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列」、「亦攝思連真」等多人受封爲國師(見《新元史》，釋老傳)。國師的迎立，必需先遣大臣頒珠字诏，儀式隆重，如同元首。
此外，膽巴受八思巴推薦入朝，號爲金剛上師，圓寂後進號「帝師」；阿魯渾薩理是維吾爾人，從八思巴學習，亦精通其他民族語言及漢文經史百家，曾官拜集賢學士及平章政事；沙羅巴，西域人，小時即禮八思巴爲剃度師，精通藏文，並且擔任八思巴及元世祖之間翻譯；達益巴，親近八思巴十叁年學習，元武宗即位時，曾受召進朝問法，圓寂後，谥號爲「佑聖國師」；迦魯納答思是維吾爾族人，通達佛理及各民族語言，元世祖命他跟從八思巴學習佛法及藏文，曾用維吾爾文翻譯梵文和藏文經論；必蘭納識裏，維吾爾族學者，精通佛教叁藏及諸國語言，至順二年(西元一叁叁一年)受封爲「國師」。
國師的地位尊榮，不僅帝後、太子受教，大臣也會相繼前往受戒。除了封國師外，喇嘛優異而受朝廷賜封勳爵者，亦達十余人，如教瓦班受封「翰林丞旨左丞相知樞密院事」、從吉祥受封「榮祿大夫司加祿大夫司徒」等(見《元史》〈本紀〉二十九、叁十叁、叁十五)。
當時輔佐帝王朝政者有宰相耶律楚材，僧人劉秉忠等。據《元史》卷一四六載：「楚材自幼聰敏好學，涉獵群書，天文、地理、術數、律曆、釋老、醫蔔之術等無一不通。楚材二十七歲時，太祖成吉思汗攻襲金都燕京，風聞楚材名聲，召來陪侍左右，做政治顧問，禮遇有加。其後成吉思汗討伐西域，每有楚材參劃，屢次上谏而使太祖終有大成。」
在《翰林學士王盤碑銘文》則詳細記載劉秉忠的事迹，說他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名僧侶。世祖即位，從朝儀官製創訂到元號更新，悉依其草案，厘訂社稷大計。劉秉忠雖位居人臣，仍齋居素食，未忽僧行，並且以天下爲己任，貢獻元朝發展。最重要的是，劉秉忠將中國佛教灌輸到異族帝王心中，漢族受惠無計，帶給國家社會影響很大。
元朝宮廷相當重視佛事，如大婚、出行，無不受戒；或者啓建法會，法會內容相當多，例如《元史》〈本紀〉二十九記載：泰定元年二月，修西番佛事于壽安寺；同卷又載：昭獻元聖皇後忌，白修佛事，飯僧百萬人。《元史》〈本紀〉十五提到：命思麻等七百余人作佛事于玉塔殿、寢殿、萬壽山護國仁王寺四十五會等等。其它如祈雨、祈風、止雨、鎮雷、榮星、修疫、超度等，也都是元朝宮廷中常作的佛事。甚至，如元世祖、元裕宗、元仁宗、元成宗之後等，往生後，皆奉祀在喇嘛寺中。諸帝的谥號更以梵、藏文取名，以表示聰明、吉祥等意義。
整個元朝由朝廷興建的佛寺達千五百所，如大護國仁王寺、大聖壽萬安寺、城南寺、興教寺、大崇國寺、大崇恩福元寺等等。根據《元史》各本紀中記載，當代由大內召宣所刊行的藏經多種，如元世祖刊大藏叁十六藏；成宗刊河西吐蕃兩體字藏經；仁宗命杭州刊經八藏；文宗命江浙刊經二十七藏，以泥金寫經規模宏偉，空前盛況；其它還有金字藏經、梵文維摩經、西番字藏經、畏兀字無量壽佛經一千部等；其中以元世祖召集漢藏大德僧人編輯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最爲著名，是研究西藏經典與漢譯經典比較研究的重要文獻。
到了明朝，喇嘛仍然受到相當的尊重。明太祖朱元璋雖然曾經出家爲漢僧，他深知元代因爲崇尚喇嘛教，因此衍生出諸多的流弊，例如供養糜費，國庫虧空等，但是他爲了懷柔蒙古、西藏地區，還是一樣給予喇嘛諸多的殊遇。
另一方面，由于朱元璋自己曾經當過和尚，他深知宗教凝聚群衆的力量，所以爲了強化對宗教的管理，一直想方設法，務要切斷佛教與民衆的連系。只是盡管他廢除喇嘛教在內地中央的特權，最終還是沒有削弱喇嘛教在漢地的重要地位。他不僅設西甯僧綱司，任喇嘛叁刺爲都綱，甚至在甘肅河州設置番漢二僧綱司，任用西藏僧人爲僧官。洪武六年(一叁七叁)元朝帝師喃迦巴藏蔔入朝，明太祖封「熾盛佛寶國師」；七年，八思巴的後代公哥列思八納思監藏班藏蔔入朝，亦被加封「國師」稱號。
明成祖即位後，對喇嘛更加尊重。永樂元年(一四○叁)曾派遣中官侯顯進入西藏，迎請哈立麻喇嘛至南京，除了親自前往慰問外，封他爲「DB法王」，並且請他在南京靈谷寺啓建法會；此外，當時在西藏弘法的宗喀巴派他的首座弟子釋迦智到中土來，明成祖即封他爲「大慈法王」，後來釋迦智還當了永樂、宣德兩代國師。
根據《明史會要》的記載，明成祖永樂時代所封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頂國師及十八灌頂國師。
後來的憲宗、孝宗、武宗叁代，也都相當敬崇喇嘛，東來中土的西藏喇嘛，多給予「西天佛子」、「灌頂國師」的尊稱。
因爲元明王朝一直崇拜喇嘛，漢傳各大乘宗派至此黯然失色，並且漸趨沒落。直到清朝，大抵承襲明朝，連僧官的職別名稱，都和明代相同(見《大清會典》卷七十一)。清皇室相當崇敬喇嘛教，順治九年時(一六五二)達賴五世應世祖之邀入京，受朝廷冊封爲「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喇嘛」，這也是西藏黃教取得中國政府認同之始，而成爲正式的法王地位。
此外，《光緒大清會典事例》記載：「康熙叁十二年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大喇嘛，于喀爾喀建庫倫，廣敷黃教。」自此至幹隆年間，哲布尊丹巴都受到清朝朝廷的重視和禮遇。
最著名的是雍正捐舍自己位在北京紫禁城內潛邸，設成喇嘛教本山的雍和宮，以表示對佛教的尊敬。
世宗雍正曾自號圓明居士，收輯古德禅語成爲《禦選語錄》十九卷，世祖喜受參禅，並且以禅門宗匠自居。他曾召請憨璞性聰、玉林通琇及木陳道忞等禅師先後入京說法。另外還曾選點一千五百位僧人從玉林通琇受戒，並尊爲國師，以表示他對漢人佛教的貢獻。(見《普濟玉林國師語錄年譜》)
此外，世宗也從章嘉活佛學禅，並言自己在禅方面的造詣多得力于章嘉，他曾贊歎章嘉是「乃真再來人，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藩邸清閑，時接茶話者十余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見《禦選語錄卷十八》)後又稱贊他是「秉質靈異，符驗顯然；且其教法流行，徒衆日廣。」
幹隆四十四年時(一七七九)，第六世班禅抵達北京，自幹隆皇帝起，歸依班禅爲師，親受佛教教義，宮中大臣、後妃、嫔妾、太監等，無不敬班禅如佛。
雖然從元到明清，朝廷崇佛如儀，遺憾的是，曆代的喇嘛並未真正在佛法上引導帝王治國之道，只是一味地以密法來迎合帝王富貴歡樂的美夢，以致帝王被世間聲色之娛所迷，朝綱不振，國勢積弱，誠所謂「因地不正，果遭迂曲」。帝王信佛的出發心不正，本身之因已偏；帝師喇嘛又未能施之以佛法善緣，其它漢傳宗派亦未能受到重視，難怪元朝曆任皇帝的政權短暫，國祚不長，自是意料中事，又何足爲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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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忏香火時期(滿清民國時期)
教僧團經濟生活的來源，在佛世時是靠托缽乞食，或者由信徒供養。這樣的佛教生活，透過托缽跟信徒建立了相互的關系，信徒供養飲食，僧衆給予說法，此即《金剛經》所謂的「財法二施，等無差別」。
但是，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受到氣候、風俗習慣的影響，托缽生活不容易實踐，所以就建立寺廟，由信徒來供養僧侶的資生物用。供養的生活製度如果能夠樹立、健全，必能養成僧衆人格道德的提升；否則僧衆人格墮落，不易受到供養。
佛教初傳時期，帝王宰官競相建立佛寺，供養土地。由于曆代官方捐建寺院，以及帝王護持，有的設立「無盡藏」，有的成立「僧祇戶」，甚至有的供養大片的田園土地，使得佛教的經濟生活無有憂慮。
然而，由于國家社會給予佛教的經濟支援，使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也增加了許多的困難與障礙。因爲一般社會大衆，尤其官僚體系的政治人物，總覺得僧侶應該有清貧的苦行，如果寺院建得莊嚴堂皇，生活過得與社會人士一樣優渥的時候，有的人就會嫉妒，有的人就會批評，甚至南北朝魏、周時期所發生的「叁武一宗」等教難，也是緣于佛教經濟太富裕，因而引發危機。
根據《梁傳》記載：北魏太武帝在太平真君六年(四四五)，下令誅殺長安僧侶，焚毀佛像，全國廢佛。翌年，再度下令各地官員焚毀佛像、經籍，坑殺寺僧。幸有太子晃暗中相告，各地僧侶得以隱匿，免去劫難。然而北魏境內一切的佛像、經典，全遭破壞。這次事件在中國佛教史上，劃下了第一道傷痕。
在《廣弘明集》第八卷也記載著：北周武帝因聽信道士張賓奏言「沙門身纏黑衣，于國不祥。」加上還俗沙門衛元嵩附和「沙門怠惰，多貪財食，不足爲尚。」武帝于是在建德二年(五七叁)下令所有的沙門、道士還俗；禁絕儒家以外的祭祀；官立或私立寺院一概拆除，還給王公作舍地；寺院財物盡充官府，廢去四萬寺院；叁百萬僧衆還俗爲軍民，充作攻伐北齊的軍容。
會昌五年(八四五)，唐武宗也下诏廢佛。在《舊唐書》武宗本紀載：「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加上改鑄鍾磬銅像爲通錢、農具，此一空前浩劫，史稱「會昌法難」，這是我國佛教史上叁武一宗法難中，最大的一次破佛事件。
繼武宗毀佛事件百年之後，後周世宗在顯德二年(九五五)斷然實行廢佛政策，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不許創建寺院或蘭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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