钱、农具，此一空前浩劫，史称「会昌法难」，这是我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一次破佛事件。
继武宗毁佛事件百年之后，后周世宗在显德二年(九五五)断然实行废佛政策，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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